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8月02日訊】這幾日，中國大陸16歲的女子泳將葉詩文成為倫敦奧運會的焦點之一，不是因為她包辦了200與400公尺混合泳兩面金牌，而是在於她是以完全超人的速度刷新了奧運會記錄奪取金牌的。對於她非同尋常的表現，一些媒體記者、游泳運動員和教練提出了質疑，暗示其是服用禁藥所致。比如兼任女子世界游泳教練協會行政總監的美國資深教練雷納德就表示，從未見過有選手在世界級比賽有如此「難以置信」表現，他形容葉詩文像女超人，「但歷史顯示表現如超人，其後都被揭發服禁藥」。

對於外界的諸多質疑，中國官方給予了否認的回答，葉詩文的回應是：「我的成績來源於勤奮和訓練，不會使用任何禁藥，中國人是清白的。」「我們運動員只堅信一點，堅決反對興奮劑，堅決不用興奮劑。」

同諸多中國人一樣，我本能上願意相信葉詩文的卓越成績來自於其刻苦的訓練，來自於把運動員當成機器一樣的中共訓練體制。然而，在理性上，我必須要找到可以說服自己相信的理由，尤其是在有著東德舉國體制下服用興奮劑的前車之鑒，以及曾經爆出過不少中國運動員服用興奮劑的醜聞情況下。

而就在倫敦奧運會即將舉辦之際，曾經擔任過中國奧運會代表團首席隊醫的陳章浩，接受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採訪時披露，他在上個世紀70至90年代曾經在中國的50多名頂級運動員身上嚐試過使用包括霍爾蒙、血液興奮劑和類固醇在內的各種興奮劑，劉翔和姚明兩人都在各自職業生涯的關鍵時刻都曾找過他。此前，中國體操隊隊醫薛茵賢亦披露，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運動員使用違禁藥物是中國官方的政策，官方將之稱為「科學訓練」的一部份，。

據悉，當時陳章浩和薛茵賢在國家體委訓練局率領的醫學小組就是研究禁藥和生長激素的，「中國體育界的所有禁藥和生長激素，都出自陳章浩之手」。運動員必須接受這種做法，而他們常常並不知道自己被注射了甚麼，拒絕與當局合作的通常被排斥。

從兩名國家隊前隊醫的證言中，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至少到上個世紀90年代，運動員服用或「被服用」禁藥並非個別現象，而是中共官方默認的有意行為。那麼葉詩文說的「中國人是清白的」、「我們堅決不用興奮劑」有多少可信度呢？或許，如果葉詩文換成「我是清白的，我沒有服用興奮劑」的說辭會更讓人相信。

是誰讓葉詩文有如此膽量敢於為其他運動員打包票呢？一種可能是，她真的知道自己的確沒有用過任何違禁藥品，由己推之，自然想當然地認為其他人也不可能服用禁藥。這只能證明她的天真和無知。這方面她不妨請教上述兩位前隊醫。另一種可能是她是「被服用」了禁藥而不自知，因此才理直氣壯並為其他運動員叫屈。還有一種可能是她明明知道曾服用了某些藥品，比如某些中藥，但因不屬於已知的興奮劑的名單中，所以她也絲毫不認為自己違規。

那麼，是甚麼動力促使中國運動員「被服用」或主動服用某些有助於提高競賽成績的藥品呢？想必很多人都不會否認，中國的運動員絕大多數是根本享受不到競技體育的真正快樂的，因為他們訓練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奪得獎牌，為黨和國家爭光，當然自身的身價也會暴漲。基於這幾個目的，運動員們甚少有自主決定的權利，自然也包括吃甚麼東西、吃甚麼藥的權利。而為了取得上佳成績，為自己謀得更大利益，許多體育官員和教練更是不擇手段，運動員也只好無奈或主動地配合。

無疑，提高成績的最佳方式除了刻苦訓練、合理飲食外，服用有助於增加肌肉力量和促進紅細胞生長素的藥品也成了重要的輔助手段。事實上，運動員為了提高成績而服用類固醇是個全球性的問題。有專家稱，在所有的奧林匹克運動項目中，迄今還未聽說運動員服用雄性合成類固醇的，僅僅剩下乒乓球、男女花樣滑冰和女子體操等幾個少得可憐的項目。問題的關鍵是，如何防止服用的興奮劑被查出。

儘管隨著人類技術的發展，關於興奮劑的檢測越來越嚴格，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杜絕運動員服用興奮劑，因為興奮劑的發展永遠領先於反興奮劑發展，使用案例的下降並不代表興奮劑的消失。比如合成類固醇藥物被查出後，生長激素和紅細胞生長素開始被廣泛運用，在這兩種激素被確認後，又有新的無法查出的興奮劑出現。貓捉老鼠的遊戲就這樣不斷上演著。

記得知名媒體人李承鵬曾經說過：「我負責任地告訴大家，我所知道的中國冠軍，至少1/3是服過興奮劑的。也許實際數量遠遠超過我剛才所說的1/3。」因此，誰又能百分百地肯定參加倫敦奧運會的中國代表團的運動員是真正地清白？只能肯定地說，在目前興奮劑的檢測條件下，並沒有查出中國運動員葉詩文等服用任何違禁藥品。至少，在一切無法查證的前提下，我們可以保留懷疑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