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7月03日訊】[陳有西律師按語] 此文我前一晚上傳後，轉天中午點擊即達5萬餘人次。但是晚7時網友告文章突然被刪。查詢了網管，告是有關部門的要求。此文內容並無政治問題，只是說明了重慶特定時期的一種真相，人民有權利知道真相。全國轉發轉貼和下載保存的人已經很多，刪也已經沒有用。現將此文重新上傳。這個版本是許丹編輯過的，比我的原本更清晰。為保護她的網鏈接就不給出了。各位網友對此文可以保存一下。如果再被刪，我第三次就不上傳了。

[陳有西原按] 這篇13萬多言的回憶實錄，是重慶一位中層警察寫的。文章題目是我另幫助起的。我已經經過核實。他是重慶黑打內幕的見證者和記錄者。稿子是通過上海名記者楊海鵬轉我的。據說複印本在重慶警察內部早就流傳，有的人看後抱頭痛哭。我一直說，體制內不缺明白人。五毛一直質問我依據何在。年初我去重慶，蒙冤警察家屬向我哭訴時，我不客氣地質問她們，為甚麼要把希望寄托到我們幾個律師身上？你們自己為甚麼不揭露？你們的揭露比我們來說，更有說服力！沒有神仙皇帝，只有你們自己救自己！現在，一個警察發聲了。我期望麼寧、付鳴劍們也站出來說話。他們的故事會比警察故事更精彩。

（接上文）

（二）

重慶人，或者說中國人，甚至一些外國人都不會忘記二0一0年三月三十日發生在重慶江北愛丁堡的槍殺案。案發前，王勇帶領他的刑警隊員正在辦理一樁命案。接到指令後，他第一時間趕到了案發現場。

由於「6.30」案發生在王勇所在分局的轄區，又是重特大案，又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又在這之前該轄區還發生過兩起槍案未破，因此王勇感到壓力非同一般。但他沒有絲毫遲疑和畏懼，從接受任務開始就全身心投入其中。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們當天就掌握了案件中最主要人物的行蹤，第三天就在北京將其抓獲歸案。

從接手「6.30」案開始，王勇就感到有些氣氛不對勁，並且是從未有過的氣氛，究竟甚麼氣氛他說不清，但總覺得有些領導言行舉止怪怪的，不太正常，總覺得有一種無形的壓力向自己襲來。憑以往的經驗，他預料這案子還有其他甚麼色彩，或者即將發生甚麼不測。為此，他向隊員們提出了三個「安全」要求，即證據安全：保證證據的真實性、可靠性、完整性，經得起歷史、法律檢驗；嫌疑人安全：嚴禁任何形式的刑訊逼供，提高警惕，防止其自殘自傷和脫逃；個人安全：對得起職業、組織和良心，謹言慎行，不出任何事故。

在王勇的嚴格要求和嚴謹作風的影響下，通過縝密部署、果斷指揮，案偵按預定目標進展順利，不到一週時間，「6.30」就水落石出，與案件有關的涉案人員就悉數落網，並收繳了一大批贓物、贓款，其中還有作案所用的槍支。作為刑偵人員來講，這個時候應該感到非常欣慰和喜悅，會喝酒的，想來幾杯；會唱歌的，想吼幾句；會打牌的，想甩幾張。不過，更多的時候是想蒙頭睡個自然醒。但是，這一次出現了意外，不但他們的最低希望被剝奪了，而且還窩了一肚子氣。王勇認為，「6.30」案不過就是一樁見慣不驚的普通刑事案，沒任何特別之處。但他發現上層領導不同尋常地重視，幾乎每天都有最新指示，隔三差五就有上級機關的工作組前去督察、指導、過問，指示「6.30」案該如何辦？戰果如何擴大？嫌疑人如何打擊等等，並有具體規定，王勇納悶了：自己辦了幾十年的案，難道還不知道如何辦案？既然自己是白癡，派自己去負責幹嗎？於是他臉色有些陰沉了，話語有些隨便了，動作有些僵硬了。

於是他請教法制科的同事如何報送批捕材料。法制科的同事說他們不是法制科的，是政治處的，或者說是紀委的。

於是他對上級派來撰寫新聞稿的人感到震驚，因為來者說奉上峰指令，要把案子寫「血腥」一點，寫「恐怖」一些無法理喻。因為那案子怎麼樣，是由案子的本來面目，即事實決定的，不是寫出來的，更何況是新聞，更不能杜撰。

於是，他對王立軍說「6.30」案是「殺人公社」不解了，殺一人就成了「殺人公社，」那殺幾人，幾十人又是甚麼呢？

於是他對王立軍把與本案無關的證據累計到本案上，一切往團伙上靠，靠黑社會上靠，往政治上靠，以擴大戰果的指示有些含糊，因為以他所瞭解的法律知識，還未見過相關論述，也許那是博士生導師的知識層面，他一個警校生怎麼可能知曉呢？為此他感到非常自卑。

