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7月27日訊】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隨時可以分清理論和現實。有些權利，在理論上擁有，在現實生活中就沒了；有些收入在理論上增加了，一進菜市場就發現買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論上站起來了，實際上還在那裏跪著。
當代中國是一個光怪陸離的所在，幾乎每天都會發生一些悲慘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數不清的礦難，那些結石嬰兒，那些校車事故、動車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樁樁強拆血拆，那一樁樁貪腐案件，那些因為躲貓貓、喝開水而慘死在監獄裡的囚犯，以及那些風起雲湧的群體性事件，我們可以確定，在未來幾年之內，這些事情不僅不會絕跡，相反他們會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現在我們面前。而這些事件大多指向一個原因，那就是沒有邊界沒有規則，也不受約束的政府權力。
這些年，我經常來香港，每次來我都會買一些時事政治雜誌，重點是看那些時事政治觀察家對大陸未來的預測和分析。在我看來，這些預測和分析都忽略了一點，就是中國大陸居民長期所受的教育形成的人格。
這些人格不僅影響了中國的今天，也必然會影響中國的未來。這些人格中的第一種我稱之為「麻木人格」。民眾被剝奪了大多數的權利和自由，僅剩的一點點也常認為是政府恩賜的，因為是恩賜的，所以被剝奪被侵害都屬正常。在強大的暴力之下，民眾不能反抗，也不敢反抗，於是就心甘情願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貧窮的生活，以及悲慘的命運。久而久之，很少人會去思考這種命運是否應該，是否公平，是否合理。
人要是被搶了，就餓著；被人打了，就忍著；自己的房屋被推倒，那就看著；老婆被捉去流產，那就哭著。人們低眉順眼地活著，不叫疼也不叫苦，閉著嘴躲貓貓，閉著嘴打醬油，閉著嘴做俯臥撐，連死都是閉著嘴死，這種種閉嘴都是因為一個前提：惹不起。
我們知道，如果你單獨面對的是一個流氓，你惹不起還能躲。但如果你面對的是一個流氓的制度，那麼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選擇就是改變它。
我曾經為麻木者畫過一幅畫像，沒人為他說話，他忍著，他看著，為他爭來權利了，他感謝命運，說：「嘿，該是我的就是我的」，沒爭過來甚麼，他就扮演先知，說：「早知沒甚麼用，你折騰甚麼呀？」為他說話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竊笑，說：「活該，讓你折騰。」
我講的第二種人格，可以稱之為「事實接受障礙」，因為長期的矇蔽，必然會降低整個社會的學習能力和認知水平，人們不願意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顯的事實，甚至不惜為謊言辯駁。在這個意義上，誠實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也是一個能力問題。
時至今日還有人在懷念文革，認為那是一個腐敗沒有平等的年代。所以我們看到，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紀念館，有各地的遊客絡繹不絕地排著隊去瞻仰膜拜他的遺體。我們看到在中國大陸的公共汽車、出租車、私家車中，有不少司機會把毛澤東的照片像神像一樣掛在車前，祈求他的保佑與庇護。
在兩個月之前，在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有過一場關於「大饑荒」的辯論。辯論的發起者是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的社長林治波，他認為在中國1959年到1962年的那場大饑荒壓根就沒發生過。而就是這個惡意的編造，這場辯論持續了大概半個多月，最保守的估計，有幾萬人參與了這場辯論。在這場辯論中，你可以很驚訝於其中的觀點和分歧，有那麼多人就認為大饑荒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只是一小撮壞人別有用心的編造；還有些人會認為饑荒確實發生過，但是是在極短的時間和極小的範圍之內，絕不可能有那麼多人餓死。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他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質疑，有人會問，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萬人坑在哪裏？有人會問，這麼大的災難，為甚麼從來沒見報紙和電視報導過，有人會問，既然中國曾餓死了那麼多人，那麼中國為甚麼還要實行計劃生育，另外有一些人會問，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請問你家裏餓死了幾個，有人會實際證明，我的家鄉雖然也很貧窮，從來沒聽說過有人還被餓死的。這些質問的固然是很荒謬，但是最荒謬的還是最後一個問題，有人問，既然他們沒飯吃，為甚麼還不吃肉。
