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8月12日訊】我是大陸一位普通公民，今年八十多歲了，我雖然不願提及往事，但往事仍歷歷在目，擦不去抹不掉。解放前，我的父親在當地有八百多晌土地（十畝為一晌），這龐大的地產是祖祖輩輩血汗換來的，當時有一種方法叫跑馬占荒，即馬拖著繩子跑多遠就在多遠的範圍開荒，我的太爺和我的爺爺便用鎬一鎬一鎬的開墾，不知出了多少汗，挨了多少凍，祖輩辛勤的勞動積累了大片產業和財富。地多，收入也多。我爺爺便把這些土地租給佃農種，佃農們依賴土地生活，到時交租。生活富足安穩。

從我太爺到我爺爺生活都很節儉，有時連一雙鞋都捨不得買，也從不浪費。辛勤勞動，勤儉持家才使產業越來越大，非常富有。財大錢多我父親就經常濟貧，有來要飯的我父親都讓拿大袋子裝糧食，能裝多少就裝多少。我的父親善交際，重友情，從不欺負別人，對錢財不看重，和佃農關係非常好，那是真正相互依存共生的關係。家人和佃農和睦相處，是一種穩定，和諧，健康的，其樂融融的生活環境。

這種情況直到解放後發生了改變，共產黨鬥爭的火焰開始燒到我們家，要分田地，沒收財產，被逼無奈為了生存，我父親只好忍痛把土地賣出去，但後來仍被共產黨定為「經營地主」。在當時享有盛名的父親知道共產黨還要對地主們下黑手，又被迫變賣家產，只好一個人被逼逃離大陸，從此離開了自己妻兒老小，離開了祖輩生活過的那片熟悉的土地和父老鄉親，從此離開家鄉再無音信，從解放初期到現在不知流落在何方。而留下的一幫「地主崽子」也只能四處逃離，在運動中更被迫害的苦不堪言。由於成分不好有的不能與相愛的人在一起被逼自殺；有的由於地主崽子找不到工作被處處刁難，有工作也備受欺凌，姐妹們經常以淚洗面，長期的悲傷、壓抑、思念親人和過度的勞累，我們姐弟幾人有的身體傷害很大，疾病纏身，都一個一個離我而去。

接踵而來的苦難經歷使我不斷的問自己，是誰給我們造成的這麼多痛苦，我終於明白了，是共產黨，是共產黨，共產黨是坑人害人的總根源，是共產黨的鬥爭哲學和無休止的運動才使我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丟失土地，把我們一個個變成共產黨的奴隸任它們宰割，共產黨是真正的邪惡化身，只有解除共產黨人民才有好日子過，中國才有希望。

成分不好開始找不到工作，好容易找到了工作幹了會計也經常遭人陷害。1959年一個同事貪污了470元錢，硬是嫁禍到我的頭上，說成是我貪污的，因只有我成份不好，是他們陷害的最好對象。在沒有任何證據和未經調查核實的情況下，1959年1月我被帶到了公安局，我在公安局被非法關押了整整三年，後來看沒有任何罪名和根據實在沒法關押下去了，才在1962年把我放出來。出來得知不僅是表面誣陷，還有當地幹部因不拿介紹信我沒讓看帳而對我實施的報復，並利用監察部門的職能把我送到公安局的。在非法關押的三年時間裏，我被停發工資，家裏失去了生活來源，只好靠親戚接濟，這期間，我的一個兒子因有病無錢醫治而夭折了。共產黨搞的鬥爭哲學、唯成分論、體制下的官員濫用職權、公安局非法關押執法犯法等種種原因，不僅害了我父親，害了我們這些兒女，還害死了我的兒子，實際上整整害了我們家三代人。共產黨體制下生活的我們不僅承受失去親人傷痛，忍受物質上的損失，還要蒙受巨大的精神上的傷害，生活舉步維艱，悲慘不堪。

沒完沒了的運動，整人，各種不好的罪名也會隨時降臨到我頭上，記得我曾經給年輕人講了一段電影故事情節就被扣上了「青少年教唆犯」的罪名。我家族的興衰和我個人的悲慘命運還使我認識到這樣一個問題，共產黨不是讓人生活的怎樣幸福，而是只要它的存在會有無限的痛苦相伴隨，要使人幸福，美好自由，那首先必須要擺脫它的種種束縛，擺脫對它的恐懼心理，還事情的本來面目，從根本上認識它才能剷除它。

1998年，林業部門的負責人讓我去大興安嶺搞火燒木（大興安嶺火災後一些清理工作），讓我住到了政府招待所，這時我才知道，這只是個名義，實際上是讓我陪上面即中央來的人打麻將，並告訴我只許輸不許贏，後來我又知道了中央來的人是朱德的孫子，李鵬的兒子，他們來興安嶺弄油，當時石油相當緊張，他們不是來買，而是來要，不到十幾天用整列火車全拉走了，發到甚麼地方我不清楚，我對這些自上而下的腐敗弄假相當反感，所以讓我陪打麻將我不陪，不打，堅決拒絕了。我已經清楚知道共產黨那一套了。

以上是大陸一個普通公民在共產黨統治下的悲慘生活和點滴經歷。那種種心酸和苦痛是用言語難以表達的，是無法形容的，我們生活在這裡太苦了，被共產黨迫害得太慘了。

（責任編輯：鄭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