於是有一位從政法學院畢業來的年輕刑警對王勇說：「我們的法制建設這下算完了。」

於是他提起相機，去池塘邊把那一塵不染的荷花攝進了鏡頭。然後，他遙望著滿天流雲，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直到暮色蒼茫……

由於王勇正常情緒的流露而被不正常之人的理解，在「6.30」案還沒結束之時，他那專案組長的職務就被莫名其妙地給擼了。此時此刻，應該說領導還認為他是一棵「棋子」，還有可利用的價值。就把他「重用」去了萬州，明確指示他去「揭開萬州黑社會的蓋子」。繼「6.30」案之後，全市一夜之間成立了十四個打黑專案組，似乎重慶市遍地都是黑社會，不把他們抓起來，就有亡黨亡國之危險。王勇離開「6.30」打黑專案組之後，又馬不停蹄地到了萬州打黑專案組。不過，當時他還是有些許不悅的，同事們都為他報不平。但他只有那麼一「些許」，奔波在重慶刑偵戰線幾十年，破甚麼案都是破，甚麼人去破都是破，沒有必要多慮。

對於王勇來說，破案可謂輕車熟路，他到萬州不久就打開局面，並摧毀了兩個帶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在當時全市打黑專案組之中，應該是戰功顯赫的，他本人也感到非常滿意。但是，老王不滿意，老王從一些似是而非的舉報、隻言片語的傳說，以及主觀想像斷定：萬州的「水」很「深」，當地不但黑社會猖獗，而且在黨內、在公檢法、在政府機關內還有保護傘，有代言人！必須完全、徹底、及時揪出來。王勇感到為難了，因為他一方面對舉報內容進行了詳細查證甄別，另一方又通過暗中私訪，以及多年經營的「關係」調查，王所說的「黑社會保護傘」、「黨內代言人」純屬主觀臆斷，憑空想像，連「蓋子」都沒有，哪裏去「揭」呢？這不是估著雞公下蛋嗎？

你這雞公既然下不了蛋，還養著幹嗎？不如殺了吃肉。如果這樣也簡單了事，可老王不會簡而單之，他要「倒查」，要「追責」，要弄清楚你王勇為甚麼「揭」不開「蓋子」？你是否與黑社會同流合污，或者還有其他甚麼見不得天之事，說不定就是個黑老大—就這樣，王勇被我們敬愛的立軍局長想像成了文強的又一「金剛」而被打黑專案組秘密抓捕。一個堂堂的人警察察，一個堂堂的刑警隊長，一個堂堂的打黑專案組長，就這樣被自己的兄弟黑打了，並且這事就發生在朗朗乾坤之下！發生在號稱人民群眾安全感位居全國第一的重慶！試問：連執法者的人身安全，連人警察察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地方，安全從何談起？

（三）

王立軍到重慶始，指示凡抓人，皆戴上黑布罩，這不知是保護當事人的肖像權，還是怕暴露他們自己某些見不得人的勾當。王勇還是穿著警服的警察，還是堂堂刑警隊長，堂堂中共黨員，他們居然也給他戴黑布罩，還從監獄借來了刑椅。這種刑椅是監獄專為那些已經判了刑，被送至監獄實施改造期間，有逃跑、自殘、毆鬥和拒絕改造傾向的重刑犯使用的。但自購買之日起還從未使用過。可是，我們的打黑勇士們居然把它用在了自己的同志身上。

一位臨時負責人看見後覺得有些不妥，就暗示打黑勇士們要慎重。說：「王勇還是一位正式人警察察，你們怎麼可以用重刑呢？」打黑勇士們大多來自邊遠區縣的刑偵部門，多少也懂一點法律，也覺得有些過份，就向市局領導請示，結果得到的答覆是：「可以採取任何手段。」就這樣，一群高舉法律武器的執法人員用自己的行動使神聖的法律不再神聖，使莊嚴的法律不再莊嚴，使打黑變成了黑打，使一位從警近三十年，對公安事業有著執著追求的人警察察對人警察察這個職業產生了動搖，對敬愛的立軍局長徹底失望。

當初，王立軍到重慶不久就糾偏滅虛，就親臨一線指揮搶險，就坐出租車暗訪。王勇還為自己本家出了這樣一位局長而暗暗高興（曾為本家出了王洪文而抬不起頭）。後來王立軍在「3.19」案中瞎指揮、延誤戰機，還以為是個別現象，不足為奇，人一生哪有不做錯幾件事的。可是，現在他才發現這王立軍根本不是個東西。從表面看，他長得人模狗樣的，是位出色的實力派演員。有一次酒會上，一位長期跑公安的女記者趁敬酒之際問王立軍：「立軍局長，聽說因為打黑，您遭到了報復，妻女被害，情況屬實嗎？」王立軍稍一愣，馬上鎮靜起來，臉上頓時寫滿憂傷，然後默然離去，似乎不願提起內心的傷悲。其實，記者是故意詢問的，因為她昨天還見過王立軍的妻女，她早就知道那是網上的一條假信息。通過問話，曾採訪過多屆市公安局長的女記者得一個結論，王立軍人格有問題，太虛偽，太陰險，不如文強。從背後看，他是個陰謀家，他所謂的打黑，就是要把公安局原來的領導們全部弄下課，換成他的親信；把老闆、公司全部折騰一遍，通過威脅利誘，然後為他所用。王勇心裏算看明白了，但人卻被打黑勇士們打昏死了過去。當他醒來時，看到幾位手持刑具的打黑勇士們累倒在地。他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是：他們也是警察，他們怎麼會這樣對待警察呢？

