【大紀元2012年08月29日訊】8月27日，我的故鄉湖南省邵陽市再次以一件惡性事件成為中國的新聞焦點。這天上午10時多，邵陽市自來水公司清泉大廈6樓會議室發生縱火案，造成3人死亡，4人燒傷。縱火者是公司內退職工石燕飛，因不滿公司未同意招收其第二個孩子（一個孩子已安排進公司工作），衝入會議室，對正在開會的公司黨委班子成員潑灑汽油並點火。石燕飛縱火後跳樓自殺未遂，送往醫院後死亡。

就業難，中國二三線城市的共同痛苦

如果將石燕飛的行為僅僅歸結於她個人性格比較極端，可能不會理解這一事件蘊含的社會意義。據我觀察，這一事件至少牽涉到兩根敏感的社會神經：第一，二三線中小城市的就業極其困難，社會底層看不到生活希望；第二，國企封閉性招工——即就業世襲，固然滿足了職工幹部的需求，但也容易養成職工對企業的過度依賴，引起新的矛盾衝突。

毋庸諱言，除了長三角與珠三角之外，中國大多省區的二三線城市都沒有甚麼像様的現代產業。這類城市除了政府部門能夠提供穩定體面的工作之外，供水、供電、煤氣等公共事業企業就屬於旱澇保收、收入福利相對穩定的好單位。在這一點上，邵陽市也沒有甚麼不同。在我記憶中，「文革」時期及改革最初十年，自來水公司在邵陽市級企業當中只算中等水平，規模小，盈利薄。我的熟人當中，凡家中有背景勢力的，全都進了當時在邵陽市的央企一紡機、二紡機、湘印機、新華印刷廠等。出身好但沒甚麼門道的平民子弟才會被安排進自來水公司等市級企業。但到了上世紀80年代後期，隨著其他國有企業的衰落，邵陽市自來水公司與電廠、煤氣公司等就成了收入穩定、福利好的企業，順理成章地也就成了當地官員安排親屬子女的重點企業。這些企業也很早就恢復了「文革」時期曾有過的頂替制度，即職工退休後，可以每家安排一個子弟頂替進廠，這一政策深受職工歡迎。

一個不起眼的自來水公司，在邵陽市竟然成為就業優選，這當然是邵陽市的經濟結構與人力資源狀況所決定的。據《邵陽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研究》提供的資料，邵陽市的工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根據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全市人口為792.76萬人，居全省首位；但人均GDP只有10,468元，排在湖南省14個城市的末位。

邵陽市的就業狀況在全國可能屬於中下水平：全市15～59週歲的勞動力年齡人口共計454.7萬人，除農林牧漁業有39萬人口就業之外，在製造業中就業的只有61,332人；其餘在批發零售餐飲、建築業、交通運輸等第三產業中就業的人口62,613人——撐死了往大裡說，在454.7萬勞動力年齡人口中，只有51.43萬就業（公務員未計算在內），這個數據表明，9個勞動力年齡人口中，有8個未能就業。在400多萬未就業人口中，只有少部份外出打工。但由於人口素質明顯偏低，大多為初中畢業，文盲人口達22.9萬，外出的就業層次也低，外出打工也只能在小煤窯、小磚窯與建築工地打工。

從就業結構就可以瞭解邵陽市的經濟結構又回到農業社會水平，與大明皇朝相比沒太大不同。瞭解這一點，就明白一個自來水公司的鐵飯碗，對於邵陽人來說是何等珍貴。這就是石燕飛縱火案的社會背景之一。

就業世襲：就業難倒逼出來的社會現象

再來看石燕飛縱火事件的另一背景，即中國國有企業的就業世襲現象。

就業世襲現象在文革後期曾出現過。當時知青下鄉已經難以為繼，造成嚴重的社會不滿。當時的國有企業為了幫助一些職工子弟就業，採取了頂替政策，即父母退休，子女可以等額進入父母所在單位工作。政府機關的做法稍加變通，即子女可以進政府機關，但是不屬於幹部編製，按工人待遇招工。在改革前20年，由於經濟發展處於上升通道，就業機會較多，「頂替」就業現象在全國範圍內基本消失。

但自本世紀初開始，全國就業形勢日漸艱困。所有社會成員為了就業，不得不憑藉家世背景等社會關係競爭。「官二代」可以依靠父母關係進黨政事業機關，富二代可以子承父業。在江西樂安這種就業機會稀缺的小城，2010年政府接待辦招幾個女服務員，競聘者卻全是當地局長甚至副市長的女兒。這時候，在朱鎔基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中起死回生並做大做強的許多國企，不僅開始解決一些下崗職工的再就業，也開始對本單位職工子弟實行照顧性安置就業——社會上將此稱之為「就業世襲」。邵陽市自來水廠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實行了這一照顧職工子弟的招工政策，但由於該廠規模實在太小，又要考慮安排各種關係戶，因此安置本廠職工子弟不能全部滿足職工要求。

失業問題是社會最深層次的不安定因素

以邵陽市這個中等城市的就業狀況為全國的樣本，具有典型性。我相信全中國有一半左右的中等城市與邵陽不相伯仲。這就涉及到一個大問題：中國的人口資源與就業難題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並非中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完全市場化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儘管現在許多國人已經懶得再思考這個問題，天天在嚷嚷中國人多生多育的合理性。

20世紀以來，就業問題輪番折磨過不少國家。希特勒的啤酒館政變成功，就是利用了當時德國失業工人太多且對社會嚴重不滿這一社會條件。20世紀70年代曾讓世界側目的意大利紅色旅，創始人與參加者主要是失業大學生；9∙11事件前後，阿拉伯原教旨主義中的「人肉炸彈」也多來自於失業大學生。2011年中東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究其深層原因，就是這些國家的青年人就業困難。在埃及、突尼斯與利比亞三國，失業人口都高達30%～40%。由於失業人口太多，麵包契約難以為繼，統治者無法安撫國民，那位突尼斯小販——失業大學生的自焚終於將這幾個國家的獨裁者寶座燒燬。

中國的失業問題相當嚴重。就以今年而言，珠三角地區的工廠紛紛關門搬遷，外企紛紛裁員，去年畢業的大學生還未被市場完全消化，新增的680萬又走向社會。安邦諮詢最近公佈的研究報告說：「失業危機不只出現在出口加工業這個重災區，整個製造業都有可能出現。最近一個跡象是，一向吃大鍋飯的國有企業也開始出現裁員的跡象。」

石燕飛的故事是一個普通人被生活逼成魔鬼的故事。在縱火之前，她只是中國千千萬萬母親當中非常普通的一位：早就內退，生活不寬裕，兩個孩子中的一個成了「啃老族」，卑微如塵埃的石燕飛對生活的全部希望就是兒子能夠自立。當她發現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單位拒絕為她的兩個兒子提供第二個工作機會時，她選擇了縱火殺人再自殺這條道路。

中國的真正問題在於：中國有千千萬萬個與石燕飛境況相同的母親，她們當中的任何一位，在某個場域中，都有可能成為石燕飛。

（《中國人權雙週刊》第86期 2012年8月24日—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