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6月08日訊】康熙大帝在位六十年間，每年都有減免國稅，扶助災民的政策。蠲免天下錢糧共計五百四十五次，折合白銀高達一億五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國家每年兩千萬至三千萬兩財政收入的五至七倍。——題記
從1989年上台後，江澤民在位時期的經濟政策180度的逆轉了中共八十年代開始的經濟改革的方向。八十年代，農村的生產力得到了解放，成為農業的黃金時期；而九十年代卻出現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危機。八十年代應運而生了鄉鎮企業，政府鼓勵扶持私營企業的發展；到了九十年代，改革重點轉向城市，壓制了農村的鄉鎮企業。而國營企業改革幾經周折，最後形成了大型國企壟斷包括銀行業在內的各大支柱行業的局面，而民營企業無論在資金還是政策環境上都無法望國企之項背，只能處於「小媳婦」的地位。1994、1995年分稅制改革後，地方政府為了增加收入而大力推行土地財政，進一步刺激了圈地運動和房產經濟。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後，外商在中國的投資連年大幅度增長，中國以低人權「優勢」，成為全球低端產品的製造中心；同時產生了經濟增長嚴重依賴高投資和高外貿，而國內市場相對萎縮的怪象。
所有這些都在江在位時形成，卻沒有因江的下台而改變。原因之一在於2002年卸任中共總書記之後，江仍然滯留軍委主席職位至2004年。從2002年至今，雖然胡錦濤為總書記，但每一屆政治局常委的九人中有大半人馬還是江系人物。這些人及其附屬集團牢牢把持著黨、政、軍、地方的重要位置，延續著江在位時期的政治經濟路線。原因之二在於江時期的經濟政策的直接產生了一大批既得利益階層，它們受益於國企壟斷，受益於圈地運動和房產經濟，也受益於外商投資。它們自然不願改變這樣的發展現狀。
不僅如此，由於江時期的經濟政策的出發點是維護極少數人的利益，其手段無視社會的基本正義，無視子孫的長遠利益，破壞性的消耗中國的資源。在追逐物質利益中放棄了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為了短期的表面繁榮摧毀了社會的道德基礎。到胡錦濤上台後，這種不可持續而風險極大的發展模式表現為四處頻發的社會經濟危機，迫使下一屆政府疲於被動的應付危機而無力改變現狀。時至今天，中國的經濟仍然無可奈何的繼承著江時期留下的攤子。
第一節 「保八」政策
2008年，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中共於11月5日推出四萬億人民幣財政及貨幣刺激計劃，並開始迅速實施鋼鐵、汽車、船舶、石化、紡織、輕工、有色金屬、裝備製造和電子信息、物流這十大產業振興規劃。
在西方，因為2009年中國經濟的「出色」表現，一時間讚美之詞不絕於耳；有些西方人士甚至心馳神往產生了對中共專制極權的嚮往。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2010年11月16日發表的題為《新興的中國模式對其他國家來說優劣並存》的文章中說：
「中國崛起取得了如此輝煌的勝利，以至於現在受到考驗的不是北京的體制，而是我們的體制。中國成為強有力的替代模式和一種挑戰，甚至讓西方國家以及我們有關民主自由怡然自得的想法相形見絀。」
可是，海量的財政及貨幣刺激計劃換來的增長卻是有短期和長期代價的。
2008年底，中國政府推出兩年4萬億元人民幣的刺激計劃，與之配套的是大頻度降息和增加銀行體系流動性。2009年新增貸款9.59萬億元人民幣，2010年新增貸款7.58萬億元人民幣。於此同時，因為房地產對經濟發展具有拉動效應和波及效應，2008年年末中共國務院再次強調房地產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中國經濟早已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這些海量資金很大一部份就順理承章地通過國有企業投到了房地產業中去了，不斷有國有企業見報成為地王，引起了不斷膨脹的房地產泡沫。
同時，由於財政撥款和信貸資金主要流入了各級政府和國有大企業，以及擁有國家項目的企業。已經產能過剩的鐵路、公路和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成為主要的投資方向。這些資金極可能成為國有銀行的呆帳壞帳的隱患。同時，由於沒有合法的民間融資機構存在，民營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房地產企業只能通過地下錢莊以高利貸的方式取得資金，甚至利用各種巧借名目的投資協議從資金充裕的國有大企業得到高利貸，高利貸利息高達30%、40%甚至100%的年利息水平。而這些資金完全不在正常的銀行系統之中操作，無法實施有效的金融監管，使得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失去效力；銀行系統放貸風險管理失調，壞債風險大增。而超量貨幣發行所帶來的通貨膨脹的危機將再一次成為一柄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政權合法性的恐懼
中國政府在推出財政貨幣刺激計劃時，未必沒有看到其同時會帶來的對中國經濟系統的傷害。不顧惜代價的海量資金刺激經濟反映出對經濟萎縮的一種極大的恐懼心理。
要理解這種恐懼心理，要理解中共保八政策的來由，就不得不談到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問題。
中共在1949年後近三十年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意識形態上的破產，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並失去了執政的合法性。鄧小平就曾在1980年對美籍華人朱傳矩先生說「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啊！」「我們必須向中國人民還債」。然而，在意識形態破產後，造孽太深的中共是不可能有道義上的勇氣真正地改弦更張的，而只是在堅持政治高壓以維持其專制權力的同時，在文革以後，開始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法制方面的改良以圖自救，試圖通過經濟發展的方式來換取民眾的政治服從、從而維護一黨專制。這就是人們所稱的中共的政績合法性策略。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佈改革開放方針，開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以向一定程度的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方法為被計劃經濟體制扭曲了的中國經濟鬆綁.但是隨著1989年江澤民的上台，中共的改良自救被他徹底葬送了。經濟體制改革完全停止，尚未啟動的政治改革從此完全消失了蹤影。
惡性循環中的執政困境
倉促上台、無權力基礎的江澤民正是遵循希特勒的教誨，以放手腐敗為策略，用共同犯罪來建立和捆綁自己的權力基礎的：變「發展是硬道理」的市場經濟改革為「官商主義」的經濟模式，以變官為商的方式迅速形成利益集團來得到貪官群體的擁護，而各級官員也都是理想缺失，沒有任何正義可言，迅速地造成了江氏腐敗體制權力上的膨脹和經錢上的暴發「奇觀」。就這樣，腐敗這個毒瘤不斷加劇，迅速瀰漫到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
與此同時，江氏腐敗體制的產生與漫延，不可避免地進一步深化了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危機；不想且不能改正錯誤而又要專制獨裁，堅持政治高壓、極端地維穩，也就成為惡性循環中的自然選擇了；鄧小平的「穩定壓倒一切」也被江澤民的「將一切政治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所替代。在這一過程中，任何政治異見（包括被江澤民和中共認為有可能在將來成為挑戰力量的團體和個人）都受到了殘酷無情的極端迫害，政治體制被畸形扭曲，法律尊嚴被無情的踐踏，不受制約的專制權力不斷擴大，還不必要的消耗了大量的國力。
就這樣，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不但成為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唯一籌碼，而且成為江氏腐敗性體制的物質基礎。只有經濟持續增長才有可能給體制性腐敗繼續創造條件、提供方便；只有經濟持續增長才有可能給極端的維穩提供資金以及藉口。而且，以貪腐權力為中心的各個利益集團「雁過拔毛」的運作方式，以及極端維穩的經濟負荷，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剛性要求；一旦經濟增長不能保持在8%以上，首先受到衝擊的是實體經濟，經濟嚴重蕭條，失業大增，執政合法性不保。這就是剛性的「保八」政策的真正由來。
退無可退的「人造增長」
從事實上看，從中共應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不是由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過程中由於釋放了人的本性，在市場調節之下的自發現象，而是在一個仍然是經濟權高度集中的，由政府行政力量導控的「人造增長」。