打黑勇士們問了些甚麼，講了些甚麼，王勇幾乎不清楚了，因為他腦袋暴痛難忍，渾身肌肉火燒火辣，似乎用刀在剮割。但他記得一句話：「我們怎樣說，你就怎樣說；叫你如何寫，你就如何寫。」他矇矓地記得自己回答了甚麼問題，但至今為止他也不記得回答了甚麼問題。他還依稀記得自己的手被人強行拉去簽了字，按了手印。簽的甚麼，他也沒了印象，只是手拇指上還有褐色的印泥。但是，他心裏很清楚，他們在編造筆錄，在刑訊逼供，在私設監獄，在偽造證據，在踐踏法律！這都是辦案中嚴禁的呀！他們怎麼……這不是對國徽的侮辱嗎？

稍微清醒一點，王勇得出了一個結論：他們在自掘墳墓呀，他斷言：不出三年，以王立軍為首的這幫畜生就將自己把自己掩埋！沒想到他一語中的。

（四）

王勇出生於警察世家，父親幹警察到退休也不願解甲歸田，還返聘回去幹了四年。還有自己的表哥、表嫂也都是警察。父親幹了一輩子警察，直到退休之後才分到一套房子。那房子是父親六十年的心血，六十年的希望，六十年的回報，也是父親留給母親的養老金。為此，母親對它倍受加珍惜和呵護，然而，就連這唯一一點遺物，也保不住呀。

王勇被抓之後。王母想了七七四十九天也沒想清楚自己的兒子究竟在甚麼地方犯了糊塗。她清楚地記得，王勇從小開始就是一位拾金不昧的好孩子，他在上學路上哪怕拾到一顆紐扣也要交給老師。當警察之後更是嚴於律己，一塵不染，他父親偶爾還把單位分發的水果、餐巾紙之類帶回家，而從未見他往家裏帶過甚麼東西。母親覺得奇怪，記得有一次還問兒子單位為甚麼不發日用品。王勇回答說：「發了，都放單位大家共同享受了，這家裏哪樣都有，不缺那點。」

王勇當了快三十年警察，得了甚麼？連住房都是兄弟給的舊房子。妻子與他離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不把家當家，當成旅館，他愛工作、愛戰友超過了愛妻子。老母親想不通呀，她要把房子賣了，請律師為兒子打官司！哪怕傾家蕩產也要討個公道。但律師還沒聽完老人家的述說就逃跑了。王母覺得這重慶的天空好陰暗，好不正常，律師都不願打官司了，那不等於貓不願逮老鼠了嗎？

王母又把兒媳、孫女喊住一路，抱起王勇從警以來的一大堆立功勳章和各種獎狀、喜報，憤憤不平地去市公安局找王青天。她要問個明白，自己兒子犯了哪條王法。有人告訴她：公安局森嚴壁壘，連警察也不能隨便進出，你老百姓怎麼可能進得去呢？即使進去了，裡面還有幾道崗哨，也不能見到日理萬機的王大人。但老人家不相信，她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找自己的父母官怎麼可能找不到呢？於是她還是固執地去了。結果可想而知，她未能如願。不過，在好心人的指點和幫助下，她見到了信訪辦的工作人員。那天，值班的信訪工作人員有一男一女，他們還沒聽完王母的述說就雙雙淚流滿面，泣不成聲。但是，王母需要的不是同情和眼淚，而是真相！信訪工作人員告訴她們說：「局長不是甚麼人（她們是甚人？應該算是人民群眾吧。）都可以見的，見著也沒用。類似問題這幾年日漸增多，誰都知道是咋回事，但又不能說，更無力幫忙，希望理解。但是，一切都將大白於天下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耐心等著吧！」

等著？等多久？老態龍鍾的王母已經七十多歲了，她能無期限地等下去嗎？

裝著一肚子氣，老人離開了那傷心之地，蹣跚著步子回到了家。看著冷清孤寂的家，老人想到了甚麼呢？她想到了退黨！她發現現在的黨不像她入黨那會兒的黨了，她說她不願意把黨費拿去陷害自己的兒子。在母親眼裡，當時的毛主席就是黨。如今，王立軍就是黨。也許老人家的理解有些偏差，但她左看右看王立軍也不像什麼共產黨，反倒與土匪有些相似。

（待續）

（責任編輯：劉曉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