第三種人格可以稱之為「奴僕人格」。正如魯迅所言，在中國歷史上其實沒有那麼多時代，只有兩個時代，就是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古代的奴隸忠於皇帝，忠於朝廷，而現在的奴隸大多認為自己不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於集體，忠於國家忠於黨，但是很少提到忠於自己。這種人會把政府視作是至高無上的存在，任何批評政府的人為被他們視為天敵。他們往往會自認為是愛國者，一切事情都必須是跟愛國這兩個字發生關係才有意義：他們學習是為了國家，他們工作是為了國家，他們鍛練身體是為了國家，他們保護視力也是為了國家，甚至連衣食住行跟性愛也都是為了國家。為了所謂的國家利益，其實他們所說的國家利益常常都是政府利益，黨派利益和少數人的利益，為了這所謂的國家利益，有許多人都隨時準備捐軀。
在最近發生的釣魚島事件或黃巖島事件的領土爭端中，你會發現有那麼多人會說：「如果要去死的話，我願意去死」。其實事情還沒那麼嚴重，在正常的國家，民主自由和人權鬥士是不錯的詞，但在他們眼中，這些都是帝國主義的陰謀。這樣的奴僕人格，如果加上長期的仇恨教育，就會變得極為得乖張暴戾，成為所謂的「暴徒人格」。
在這些暴徒看來，世界上大多數的媒體都是反華媒體，一切人權組織都是反華勢力，任何異議人士都是西奴、漢奸、賣國賊。一個中國女人如果嫁給了外國人，那就是恥辱，相反，如果一個中國男人找了一個外國女人而如果是外國妓女那就是最好，他們就認為這是為國家報了仇。我不只一次聽這些愛國憤青們描述他們的理想，說「發財之後必去日本，去了日本一定要找日本妓女。然後把國仇家恨、百年恥辱、滿腔怒火全部發洩到她們身上，直至精盡人亡」。
這些人會公開鼓吹戰爭，會經常叫囔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中美之間必有一戰。其潛台詞不言而喻，就「是即使你不來打我，我也會要打你」。甚至有人會公開談論用民航客機運送原子彈，然後運到日本引爆。你可以在谷歌上或者是內地用的搜索引擎百度上，輸入幾個字「原子彈炸東京」，看看會出來多少結果，同上述的話語和表現中，你們很容易就聽到殘忍的意味。
在本質意義上，現在的這群愛國憤青跟半個世紀前的紅衛兵是一個團體，沒有本質的區別：他們同樣地盲目，也同樣地憤怒，有著殘忍的面孔和志向，而且極不穩定。在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這種傾向都應該被視為危險的事物，但是在中國大陸，政府長期縱容和玩弄他們的憤怒，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年，有幾個合法的反外遊行大都以這群人為主體，這其實就是在玩火，如果條件時機成熟，這團火焰足以摧毀一切。
第四種我稱之為「委屈人格」。對許多人而言，中國大陸的生活都是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在這裡，法律常常形同虛設，權力隨時都有可能越軌。在守法和違法之間，幾乎沒有甚麼界限。幾乎每家公司都在偷稅，幾乎每個人都有不檢點的言行。不查，個個都是孔繁森，一查，個個都是王寶森。這話其實不僅僅適用於官員，也適用於平民。
一家小店的慘淡經營當中，有許多部門和機構都會對它發生直接的作用，工商、稅務、消防、治安、衛生防疫，任何一種權利都有可能讓它關門，任何一次代辦都有可能面臨滅頂之災。在這種不安全的驅使之下，人們大多沒有長期計劃，只著眼於眼前利益。在官場在商場在私人利益當中，出現了大量的唯利是圖、背信棄義的行為。官員拚命地撈錢，商人不擇手段地牟利，一旦賺足了錢，他們就迫不及待地轉移財產，甚至是拚命地揮霍，感覺像是我老家的一句諺語，「被大火燒掉的明天」。
這種不安全感還是本來躁動的人群更加躁動，我們在這中國內地坐飛機，常常會有這樣一種感覺。在飛機上，常常會看到這樣一個景象，飛機還沒有停穩，立即就有人站起來打開行李箱，把自己的行李抓在手中。開車走在路上，只要前方有一個車身的空隙，就會有其他車輛不顧死活地擠到前面去。只要在排隊，就總是有人走捷徑，鑽空當，破壞規則。
這種不安全同時也加劇了人際關係的緊張，人們之間很少會有彼此信任、徹底敞開心懷的情況，通常的情況是互相戒備互相猜疑甚至是互相仇恨。「一人有難八方支援」，在很多時候都是個神話，更多的情況是，一人有難，眾人圍觀，甚至是一人有難，誰都不管。
以上種種人格其中有個人素質的原因，更多的還是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長期的奴性教育，黨性教育以及仇恨教育之下，人們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記了自己最最重要的屬性——人。我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別的甚麼；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會擔當，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但可悲的是，在中國大陸，有很多人一直活到死都不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