這樣的「人造增長」在歷史上也不是沒有先例，前蘇聯戰後的高增長就與其頗為相似。從1950-1984年，前蘇聯國民收入和工業總產值分別增長了9.9倍和14倍，經濟增長速度快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從1951-1980年間，前蘇聯國民收入和工業總產值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是7.4%和8.7%，明顯高於同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4.0%和4.6%的發展速度。到1985年蘇聯工業總產值已達到美國的80％。從經濟實力看，這時的蘇聯已從取得政權初期的世界第五位、歐洲第四位，躍居為世界第二位、歐洲第一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超級大國。勃列日涅夫時期，民眾生活水平有較大提高。基本上無失業，政府提供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房租非常便宜，每月只需幾盧布，其中還包括了供熱費、電話費和水費。很多人都能外出渡假。物價普遍較低。但這一切，都建築在政治強制、超高積累和資源高消耗基礎之上。
與前蘇聯不同的是，中共政府放開了商品市場，同時引入了許多市場經濟的手段，如股市，一定程度上容許私人經濟，這往往給西方觀察家產生錯覺。但是比前蘇聯更甚的是放手腐敗後使得經濟被逼迫得不得不在高速上運轉，這就使政府的行為愈髮帶有短期性。
在2008年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許多國家的政府都通過財政或貨幣政策來調節經濟，使其儘量少的受衰退的影響。但是這些政策的使用都有一定的限度，因為許多政策在短期內可以刺激經濟增長，但是同時會有長遠的負面作用。比如大量發行貨幣，雖然可以一時間增加投資和消費，使經濟短期內不會回落，但是將由此產生政府赤字上升，通貨膨脹等難以駕馭的問題。作為對付危機的第一波反應，中共2008年11月的4萬億人民幣和2009年2月美國奧巴馬政府簽發的近8000億美元的救市資金旗鼓相當，可是中國經濟的總量不到美國的一半，而美國還是危機的發源地。按經濟總量的比例算，這種做法顯然是無視本國經濟體系健康的飲鴆止渴，但是在腐敗和維穩的需求之下，這樣的反應就可以理解了。
嚴格的說，這種剛性的高速增長不是中共的一貫的執政思路。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還只是一般意義上的以經濟增長換取執政合法性，並沒有走到必須年年保持高速增長的極端。是江澤民上台後，再一次突破了道德的底線，為了換取官員的支持而打開了腐敗的閘門，由此把中國經濟逼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
而在這個所謂的「發展」過程中，江氏政權為了追逐物質利益而無視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為了短期的表面繁榮摧毀了社會的物質和人文基礎，祭出了文明時代的野蠻「發展」模式。
第二節 血汗工廠
江上台後的經濟高增長主要是靠把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向歐美市場低價傾銷產品。
低廉的勞動力
可惜把中國變成世界工廠靠的不是如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和現代的日本所擁有的世界領先的技術和效率，而是低廉的勞動力。這種情況下所謂出口導向其實就是把本國勞動力作為最主要的資源在國際市場上換硬通貨。這個世界工廠出口的產品看上去是鞋子，衣服，玩具，包括所謂科技產品，實際上出口的是中國的勞動力，雖然工人們身在中國。
2009年2月，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發佈了一份60頁的報告，曝光了中國東莞的一家「血汗工廠」。該工廠名為美泰，為微軟、聯想、戴爾、IBM和惠普等公司生產鍵盤和其它零部件。報告描述該廠兩千名年輕女工的境遇如下：【1】
在以每小時流過五百個電腦鍵盤的流水線前面，工人們坐在硬板凳上一天坐12個小時，每週工作7天，每個月只放兩天的假。工人每1.1秒鐘就要往鍵盤上安裝一個按鍵，這樣的動作每小時要重複3，250，每天35，750次，每週250，250，每星期超過100萬次。
每安裝一個按鍵，工人得到的收入是一美分的50分之一。
工人們不能說話，聽音樂，甚至抬頭。她們必須「定期剪指甲」，否則將被罰款。
工人們必須熬到休息時間才可以上廁所。工廠保安負責監視工人，工人不准把手放在口袋裡，離廠時要被搜身檢查。
加班是必須的，工人們一星期在工廠裡要呆87個小時。工人的小時工資中有19%被廠方騙走了，實際拿到手裡的工資是每小時41美分。
十到十二名工人擠在一間宿舍裡，睡的是上下鋪的鐵床，只有一塊布遮擋個人隱私。工人們洗澡用的是小的塑料桶，用熱水必須要走好幾層樓。
工人們一星期有四天不能離開工廠，甚至不允許到外面散步。中國提供大量的出口補貼。在2008年，美國和中國在高技術產品貿易的逆差達740億美元。由於中國的低工資和壓搾勞工權利，1400萬的電子產品組裝的工作機會離開了美國，這些工作的小時工資是12.72到14.41美元。
一個美泰的工人說起在工廠的感覺：「我覺得我像在監獄服刑。…工廠永遠摁著我們的頭，不允許哪怕最小的失誤。我們得不停的持續工作，用閃電般的速度吃飯。…保安像警察看犯人一樣的監視我們。我們簡直就是牲口，不能叫做工人。」
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的主任查爾斯.科納甘說，「願上帝幫助我們，在中國的勞資關係已經成為世界各地的新的最低標準。200塊錢的個人電腦和22.99美元的鍵盤可能看起來像一個不錯的便宜貨，但它們的成本極其可怕。中國的低工資和工人權利的缺乏保護使其在全球血汗工廠經濟的競賽中壓搾到了最底線，那裏沒有贏家。」
跨國公司在中國血汗工廠的記錄並不鮮見：2008年4月國外非營利性機構Policy Matters Ohio曝光了通用電器廈門合資工廠通士達的「涉嫌違法用工一事」，揭露了通用電器血汗工廠事件真相，曾在社會引起了廣泛轟動；2007年11月有來自香港7所高校組成的一個調查小組曝出戴爾代工廠違反勞動法，工人每天上班16小時；2006年6月中旬，英國《星期日郵報》報導稱蘋果公司的iPod是「血汗工廠」生產出來的，其中所提及的代工工廠為台灣代工巨頭鴻海集團旗下富士康公司。
奴工產品
更有甚者，是出口在監獄和勞教所生產的勞工產品。
自1999年江澤民政府開始全面鎮壓並非法關押法輪功修煉的民眾以來，中國勞教系統強迫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生產奴工產品的現象非常普遍，在中國的勞教所裡，超過100，000人數的法輪功修煉民眾不但被非法關押，在精神和肉體上受到雙重折磨，而且正在被勞教所奴役，被強制生產奴工產品，長期在勞教所惡劣的環境中超時勞動；完不成定額被剝奪睡眠時間或受懲罰；拒絕做強制勞工產品遭受酷刑；為了獲得廉價勞動力，勞教所經常任意延長法輪功學員非法關押的期限；給法輪功學員造成肉體和精神雙重摧殘和傷害。然而中國政府卻以全部產權屬於監獄、勞教系統的企業將被獲免征企業所得稅和免征城鎮土地使用稅來刺激和鼓勵該類產業的增長和吸引外資合作。甚至有些勞教所不惜用金錢賄賂其他勞教所轉移法輪功學員到本勞教所做強制勞工產品；中國的一些省市經濟發展區的招商廣告，甚至以地處監獄、勞教所區域的廉價勞動力來吸引外資。
而這些產品大多數是出口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德國、新西蘭及東南亞等30多個國家與地區。強制勞工產品不僅是對被勞教人員基本人權的侵犯，而且強制勞工產品所帶來的巨大利潤，又刺激監獄、勞教系統進一步對被勞教人員高額定產值，加深奴役搾取血汗，同時勞教系統又用部份資金興建更多迫害設施。另外，由於奴工產品成本相當低，在國際市場上這些低廉的產品極具吸引力和競爭力，使一些外國公司觸犯本國和國際法律（許多國家是禁止進口和銷售奴工產品的），參與合資生產和幫助進口、銷售強制奴工產品。
根據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調查，「上海三槍(集團)有限公司」和「山東昌邑利得爾工藝有限總公司」，「河南瑞貝卡發製品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與勞教所或看守所一起，強迫法輪功學員在被關押期間，為其無償生產強制奴工產品。迫使法輪功學員每天勞動時間長達10多小時，有時甚至通宵的超強度勞動，以及因體力不支完不成任務的法輪功學員被毒打和酷刑折磨。這幾家企業的勞工產品除在中國本土各大城市銷售外，「上海三槍(集團)有限公司」生產三槍牌的高檔內衣系列產品，其產品遠銷世界70多個國家和地區。「山東昌邑利得爾工藝有限總公司」所生產的「手工絎縫」棉被遠銷美國、加拿大，智利、阿根廷，西歐的歐盟各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科威特、阿聯酋，澳大利亞和日本、韓國、新加坡等40多個國家和地區，年出口額達10，000，000美元。「河南瑞貝卡發製品股份有限公司」產品暢銷美、日、韓、俄、歐洲、非洲等10多個國家、地區和國內20多個省市。
下面是部份法輪功學員的證詞：
原遼寧省瀋陽市服裝企業負責人的於溟（男）因修煉法輪功被關進位於北京市大興區的團河勞教人員調遣處。「幾乎每天，所有被勞教的人都要熬夜和起大早拚命給警察幹活賺錢，干的活大多是給街邊小飯館裡吃飯用的一次性『衛生方便筷』，頭上包層薄薄的紙片以算『衛生合格』。一箱筷子警察可掙6元人民幣，每個被勞教的一天完工近3箱，一個隊160多人，每天每個隊給警察賺2000至3000元。」「包筷子的屋子就在勞教人員宿舍，每間屋子都是虱子橫行。本來就人滿為患，筷子扔滿一地，甚至經常掉進旁邊的便桶裡都不管，撈出來繼續包，因為筷子的總數一根都不能少，警察盯得很細。包筷子時從沒讓洗過手，很長時間也不讓洗澡。」「被勞教的人中有吸毒和賣淫嫖娼者，但這裡可不管你是否患有甚麼肝炎、甚麼性病等等，沒有正規醫檢，只要你有口氣就得給警察幹活，包括渾身長滿疥瘡的人也得干，沾滿膿的手把筷子抓來抓去。警察挎著電棍、手銬，在周圍橫晃著踱步、看守，誰的活未及時完成，即遭警察打罵。」
