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7月09日訊】 現在有的人以明崇禎皇帝自盡後，江南還保持著比滿洲並不弱的軍事實力，而最後卻被滿洲徹底攻略，藉此來貶損大明時代的文化與制度，其實這個分析方向並不正確。

因為當時的南明雖然還保持著南京的政治體系，而整個王朝最高、最有組織力的北京政府卻因崇禎的自殺殉國而瓦解了，造成南明已沒有鎮定全局的最高權威。地域雖廣、經濟富庶，卻因失去最高的權威的統制與調遣，轉化不成迎擊滿洲的有效戰力，加上明軍的另一支主力以吳三桂為主的關寧鐵騎投降滿洲，整個南明組織不起強大的野戰軍，南明各派的軍隊雖多，但戰力不強，一觸即潰，滿洲軍兵員不多，但戰力甚強，特別是能發揮集團作戰的優勢，所以攻一路陷一路，攻一城失一城，以至南明徹底覆滅。

設想一下，如果當時的崇禎皇帝，能學晉宋南渡之故事，自然南明有了一個最高的權威，大明的法統、治統就還在，先與滿洲議和，吳三桂的野戰兵團絕不可能叛變，北方相對穩定後再號召天下效忠，穩定江南半壁，國家大事仍有所為。如宋高宗的當年的中興，而崇禎皇帝的條件似更強於宋高宗，一是本就主神器之合法帝王，有完整的文臣武將體系，二是敵方建制混亂、不過是一群急功見利鼠目寸光的草寇，只要能一擊而破之，他們的攻勢自然破碎，自然一敗再敗，而宋高宗卻沒有這些，只是一個落魄的王孫。

但南明最後還是徹底的覆滅了，或許有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根本的主體原因就是因為失去了以北京崇禎皇帝為中心的最高道德與統治理論的護持，使殘存的王朝沒有聚合力，形不成軍隊進行大破襲、大決戰的堅強的決戰能力，文臣雖多但不足以定一謀，兵將雖多但不堪決一戰，在滿洲軍隊堅銳的攻勢面前只是一塊大的豆腐，自然兵敗紛紛以至國滅。

從南明之敗滅，看當今傳「九評」促「三退」對解體中共邪教體系而論：

第一，是解體了中共所迷信的幾十年來能夠劫持著中國的最高勢的邪靈思想控制，使中共當局能夠繼續統治下去的信心發生根本性破產，這是第一個效應。

第二，是在中共最高權威所依附的邪靈思想控制解體後，中共統治結構的坍塌，沒有中共體系穩定的重心了，所以中共政權從上到下有一種降級化的表現——中央政府的權力被地方諸侯的權力架空，而地方諸侯的權力被更次一級的地方諸侯的權力架空，反過來說從下到上形成了一種反中共中央權威的「下克上」的逆向運動，而最後是否定中共的根本，這個效應一般人沒能看出來——以為中共還能在實現垂直的金字塔形態的控制，而中共社會在事實上已非如此，中共中央的威信對地方當局而論早就弱化了，這是第二個效應，而第二效應是在第一個效應發生後才出現的。

第三，是整個中共出現縱深性的分裂，中共固然一直存在著分裂與內鬥，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亂。「薄、王」事件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中共在以上之第一、第二效應後所出現的一個必然，現在的中共只有利益，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信仰上的因素來主導其行為，而其分裂之勢已遍布其一切，就軍事論，中共之所以不敢在南海與菲律賓、越南決戰，因為無法去預料在敵國成建制的真正攻擊面前——中共會現出原形，加劇中共的內外危機之際，說不定就一下如地震中的危房徹底地崩潰了，這是第三個效應，而這個效應也是在第一個效應發生之後，但與第二個效應是同時發生的。

第四，是在中共體系內因它已不可救的層層的分裂之勢出現一個分野——血債派與非血債派，這樣就把中共，作為一個反人類、反文明的邪教組織的具體作惡者與一般中共成員在具體作惡的這一線軸上分裂出來，弱化了中共的行惡能力，曝光了中共具體行惡的整個中樞系統，該效應是繼第二、第三效應發生之後發生的。

第五，是削去了中共進行自我加持的欺騙能力和偽裝能力，讓中共的作為大多是以它反人類、反文明、反宇宙的邪靈去行事，我們可以看到近幾年來中共的作為越來越只剩下了暴力與謊言，而它所用官吏的智商的嚴重退化，已經沒有正常的人的人倫、常識——所以種種「驚世之舉」屢出，讓世人更認清了中共的邪教、邪靈本質，所以現在的中共政府在絕大多數人心中的信用為負數，這連中共自己的官員都作如是觀 ，也就是絕對不信任，要不然哪有這麼多的裸官與天文數字的外逃資金？——這是第五個效應。

因此我常對朋友說，傳「九評」、促「三退」的作用就是讓中共失去了最高勢的加持惡黨的邪靈思想控制，於是就有了讓它從根本上解體的眾多的效應鏈，而我所觀察到的，只是其中幾個比較明顯的效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