原北京市政法大學昌平分院行政管理專業大四學生龔成喜（男）曾擔任學生會主席、班長等職務，因修煉法輪功遭學校除名並被劫持到北京調遣處關押迫害。「調遣處衛生狀況極差，如，每天早、晚洗漱大便時間只有幾分鐘，常常剛蹲下就被警察叫著出去排隊；長期不讓我們洗澡，直到發現大量勞教人員身上都是虱子，才讓洗了一次澡，而那次也是將幾十人一起鬨進只有一兩個水龍頭可用的澡堂洗了幾分鐘；2002年夏，調遣處爆發流行性肝炎。」「調遣處為最大限度的從勞教人員身上搾取利益，已到了幾乎瘋狂的程度：我們包筷子的規定任務是每人每天7500根至10000多根，從早晨6點起床開始不停地干到夜裡12點還完不成，還要受到、普教的打罵。在調遣處的一個多月，幾乎天天如此。班裡幾名上了年紀的法輪功學員刀萬輝、楊巨海、李學良、陳經建、賈林等因眼花、手腳動作已到極限但仍完不成任務，被隊長強令到滴水成冰的戶外坐在水泥地上幹活達數小時，還完不成就不讓睡覺。」
現代奴役制度
人權律師高智晟曾經如此評價中國的勞工，「中國的勞工不僅僅是全球最廉價的，同時也是在全球苦難最為深重的一個群體。他們獲得的是單位時間裏全球幾乎最低的報酬，但他們在單位時間裏付出的勞動量卻也是全球之最。當然還有一個全球之最，那就是他們對災難及不公正的承受及忍耐。」
在一個正常的國家，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就是國民的生活水平。一個民主的政府，絕不可能容許這樣的「發展」方式。換句話說，任何一個國家，只要敢於放棄道德標準，敢於奴役自己的民眾，敢於向野蠻社會倒退，就可以創造這樣的「奇蹟」。比如讓美國回到南北戰爭之前，把南方種植園的奴隸制推廣到全美國，發展的「奇蹟」就創造出來了。現代中國的奴役制度與150年前不同的是，高速運轉的機器，發達的通訊和先進的管理技術，使得這種奴役更加高效。
面對奴役勞工的指控，中共從來就是不予承認。因為如果沒有這個低人權「優勢」，中國的產品怎麼可能在世界市場賣得出去，中國經濟怎麼可能發展，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和執政資源從何而來？
第三節 環境污染
長江源頭有座碑，上面是江澤民在2000年的題字。立碑時；那裏還是水草豐滿，是塊風水寶地。可是數年之後，這座碑的周圍就沒有了水，也沒有了草，而是變了一片荒漠。這就是江澤民題字帶來的厄運，也是中共只重視經濟發展而忽視環境保護的惡果。
「財大才能氣粗」的理論依據
江澤民「發展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精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必須始終緊緊抓住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財大才能氣粗，落後就會挨打」【2】的指導思想，是中共不惜代價盲目追求經濟發展的理論依據。江說「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大力促進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是我們黨站在時代前列，保持先進性的根本體現和根本要求。「在這一理論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為GDP的增長忙碌不止。要想有GDP，就得有產業、有公司；公司就得「做大、做強」；公司就得不停地透支消耗原材料和能源進行生產。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在2011年7月9日舉行的全國農村能源工作會議上說，2010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已經占世界總量的20%，但是GDP不足世界的10%；中國的人均能源消費與世界平均水平大體相當，但人均GDP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0%；中國的GDP總量和日本大體相當，但能源消費總量是日本的4.7倍；中國的能源消費總量已經超過美國，但經濟總量僅為美國的37%。這表明中國的生產模式是一種能源和材料高投入、高消耗的模式。這種模式往往會帶來一個副作用：環境污染。
而當生產和環境發生衝突時，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如何選擇是輕而易舉的：企業優先。因為企業的生產會為本地的GDP做貢獻，而環境保護只是使百姓住得舒服點。不少地方政府甚至把「廉價排污產品」（降低環保標準）和「廉價勞動力」作為寶貴的招商引資的「優勢」來大加利用。綠色和平組織2008年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78.6%的在華跨國公司在環保措施上採用了雙重標準：在國外實行零排放，而在中國卻成為污染大戶。【3】
各級政府各行其是
從中國環境污染的實例中人們不難看出各級政府政策的作用。
河北邯鄲的孟仵村是一個典型中國北方的村莊。村民們洗完衣服掛到屋外去晾之後，但附近邯鄲鋼鐵廠排放的黑色煙塵時常使他們不得不回到屋裡將衣服再洗一遍。此污染的罪魁禍首是邯鋼的一座笨重的、排煙量巨大的煉鐵高爐。這高爐以前曾屹立在在與邯鄲相距半個地球之遙的德國多特蒙德，德國工業巨頭——蒂森克虜伯(ThyssenKrupp)集團旗下的鋼廠裡。那裏的居民也曾深受其害：每個星期天男士們穿著白襯衫去教堂做禮拜，回家後發現白襯衫往往都已經變成了灰襯衫。隨著中國日益成為「世界工廠」，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期起，大批二手煉鐵煉鋼設備從發達國家賣到了中國。這座高爐也是如此。它被一塊塊拆卸後，從德國的老工業中心用輪船運到河北省——中國的「魯爾谷」，又一塊塊組裝起來。依仗這些現成的二手設備，中國鋼鐵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而在環境保護上，德國人換來了藍天白雲，中國人開始為之遭受痛苦。【4】
2005年，為提高企業效率，減少能耗，中央政府出爐了一項政策：提高電價，從而限制高耗能產業的發展並迫使那些效率最低的企業無法生存。當政令到達寧夏回族自治區的青銅峽市時，市府官員們便立即開始行動：只不過他們設計了頗具創造性的機制來迴避中央的要求。當地最大的青銅峽鋁業集團是一個年耗電量占該地區工業用電20%，產值達該地區10%的企業。市政府害怕提高電價影響青銅峽鋁業集團盈利，由此給地方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就和地方電力公司共同安排了為這個高耗能用電大戶提供直購電，不受提價影響。真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5】
中國古老的魚米之鄉之一太湖遭受了工業污染的蹂躪。由於該地區日益興旺的化工業，湖邊上百家化工廠排放的污染使一種有毒藍藻（通常也稱為綠藻）在湖裡腐爛，使太湖整個湖體成為螢光綠色。湖水散發的惡臭讓人們在湖邊三里之外就感到難以呼吸。太湖變成了「綠湖」，以打魚為生的漁民無法打魚，湖邊至少兩百萬居民不得不停止使用作為主要水源的太湖水。被全國人大命名為「環保衛士」的吳立紅是一位民間自發的環保衛士，他曾為太湖的環境污染多方奔走。但他的行為和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指導思想背道而馳。2011年5月，太湖藍藻危機爆發之前，他被家鄉周鐵鎮的政府逮捕。八月中旬，當惡臭仍舊在太湖瀰漫時，他被以勒索罪起訴，被當地法庭宣判有期徒刑三年。【6】
青海省瑪多縣是黃河源頭第一縣，這裡曾經有過世界上最好的草地，草地面積曾佔全縣面積的64.7%。當時養一頭羊只需要5畝草地。如今退化的草地占總面積的63.7%。就是說所有草地幾乎全部成了退化草地和沙化地。退化草地的質量是1000畝草地養一頭羊。造成草地退化的原因是采金、挖中藥材等。當然也包括漢人的定居、草場承包政策。過去，少數民族過著遊牧生活，逐水草而居，暖來寒去，有利於草地生態環境的生息保護。但是漢人習慣定居，認為遊牧不利於管理，政府硬把所謂土地承包的成功經營強加給當地居民，迫使他們定居放牧，在一定的草地面積上達到牧業生產量的最大化。最終結果是草地退化，沙漠化面積擴大，定居的居民再次被強迫搬遷。中共從國民黨手中搶過政權初期，青海省的沙化土地面積僅7995萬畝，現在沙化面積2.5億畝，而且沙化面積擴大速度持續不減。【7】
非人的生存環境
據各方面的統計數據和報導，中國環境已遭受了巨大污染。3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江河湖泊普遍遭受污染，全國75%的湖泊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90%的城市水域污染嚴重；對118個大中城市的地下水調查顯示，有115個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大多數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幾千萬人因此得上支氣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三分之二的中國城市的空氣質量達不到中國自己的標準，而且中國五億多城市人口中僅有百分之一的人能呼吸到安全的空氣（按歐盟安全標準）。
據英國金融時報2007年的一個新聞報導：世界銀行報告列舉的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中國佔了16個，因水和空氣的污染每年有七十五萬中國人早逝。【8】比如，由於污染，在山西省臨汾市，新生兒中帶有出生缺陷的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三十倍。
與環境污染相比，生態環境的破壞和生態失衡的影響更為深遠。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斷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絕大部份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結。中國三分之一的國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為劣五類水。
治理趕不上破壞的速度
中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治理的速度趕不上破壞的速度。在90年代初期水土流失面積已經達到了150萬平方千米一年，每年流失量達50億噸以上，相當於全國的耕地上刮去1厘米厚的土層，其中流失氮、磷、鉀肥料元素的量相當於4000萬噸的化肥，等於全國化肥施用量。【9】2006年底，全國受水土流失的耕地約占耕地總面積的37%。水土流失涉及全國近1000個縣。每年被輸入黃河的泥沙量達16億噸，居世界河流之冠。從桃花峪到入海口的768千米下游河道，每年大約淤積4億噸泥沙，河床逐年升高。黃河下游形成著名的「地上懸河」，河床灘面高出背河地面一般3至5米，在河南封丘縣的曹崗，竟高出10米。【10】
據統計，中國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個城市嚴重缺水，中國西北、華北、東北、等北方城市幾乎全都缺水，年缺水量約60億立方米，北京市人均用水量雖然只相當於一些發達國家首都的1/3；北方和西北農村有5000多萬人和3000多萬頭牲畜得不到飲水保障。淡水資源不足已成為影響中國許多地區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這種災難性的對環境和生態的破壞同時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和經濟損失。據估計，由研究對人生病請假以及看病治療的損失量化後發現，光大氣污染在2005年給中國經濟就帶來了1120億美元的損失，比1975年的220億美元大幅上升。據估計，2003年中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就占當年GDP的15%。
污染流向世界
中國的污染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它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中國的燃煤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在漢城和東京作為酸雨降落。中國人隨手丟到河裡的便當盒，保麗龍盒（泡沫塑料盒）等大量的垃圾，隨著河、海漂流到台灣、日本、韓國。因為沙漠化而每年搔擾北京的沙塵暴也開始「走向世界」，越過海洋襲捲日本、韓國、台灣。沙塵暴不只是「黃砂」，其成份包含了有毒的工業農業廢棄物的塵埃，是「黃毒」。韓國甚至有學校因此而停課。而據《地球物理研究學報》報導，甚至連洛杉磯的很多微粒污染都源自中國。
中共特色的治理
中國各級官員對於環境破壞的解決方法也往往頗具「中共特色」。雲南富民縣興建新的縣委辦公大樓後，當地林業局怕被指沒盡責保護環境，在大樓對面的一座光禿禿的荒山上，噴綠色漆油搞「綠化」，將整個山頭染成翠綠。
為解決中國北方的水資源短缺問題，中共決定花620億美元進行南水北調來解決問題。該工程計劃通過東線、中線、西線三條調水線，將30億噸水通過混凝土製的水渠，從水資源豐富的長江流域一直送到中國北方諸省。東線工程由於地勢南低北高還需抽水以達到「低水高送」。目前，東線和中線工程已經在建設之中；而西線工程，出於對環境因素的考慮，成為這個工程中備受爭議的部份，眼下仍停留在設計階段。在「人定勝天」的狂妄思想指導下，中共擅長的就是用超大規模的人工活動來「改造自然」。備受爭議且問題重重的三峽工程就是一個明例，但中共對「改天換地」違背自然的做法從來不反思，不改正。
胡錦濤也曾嚐試過改變這種經濟增長高於一切的政治氛圍。他於2007年提出了綠色GDP的概念，在單純考核GDP成績的基礎上，加入了環保因素，亦即從現行統計的GDP中，扣除由於環境污染、自然資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數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經濟損失成本，從而得出真實的國民財富總量。但是，按照綠色GDP算出的結果讓人震驚：一些省份的經濟增長被污染造成的破壞中和以後幾乎降至零。結果中央對該標準不得不馬上叫停。
事實上，與「血汗工廠」一樣，環境污染是「中國奇蹟」背後的一大「奇妙」支柱。為證實其執政的合法性，中共片面的追求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得中國為此將付出幾代（甚至更多代）人的環境代價。這就是真實的中共，為其私利而不惜犧牲十幾億人民的福祉。
第四節 侵吞國有資產
在80年代末期，中國的國有企業是「三分天下」的局面：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虧損，還有三分之一暗虧。而到了1994年，國有企業的虧損面已擴大到48．6％，個別省份甚至達到60％以上。到1996年上半年就出現這樣令人震驚的情況：這一年的頭4個月累計，國有企業利潤盈虧相抵後淨虧損215億元，而1995年同期為盈利151億元；國有工業企業生產增速僅5％，明顯低於正常運行，企業庫存上升，產銷率下降，出現了歷史上少見的盈利不抵虧損的全領域淨虧損。
制度性腐敗的徹底實現
所謂的國有企業改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中開始的。自從1983年以來，中國的企業改革已經通過「漸進」方式走過了幾個階段：從國有國營到放權讓利；政企分開與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股份制度與抓大放小。但是無論怎麼改，都沒有根本改變國有企業低效的問題，因為一黨專制的政治制度決定了黨必然控制經濟命脈從而控制國有企業，企業的經理層享有對國有資產如同對私人財產般的支配權，而無須對國有資產的損失負責。
在這個前提之下的「改革」自然成了官員掠奪國有資產的盛宴。中共的官員們在這個過程上花樣百出的進行「私有化」-把公家的財產在「界定」，「轉讓」，「置換」，「贖買」等等摩登名詞的外衣之下囊入私人的腰包。江澤民的放手腐敗在這裡得到了最徹底的實現。
2010年，山西省臨汾市下屬的蒲縣曝出個大新聞——蒲縣煤炭局原黨總支書記郝鵬俊涉嫌犯罪「創下」的山西焦煤反腐第一案。一審對郝鵬俊及其家人和煤礦判處的3.2億多元罰金，創下了中國各級法院判處的罰金刑最高記錄。山西省國土資源管理局副廳級幹部王有明被「雙規」。
事情源於2001年，占山西省沁水縣的財政收入60％的「三礦一站」實行改制，代表「三礦一站」的沁水縣國資局與4家公司草簽了合組「沁和煤業」的合作協議。「三礦一站」合為一個股東，由沁水縣國資局代表。新公司註冊資金5，000萬元，「三礦一站」占25％的股份，僅值1，250萬元！這個數字甚至比被沁水縣委、縣政府及沁和煤業認可的「審計」報告評估的「三礦一站」總資產4.2億元、淨資產1.2億元都低了好幾倍。在改制過程中除實物資產外，「沁和煤業」對「三礦一站」的採礦權和土地使用權以及無形資產不付出任何代價，原國有企業享有的資源被「沁和煤業」無償佔用。
沁和煤業的法人代表不良商人呂中樓藉助時任關鍵要職的王有明的黑手達到了將國有資產幾乎以零代價的方式轉移到了個人名下。以沁和煤炭資源總儲量10億噸來計算，要想獲得採礦權至少要拿出10億資金。而實際上轉為民營企業的「沁和煤業」分文未花，侵吞巨大的國有資源。之後，「沁和煤業」又以同樣的手段連續在沁水獲得兩座國有煤礦、兩座集體煤礦，總資產超過800億人民幣。
把國企賣給自己
尋租（英文：Rent Seeking），又稱為競租，是為獲得或維持壟斷地位從而得到壟斷利潤所從事的一種非生產性尋利活動。在當今的中國，一個典型的尋租行為就是官員利用其職位獲得法律和制度規定以外的各種權力，這些權力給他們特殊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以權力尋租的方式進行腐敗有多種，而侵吞國有資產則是九十年代國企改革中的一個突出現象。
2011年12月，北京三九汽車實業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總經理王觀超因貪污公款2，629萬餘元、挪用公款400萬元，被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王觀超一直將侵吞國有資產當作自己的追求。重慶檢方發現，在王觀超的一個筆記本上發現他在2001年寫的一段話：「多成立幾家公司，用公款在裡面玩，賺了歸自己，虧損由國家承擔，大家都是這麼做的。」
為此，他刻苦鑽研財務會計知識，並聘請退休的司法人員當公司「法律顧問」；用搬家公司搬走關鍵賬目，藏到難以發現的城郊；不住自己的房子，而在對面租住，專門觀察自家動靜……這些特別的舉動都出自王觀超。辦案檢察官說：「他是將侵吞國有資產當作一門『事業』來做。」
2006年8月8日，北京三九汽車實業有限公司改制，被作價828萬元賣給了一家名為「北京恆源投資公司」。重慶市檢察院一分院職務犯罪偵查局局長陳衛民說，實際上這家「北京恆源投資公司」是王觀超此前在學校進修時，以三萬元的價格從一個同學處買來的，近年來幾乎沒從事任何業務。由此一來，王觀超成功地把國企賣給了自己。
通過改制中的漏洞，王觀超一舉把自己侵吞的公款「變現」：2005年，王觀超通過自己控制的天津三九公司，將207萬元公款以購車為由轉到天津德凱汽車銷售公司，後又要求對方將這筆錢匯到自己控制的北京豐達百通公司，天津三九將這筆資金往來在會計賬上記為退款。後來北京三九汽車實業有限公司掛牌出讓，天津三九未納入審計，這筆錢就被王觀超侵吞；2003年至2006年，王觀超將703.6萬元售車收入存入公司小金庫，在北京三九汽車實業有限公司賬上以結賬成本方式將其沖平。期間王觀超取走了481.6萬元，還剩222萬元。北京三九汽車實業有限公司掛牌出讓時，這筆資產被隱瞞不納入審計，被王觀超侵吞……
政府的巨額債務
從80年代開始到現在，國有資產流失總量有多少不得而知，但由此產生的中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巨額債務則是不爭的事實。
根據財經國家週刊2012年4月的一份報導，2010年末，中央政府的顯性負債，即其對內及對外國債餘額為67，548.11億元。中央政府的隱性負債則包括鐵道部負債總額為18，918億，三大政策性商業銀行負債46，121.2億，全國養老保險基金缺口4萬億，四家國有商業銀行改制存在約4，394.6億元的債務。中央政府的總負債達17.7萬億。
各級地方政府到2010年底，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67，109.51億元。另外地方政府的隱性負債，主要包括地方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或有債務以及當債務人出現償債困難時，政府需要給予一定救助的債務。根據審計署公佈的審計結果，截止2010年年末，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金額總計40，065.4億元。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達10.7萬億。
中央和地方政府總債務達28.4萬億，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71%。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在薄熙來擔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期間，該市為幫助薄熙來獲得中國政府的高層職位，努力追求經濟增長，在這一過程中積累了高達數百億美元的債務。薄熙來2007年擔任重慶市委書記之後，重慶各家銀行的貸款量激增。美國西北大學中國地方債務問題專家史宗瀚(Victor Shih)表示，重慶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國有開發商在2011年年底的負債共有1萬億元。
第五節 股市圈錢
對於看重表面現象的西方觀察家而言，九十年代股票市場的出現，成了中國改革深化的標誌事件。可是西方的觀察家們忽略了一點，就是股市只是融資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經濟效率和自由度的標誌。
國有控股佔據90%資本市場
中國的股票市場還是國有企業的天下。根據英策諮詢2009版《中國上市公司數據庫》，截止2008年底，中國滬深股市非金融類上市公司共有1540家，其中民營控股上市公司604家，占總上市公司數量的39%，國有控股上市公司936家，占總上市公司數量的61%。從數量上乍一看，似乎中國的資本市場對民營企業還是不薄的，有近五分之二的上市公司都是民營控股公司。但是，上市公司數量並不能說明所有的問題。按照營業收入計算，從2000年起連續8年，民營控股上市公司的營業收入總和，僅佔全部上市公司營業收入總和的10%左右，這說明民營經濟只利用了資本市場資源的10%，真正佔據資本市場90%資源的，仍然是國有控股公司。
「把投資者當傻瓜來圈錢」
不僅如此，中國的股票市場和西方的股市有一個本質的不同，即股市是上市公司搜刮股民財富的樂園。
2012年5月7至8日舉行的證券公司創新發展研討會上，證監會主席郭樹清希望「證券行業要加強自律，要採取最嚴格、最嚴厲的措施，強化誠信責任和法律意識」，郭樹清提醒與會的證券公司，「把投資者當傻瓜來圈錢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這句話無疑透露了一個秘密，中國的股市在過去一直是「把投資者當傻瓜來圈錢的」。
「圈錢」，是中國股市的一個專用名詞，是指上市公司到股市上融集資金不是為了實體經濟生產和創造財富來回報投資者，而是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把投資者的錢騙到手之後，如何掏空上市公司、侵蝕投資者的利益。
一個經典的案例就是銀廣夏事件。1999年到2000年間，廣夏(銀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銀廣夏，深圳股票交易所代碼0557)創造了令人瞠目的業績和股價神話。根據銀廣夏1999年年報，銀廣夏的每股盈利當年達到前所未有的0.51元；其股價從1999年12月30日的13.97元啟動，一路狂升，至2000年4月19日漲至35.83元。次日實施了優厚的分紅方案10轉贈10後，即進入填權行情，於2000年12月29日完全填權並創下37.99元新高，折合為除權前的價格75.98元，較一年前啟動時的價位上漲440%，較之於1999年「5.19行情」發動前，則上漲了8倍多；2000年全年漲幅高居深滬兩市第二；2000年年報披露的業績再創「奇蹟」，在股本擴大一倍基礎上，每股收益攀昇至0.827元。
銀廣夏對外宣稱，其利潤絕大部份來自於其子公司天津廣夏對德國誠信公司出口二氧化碳超臨界萃取技術的產品卵磷脂、生薑精油、桂皮精油等，其毛利率約為10倍。而記者調查發現了其中四大疑點：1）銀廣夏使用的二氧化碳超臨界萃取技術的設備即使24小時運轉也無法達到其宣稱的銷售量。2）天津廣夏的產品出口價格高出同類產品價格3至5倍左右。3）天津廣夏所宣稱的某些產品根本不可能由二氧化碳超臨界萃取技術萃取生產。4）天津廣夏所宣稱的德國客戶的註冊資本只有51，129.19歐元，但合同總金額高達60億元人民幣，且該企業從未露面。
最後決定性的證據來自天津海關，天津海關的統計數據顯示，天津廣夏所宣稱的產品根本沒有出口記錄，天津廣夏的所有的經營業績是虛構的。
事發後，銀廣夏多名高層管理人員被起訴，為其提供審計服務的深圳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也被財政部吊銷執業資格，簽字註冊會計師被吊銷註冊會計師資格。證監會同時吊銷了深圳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的證券、期貨相關業務許可證。
賺得多、分得少
在中國的股市，除了公眾投資者，市場參與各方都是來圈錢的。發行人追求高價發行，追求圈錢最大化。作為保薦機構的券商為了得到高額保薦費，同樣追求高價發行。並且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作為保薦機構的券商還直接充當發行人的股東。發行人大股東、高管也是希望股市上市後一夜暴富，還有突擊入股者，為的就是股票上市後可以高價套現。只有公眾投資者才是最後的買單人。而作為最後買單人的公眾投資者，其利益仍然得不到保護，尤其表現在不分紅的不正義和分紅的不公平上。
賺得多、分得少可謂是中國股市的真實寫照。根據中國證監會提供的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0年，實施現金分紅的上市公司家數分別為856家、1006家和1321家，占所有上市公司家數的比例分別為52%、55%和61%。從2008年至2011年，有上百家在深滬兩地上市的公司連續多年「一毛不拔」。滬深兩市2366家公佈2011年年報的上市公司中，有2206家公司盈利，其中616家公司實現盈利且有未分配利潤，具備分紅能力卻不向股東分紅。其中有170家上市公司連續10年不分紅。不以分紅為目的的上市就是拿人錢不給回報。
即使拿出一定的比例資金分紅，分紅本身還牽涉一個公平問題。以2009年分紅（分2008年度）為例。每年拿出利潤的45%進行高額分紅的中石油A股分紅計劃再次令人大跌眼鏡，該公司向全體股東按每股人民幣0.14953元（含稅）派發2008年度之末期股息，而中石油在A股市場的發行價高達16.7元，這樣算，其回報率只有0.898%，比一年期銀行存款利息2.25%低得多。它意味著中石油A股股東靠分紅收回成本100年都不夠，後期以幾十元價格入市的則可能要幾百年子子孫孫無窮盡地替中石油買單。
海外上市醜聞頻頻
在海外上市的中國公司也是醜聞不斷。
2011年6月，在多倫多上市的中國林業集團Sino Forest被研究公司(Muddy Waters)指控誇大了銷售額及其林地的價值。公司股票一週之內市值蒸發逾三分之二。從2011年初開始的半年內，就有超過25家在紐約上市的中國企業要麼披露其存在會計問題，要麼審計師被看到辭職。
美國證交會執法官路易斯•阿吉拉爾(Luis Aguilar)表示，「儘管這些中國公司中絕大多數也許是正當的企業，但事實證明，它們當中有越來越多的公司存在明顯的會計問題，或是存在明目張膽的欺詐行為。」
納斯達克(Nasdaq)和紐約證交所-泛歐交易所(NYSE Euro next)在此前的一年期間已對至少21家小型及微型中國公司實施停牌，並已對其中5家實施摘牌。
2007年由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和高盛(Goldman Sachs)安排下在紐約進行首次公開發行、募資2.1億美元的中國軟件公司東南融通(Long top)，被其審計機構德勤(Deloitte)指控存在「非常嚴重的缺陷」，包括偽造其銀行對賬單。
第六節 房產GDP
在政府的過分強調GDP增長指引下，地方政府政績考核的GDP權重過大，使得地方政府把精力和資源都放在經濟數字增長上。而推動經濟增長一直也是粗放式的「投資」推動型增長模式。大規模的投資需要政府擁有大量的可支配財力。於是，推動房地產繁榮成了「一石數鳥」的最佳工具，既使得地方政府通過賣地獲得源源不斷簡單易得的資金，同時房地產行業帶動鋼鐵、建材、水泥、建築施工等基礎產業，拉動家裝、傢俱、家用電器消費等消費型產業發展，大面積地解決就業需求。1994年分稅制實施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驟減，批租出讓地皮的收入又成為地方政府的一大財源。
在這其中，國有銀行的利益也捆綁在一起。地產開放商從當地政府批租土地，從銀行獲得貸款，三者形成了以土地和房產價格為中心的鐵三角。地價和房價只能升不能降，是因為三者利益均在其中。其結果是地方政府操縱炒地皮，把土地價格越炒越高，開發商房屋開發成本越來越高，百姓房價預期越來越高，最後導致房地產演變成為多重利益捆綁在一起，中央政府歷時兩年層層加碼的「史上最嚴厲」調控政策仍難見實效的社會問題。
房價超出民眾的承受能力
如此之高的房價已經遠遠超出普通民眾的承受能力。中國社科院和北京工業大學聯合發佈《2010年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該報告顯示，2008年北京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725元，戶均可支配收入64，285元，以一般家庭每戶住宅面積90平方米計算，2009年11月北京住房的平均價格為17，810元/平方米，需要支付160萬元，相當於一般家庭25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說北京普通家庭需25年收入才能買套房。可見房價之高。
到了2011年，北京、上海的平均房價更高達兩萬元/平方米（350美元/平方英尺），上海內環線以內房價自2010年已達到五萬元/平方米（875美元/平方英尺），北京高端住宅市場（成交價在4萬元/平米以上房屋）2012年第1季度平均售價也直逼五萬元/平方米（875美元/平方英尺）。上海、北京的「白領」年均收入為五萬，對他們來說，這房價是「可望而不可即」了。
對此，網上有帖云：
「最近，國家某部公佈了一項統計數據，告訴人們：你要不是三大式人物（大款，大官，大腕）而想在北京買套100平方米總價300萬的房，社會階層所付出的代價請看：
1農民：種三畝地每畝純收入400元的話要從唐朝開始至今才能湊齊（還不能有災年）；
2工人：每月工資1，500元需從鴉片戰爭上班至今（雙休日不能休）；
3白領：年薪6萬，需從1960年上班就拿這麼多錢至今不吃不喝（取消法定假日）；
4搶劫犯：連續作案2，500次（必須事主是白領）約30年。
5妓女：連續接客10，000次，以每天都接一次客，需備戰10000天，從18歲起按此頻率接客到46歲（中間還不能來例假)
以上還不算裝修、傢俱、家電等等費用。」
目前國際上衡量房價高低通用「房屋收入比」這一指標，房價和家庭年收入之比。公認的合理「房屋收入比」區間是3-6倍。低於3倍，住房供不應求；高於6倍，超出了城鎮居民的經濟承受能力。當前中國幾乎所有城市的房價收入比都超過了10倍，特別是一線城市大多都超過了20倍。如此之高的房價必然不能長久持續。一旦房價下跌，則將造成與之相關的所有資金鏈條的斷裂，引發經濟危機。
「鬼城」現象
無度的發展房地產業的一個直接結果是「鬼城」現象（英文稱為「GhostTown」），即大批量開發的房地產、但因乏人購買而導致大批房屋空置的新區。英國BBC於2012年三月的一篇報導將內蒙古的鄂爾多斯市稱為中國最大的「鬼城」。20年前內蒙出現淘「煤」熱（內蒙古地下擁有大量的煤炭）。鄂爾多斯是個相對富裕的采煤中心，人口有150萬。眾多的淘「煤」者湧入鄂爾多斯市，出現了采煤業迅速的發展，當地農民賣地致富，政府財政收入激增。於是政府做出了大膽的決定：大筆一揮，在鄂爾多斯市康巴甚區興建容納一百萬居民居住的新城區，包括辦公大樓、行政中心、博物館、劇院、運動場、高層住宅樓，還有中產階級式的複式公寓和別墅。新城五年就建成了，但卻缺人購買、入住。時至今日，新城目前僅有人口2.86萬，仍是一座空無人煙的「鬼城」。BBC感慨：「如果你想在中國找到一個房地產泡沫已經破滅的地方，請到鄂爾多斯。」【11】
就是在中國的大城市中，「鬼城」也已出現。位於天津寶坻區的京津新城是一座由開發商打造的「新城」。作為亞洲地區最大的別墅區，這裡在短短幾年時間聳立起了五星級酒店、溫泉城、商業街和高爾夫球場，以及在荒野上建起的數千棟歐式別墅，面積相當於33個天安門廣場。但這個最初為50萬人居住、生活、娛樂而設計的新城如今正上演著淒涼的空城計。
《環球企業家》雜誌報導，國家電網公司2010年在全國660個城市的調查顯示，有高達6540萬套住宅電錶連續6個月讀數為零，這些空置房足以供2億人居住，也動搖著整個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根基。「在香港住房空置率達到10%，人們就感到天要塌下來，而中國北京CBD的空置率高達30%，人們還在建新的公寓大樓。」中原地產華北區董事總經理李文傑感歎說。經濟學家謝國忠認為中國商品房的空置率約為25%至30%，至少比正常市場情況高出1倍。他將這些空置房視為投機庫存，其價值可能佔中國GDP的15%。【12】
炒房
因為房地產價格不斷攀昇，炒房的利潤已大大高於其他行業。涉足房地產業的已經涉及大量民營和國企。
對於民企而言，涉入炒房更是由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模式而產生的一種必然。
由於大型國有企業以壟斷的方式控制了幾乎所有的製造業、資源業等高端產業，同時國有企業得到極大的政策優惠，包括極低的融資成本，民營企業根本無法進入這些行業，而只能從事相對下游的小規模生產和流通領域。但即便從事小規模的實體生產也有眾多的艱難，首先是融資成本高，融資渠道少；其次是中小企業稅負重；再次是由於資金少，研發創新的資源不足。如果遇上近幾年歐美金融危機，國際市場需求不足，中小民營企業可謂舉步維艱。民企與其艱難的做實體，不如做如房地產等投機和投資賺錢多、賺錢快，大量企業將從實業平台取得的資本投向非實體經濟領域；大量民間資本由此游離實體經濟，變成炒資產的「游資」和「熱錢」。
由實體經濟貧血造成的產業「空心化」正逐步成為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潛在風險。最近幾年提出的「產業空心化」便是由此而來。《經濟參考報》2012年03月11日報導，浙江省大部份大型民營企業的資本配比基本實現「三三制」，即主業、房地產、金融證券投資三分天下，而且後兩塊投資比例越來越高，而且收益可觀，進一步限制了民間資本對主業的投資。據浙江省工商聯對全省民間投資情況調查發現，從2009年以來，浙江民間資本的固定資產投資遠遠落後於國有資本，2009年全年，全省限額以上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及國有控股投資增長25.6%，民間投資只增長13.7%，其中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製造業投資僅增長7.4%。「而且，房地產投資占總的民間投資35%以上，這意味著民間投資增長部份主要來源於房地產業。」
經濟空心化的危機
中國政府並非沒有看到實體經濟空心化的危險。2012年1月6日至7日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席會議要求金融部門做到五個「堅持」，確保資金投向實體經濟，防止出現產業空心化現象。但是中共集權的經濟體制決定了國營企業一手遮天，民營企業無路可走，民營資本流入金融投資部門實屬必然。如果中共給於民營企業更多的生存空間，甚至讓其能平起平坐的國營企業競爭，效率低下的國企必將敗下陣來，那時中共將失去對經濟命脈的控制，也就將失去執政的意義。
更為嚴重的是，許多國營企業也「不務正業，」利用優惠的融資條件涉足房產金融行業，使得實體經濟空心化的危機更為深重。
家電行業的龍頭企業格力、美的、海爾的2009年淨利潤，分別為29.13億元、18.9億元和11.49億元，而龍頭房企的年度淨利潤，幾乎是家電龍頭的一倍以上。也正是這個蛋糕的誘惑，靠家電起家的這些企業開始大批量地進軍地產行業。
2009年6月，中化旗下的地產企業——中化方興以40.6億元的天價拿下北京廣渠路15號地塊後，央企以及地方國企背景的房地產開發企業紛紛加入搶地陣營，地價被迅速推高，地王接連出現。《第一財經日報》2010年1月11日報導，中國指數研究院公佈的報告顯示，2009年總價和單價「地王」前10名中，國有企業各佔8席。國企在房地產業的擴張，被民營地產商稱為「黨進民退」，除了一些主業包括房地產業務的國企加大投資外，一些原本極少涉足房地產的國企也開始進軍房地產市場。2010年初，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通知》(下稱《通知》)，特別提出，國有資產監管部門要進一步規範國有大企業的房地產投資行為。
許多國際友人來中國，往往驚詫於中國近二十年來的外表的巨變。高樓大廈們以搭積木般的速度在大城市鱗次櫛比的聳立起來。在讚歎之餘，許多人很少再深究中國的變化除了這些積木般的高樓大廈們之外還有甚麼。事實是，中國的經濟成果很大程度上就是表面看到的這些了。而作為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只是有一大堆建築是遠遠不夠的。但是近二十年來，中國沒有產生像日本、韓國等國騰飛時出現的可以與國際製造業鉅子匹敵的諸多品牌：本田、豐田、鈴木、日產、三菱、富士、柯尼卡、索尼、JVC、松下、東芝、奧林巴斯、JVC、尼桑、卡西歐、三星、LG、KIA…相反的，由於實體行業被巨型國有企業壟斷後，空有規模卻沒有效益。與此同時，房地產業-這個製造GDP的捷徑-卻空前龐大起來。高房價搾取了廣大民眾一年到頭辛辛苦苦賺來的大部份收入，高利潤吸引了大量的政府和民間的資金。地方政府、房產商們和諸多利益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斷的把房價抬高的遠遠脫離了實際，同時使得實體經濟趨於萎縮，把中國的經濟變成了空心巨大的泡沫，這是一味追求高速經濟增長以維護其統治的中共不願看到的，也是無法避免的。
第七節 圈地運動
「坐地收錢」
與房地產經濟直接相關的是中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即地方政府通過圈地然後拍賣土地使用權獲得土地出讓金。地方政府的這種「圈地」、賣地運動則興於江澤民執政時期。
當時，為解決中央和地方的財政之爭（當時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入為三比七，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支出為七比三，所以中央財政一直吃緊），中央強勢推行國企分稅制，將國企利稅收繳中央；同時也推動國企私有化，使得原來國企上交地方的利稅收入銳減（民營企業只納稅不交利潤）。幾年之內，中央財政收入從一年兩三百億元躍增為一千億元。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銳減。地方政府從而轉向賣地，從土地出讓金中獲得巨大收益，形成「土地財政」。
「土地財政」對地方政府有諸多好處：賣地所得完全歸地方政府所有，歸地方政府支配；賣地對政府來講，除去拆遷費用（但拆遷費用也可從賣地所得中出），基本是零成本，真可謂「坐地收錢」；由於賣地所引起的房地產發展，會帶動相關聯的一系列產業，提升地方GDP；而整個賣地的審批招標過程又為當權者提供了個人腐敗的機會。這麼好的事情，何樂而不為呢？
有鑒於此，各地政府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圈地、賣地運動。過去沒有標價的土地進入了流通領域，形成了天量的貨幣價值，拉升著GDP，促使中國經濟總量急速膨脹。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份報告顯示，最近幾年，土地出讓金、房地產相關稅收佔地方政府預算的40％，土地出讓金淨收入在一些地方政府的預算外收入中甚至達到了60%以上。
2009年，杭州名列城市賣地榜首，其賣地所得為1，200億元。而同年，杭州的財政收入僅為550億，其賣地收入是財政收入的218%。2011年，全國賣地收入共達3.15萬億元，佔全年國內生產總值47萬億元的6.7%。
暴力拆遷的真正原因
圈地是「土地財政』的第一步。由於中共實施的社會主義制度，土地在理論上被中共宣稱為國有或集體所有（多在農村），所以政府圈地是沒有成本的。中共官員可以任意的在地圖上勾勒。
在中國，新房子的價錢是包括土地的價值的，而老房子的價值則不包括土地的價值。也就是說，當老百姓買新房子時，付給政府土地費（含在房價裡）；但當老百姓把舊房子賣給政府時（拆遷費），政府不付給老百姓土地費。政府從老百姓身上淨賺土地費！而這土地費佔到了整個房價的30%到50%！可以說，政府通過圈地、賣地，從百姓中巧取豪奪了他們大量的財富。這是時有所聞的強制拆遷、暴力拆遷背後的真正原因。
拆遷上海徐匯區一個10平方米舊式裡弄式房屋，原屋主可得拆遷費65，604元。【13】徐匯區是上海房地產的一個高價位區，2010年的平均房價為38，700元/平方米。【14】原屋主所得拆遷費還不夠在原地點買回兩平方米。這中間的差價主要被地方政府拿去了。
除了高房價，中共的「土地財政」還造成了幾個問題。
「腐敗成本」
「腐敗成本」成為土地成本中的一部份。中國的房地產業是官商勾結的腐敗重災區。近年來落馬的巨貪中，多和房地產業有關。如原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等。在中國，如果沒有和政府官員過硬的關係，根本拿不到地，也當不成房地產商。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受賄罪被判處死緩的原南京市委書記王武龍的落馬，就是因為在一九九五年違法把一塊南京市的黃金地段的開發權給了自己的弟弟房地產商王文龍。
曾經的上海首富，二零零二年在胡潤富豪幫上排名第十一位的房地產商周正毅原來是搞餐飲業的。他能以零地價拿到有上海最後一塊黃金地皮之稱的「東八塊」的開發權，離不開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弟弟陳良軍的幫助。陳良軍本人也利用和陳良宇的關係在土地上發了一筆橫財。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三年，陳良軍想在上海市寶山區拿一塊土地，並多次找寶山區區委領導幫忙。後者請示陳良宇，陳同意並表示「按規定辦，把好關」。在陳良宇的幫助下，陳良軍獲得了六百畝土地的使用權。隨後他將六百畝土地的使用權以一點一八億元倒賣給了開發商。通過賣地，陳良軍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億萬富翁。而這一點一八億元賣地款最後會被開發商轉嫁到買房者頭上，陳良軍的一夜暴富，實際上是建立在對買房者財富的掠奪上的。【15】
「農村土地城市化」
圈地運動還對中國的土地格局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影響。圈地運動的背後是「城市化」，「城市化」的背後是房地產。西方的「城市化」過程在中共的急功近利的追求下被大大簡化了，土地上長出了高樓就算「城市化」了。
繼城市大規模拆遷後，農村也迎來前所未有的拆遷高峰期。「城市化」現象越來越嚴重。被默許及鼓勵的土地財政就像一頭饕餮巨獸，肆意擴大地盤，將更多的村莊從地圖上抹去，改寫中國鄉村的地理版圖和鄉土文化。《中國農業統計資料》2005年的數據表明，本世紀初的幾年裡，中國每天消失著53個村落。改革開放30多年，全國耕地淨減少了兩億畝左右。如果今後農業科技上沒有較為重大的進步的話，中國將面臨「農村土地城市化」和確保糧食這一戰略性資源的安全性的重大矛盾。
始於1987年的第一次圈地運動，在上世紀90年代初達到高潮，圈來的地用於房產開發，開發區也遍及全國，縣級以上開發區達6000餘個，佔地1.5萬平方公里，大於當時中國城鎮總面積（1.34萬平方公里）。1992年全國房地產完成開發投資732億元，比1991年猛增117%.與之形成對照的一個數字是，1992年全國淨減少耕地1000萬畝。【16】
五年後，第二波圈地運動爆發，房地產再一次成為載體。此時，土地法已經修改，對耕地的佔用審批權力得到限制，但各地設法批地的手段卻層出不窮。
又五年後，第三波圈地運動開始了，這一次的佔地面積高達3.51萬平方公里，再度超過全國城鎮面積和在建用地的總和。
五年是一個輪迴，再五年後，金融危機爆發，隨後，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相繼出台了經濟刺激政策，基礎建設成了最大的刺激對象，來自中央的4萬億和各地的若干億投入到了建設中，保增長變成了保GDP。國企大規模進入房地產行業，房地產繼續成為投資熱點。
造成尖銳的官民對立
圈地運動帶來的房屋拆遷造成了尖銳的官民對立。房屋拆遷補償安置費是由國家地方財政出錢，由拆遷辦公室（拆遷辦）進行分配。拆遷辦是在城市改擴建過程中應運而生的辦事機構和組織，負責與拆遷有關的事務。拆遷辦的一些職責包括：負責向人民法院提出強遷申請並配合組織行政強遷；受理房屋拆遷信訪諮詢；負責拆遷安置資金和安置房工程建設資金的監督、管理、審批、發放工作。【17】說穿了，拆遷辦就是「自監自管」；當原房主不願搬遷時，組織強行拆遷。
從政府角度來講，由於拆遷費用是需要支付的成本，所以政府需要最大限度降低拆遷費用，從而獲取最大盈利。這導致了野蠻拆遷、強制拆遷、利用黑社會或動用警力、武警來進行拆遷的非法行為。
下面僅舉幾例：
2008年6月24日，成都出動數百警察和公安車輛、消防汽車等，到錦江區祝國寺村沙發城進行強拆工作。由於村民們反抗，警察使用催淚瓦斯，導致多名村民受傷。【18】
2008年9月22日至27日，桂林市政府調動警察、城管、黑社會人員、防暴警察等近千人，防暴警察手持盾牌、警棍，牽著警犬，展開了從七星區穿山街道辦事處穿山園村開始的暴力征地。此次征地遭到了村民的強烈抵抗，雙方發生衝突，有30多位村民被打傷。【19】
廣州市環市西路站西南街的省汽車運輸公司職工拒絕從宿舍中拆遷，結果，小區中的花草樹木在深夜被淋毒水；3棟宿舍樓下被放置了3個混雜炸藥的鞭炮，凌晨3時在煤氣管道旁連鎖引爆，所幸沒有造成傷亡；過百條活生生的毒蛇被扔到小區裡。【20】
江蘇省揚州市國慶路157號，六旬孤獨老婦金蘭英及其嫂居文珍二人，為避免拆遷，兩人自鎖鐵籠。2008年12月3日13時20分，拆遷商僱傭黑道打手一百多人，手拿幾十個「碳酸氫納、磷酸二氫銨、硫酸鋇」毒氣瓶，突然衝向鋼籠對著兩老婦狂噴傷害。這些黑道打手還對有義憤群眾大打出手，打的無辜者在地面亂滾、血跡斑斑。金蘭英遭毒酸狂噴面部，燒傷中毒嚴重，被120救護車拖往江蘇省蘇北人民醫院住院搶救，傷勢嚴重為「一級護理、半流食」。【21】
而近幾年的民怨最強烈的也莫過於強制拆遷。
唐福珍自焚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唐福珍為抵抗成都市金牛區城管和公安的強行拆除她的建築，兩次在身上澆汽油最後自焚，於2009年11月29日因傷勢太重救治無效在醫院死亡。【22】
2011年底的烏坎事件就是由於村領導在政府支持下，私自變賣村裡土地，引起了三、四千村民和警察的對峙。【23】
而圈地運動造成的「城市化」對農民的影響則更是不可逆轉。上海征地拆遷律師團隊指出：「因為征地拆遷而返貧，已經成了當代中國農村觸目驚心的普遍現象！那些遭遇非法征地、拆遷的村民不外乎兩個結局：一是淪為災民，從此一蹶不振；二是淪為訪民，從此迷失在循環往復的信訪迷局裡不能自拔。要而言之，靠農民式的盲目而自發的維權是無濟於事的。」【24】處於城市近郊的農民原來是有土地的，可以靠耕種土地為生。一旦被強制拆遷之後，這些農民失去了賴以謀生的土地，不得不進入城市，成為一名「打工仔」。這種「打工仔」和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工還不一樣。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工是自家有土地，但選擇進城打工；一旦不如意，還可以從新回家種田。但失去土地、又不一定有城市工作技能的農民「打工仔」不得不依附於城市，不論條件多苦，多不如意，也得咬牙忍著。所以政府的圈地、「城市化」努力為中國造出了一批「廉價勞動力」。
第八節 巨額的外匯儲備
2006年2月底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總額為八千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位居全球第一。2011年12月底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總額達到三萬億美元。巨額的外匯儲備是中共向國內人民展示中國不差錢的重要指標，但是中共政府也越來越覺得過多的外匯儲備是個燙手山芋，因為中國的外匯儲備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與中國的外匯管理體制有關。
中國的外匯體制不同於日本與歐美國家。中國的外匯儲備不是政府用財政收入去市場上購買回來的，因為在中國政府的財政支出報告中，從來都沒有一項是用於購買外匯的。事實上，中國現行外匯制度決定中共政府必須無限制地，被動地印刷人民幣紙鈔用以收購美元等外匯。
舉個簡單的例子，一位美國華僑給他在大陸的家人寄去1，000美元，家人拿著支票去當地的建設銀行取錢，建設銀行按當時的匯率，比如7:1，給家人7，000人民幣，然後，建設銀行用1，000美元到人民銀行去要回7，000人民幣（手續費等這裡不算），人民銀行是中央銀行，沒有錢，於是就開動印鈔機，印出7，000人民幣給建設銀行，結果呢，人民銀行把這1，000美元計入外匯儲備，國家就多了1，000美元的外匯儲備，又跑到美國去購買美國國債去了。這個故事刻畫了一位美國華僑辛苦掙來的1，000美元最後是如何變成了中國的外匯儲備的。所以，中國的數萬億外匯儲備中的大多數並非中國人自己的財產。
有一陣子，特別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一些經濟學者要求政府不要去買美國國債支持美國經濟，而應該把幾萬億的外匯儲備分給中國人民。這種言論更是引髮網民們的熱烈響應，要求政府把巨額的外匯儲備用來解決民生問題。後來國家外匯管理局原局長吳曉靈出面說明中國巨額外匯儲備不可分的理由：「一是因為它是由中央銀行用發行人民幣的方式收購進來的；二是因為它是國家對外履行國際債務的保證，即政府、企業和個人要使用外匯償付對外債務時能用人民幣換成外匯去償付債務。」【26】總理溫家寶在2009年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時也坦誠「外匯儲備是中央銀行用人民幣購買的，是中央銀行的負債，如果財政使用必須發行國債，購買來用。」【27】
中國外匯儲備含有外國商人來華投資的款項，中國所積欠的外債（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的援助和貸款），中國海外僑民的匯款，國際勞務人員帶入中國的外幣，還有「熱錢」即國際游資，以及貿易順差。即使在貿易順差中，也並非全部是中國人的，其中很一大部份屬於跨國企業的資產。中國企業掙回來的外匯，經過向商業銀行結匯，如同前面舉的例子一樣，多印人民幣來支付給企業。那麼，產品已經出口了，這部份人民幣是沒有商品對應的。政府大量增發貨幣是造成中國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
2010年，中國實現貿易順差1831億美元，而同期外匯儲備增加4481億美元，即使貿易順差全部轉變成外匯儲備，占比也不過40%左右。【28】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07年年末的《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在2007年，中國政府擁有1.528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同時外國在華資產為1.2664萬美元。可見真正屬於中國人自己的外匯儲備份額大約在3000多億美元，只佔中國外匯儲備總額的25-30%。而且在2007年年底，中國的海外資產總額只有1.0126萬億美元，比外國在華資產少2448億美元。也就是說，假如外國資本要求全部撤出中國的話，在沒有充足的外匯儲備的情況下，賣掉全部的中國在海外的資產也不足於應付。這就是中國要維持龐大的外匯儲備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這些年大搞「招商引資」，吸引了大量的FDI（外資來華直接投資）。根據外匯局國際投資頭寸表，截至2009年底，海外對華直接投資（FDI）累計餘額已經達到9974億美元，接近1萬億美元。【29】這部份外資也通過增發人民幣轉換成了國家的外匯儲備。更令人關注的是，假設FDI在中國收益率為18%，其年度利潤就達到1800億美元。FDI在華留存利潤問題，由於沒有進入官方統計，而且其規模日益巨大，已經成為觀察中國經濟的「暗物質」。由於已經累計的上萬億美元的FDI存量，其年度利潤產生的規模，已經超過FDI年度純流入的新增量。
「中國是美國的債主」，中共喜歡高調炒作這個話題，給百姓一種中國擁有絕大部份美國國債的印象。這其中有煽動民族主義，為中共臉上貼金的因素。其實，中國擁有的美國國債只佔總額的8％。美國當前國債總額為14.3萬億美元，其中9.7萬億為公共債券，可在二級市場流通；4.6萬億為各政府部門所持有（如社保管理局SSA，衛生及公共服務部HHS等，這些債券絕大部份不能在二級市場交易）。在9.7萬億美元的公共債券中，最大的國債持有者是美聯儲，目前持有規模超過1.6萬億美元。其次是外國央行，截至2011年5月，持有美國國債規模共計4.5萬億美元。其中第一名是中國，共持有1.16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僅次於美聯儲；排在第二和第三的是日本和英國，分別持有9，124億與3，465億。
第九節 貧富分化
在短短20多年的時間裏，中國已經從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轉變為貧富差距擴大現象嚴重、收入差距超過國際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國家。
貧富懸殊達「危險」水平
2010年4月26日，第十一屆北京國際車展已經進行至第四天，各大頂級豪華品牌現場成交金額已經超過1.3億元，並且在現場購車的用戶中有不少是80後的年輕富豪（或稱為富二代）。其中包括價值3800萬的布加迪威航，蘭博基尼已經售出三台單價達760萬的LP670-4SV，車展首發的世爵LM85限量版和阿斯頓馬丁Rapide分別售出了一台和五台，法拉利和瑪莎拉蒂展台的展車已經被搶購一空，加長悍馬和勞倫士奔馳也都收到了不少訂單。
在中國社會的另一端，在廣州的一個典型城中村裡，街道狹窄、電線滿天掛、污水垃圾橫行霸道、各色人等雜亂、房子潮濕且缺乏光線，但很多外地來的農民工卻願意住在城中村裡；他們的房子裡大多空蕩蕩的，一般城市人家裏「理所當然」擁有的洗衣機、冰箱、空調等，他們都沒有。
數據也反映了中國的貧富懸殊問題。世界銀行測算，2009年中國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是0.47。基尼係數越低代表貧富越不懸殊，0代表社會的分配完全公平；1代表社會的分配徹底不公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基尼係數逐年上升，直到10年前達到0.4的「危險」水平；之後，儘管中國政府出台了許多提升低下階層老百姓收入的政策，但還是遏制不了基尼係數的上升趨勢，並持續上升到目前的0.47。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字，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
在西方發達國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財富一般是最貧困的20%人口的6－7倍，在美國，這個比例為10倍。國家統計局2002年的抽樣調查顯示，中國20%最高收入家庭與20%最低收入家庭的差距是15倍。城鎮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是收入最低20%家庭的5.08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為收入最低10%家庭的7.9倍，比1992年擴大了4.6倍。現實生活中可感受到的貧富差距遠遠高於平均數字，低於平均收入水平的困難群體正在擴大。從收入差距的形成和變化來看，貧富差距在近10年中越拉越大，社會已出現兩極分化的特徵。1988年城鎮居民貨幣收入的基尼係數為0.23，1995年達至0.33，2000年又比1995年上升了10%－15%，收入差距擴大的速度甚至已超過了農村。
2010年5月13日聯合早報的報導，按照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的看法，中國收入差距正呈現全範圍多層次的擴大趨勢。具體而言，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比城鄉收入比的國際最高指數2倍左右還超出一截；中國工資最高與工資最低行業職工工資差距是15倍左右；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
0.4%家庭佔有70%國民財富
2007年5月，波士頓諮詢公司發佈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指出，在中國，0.4%的家庭佔有70%的國民財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亞等成熟市場，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國家50%—60%的財富。
2008年8月，美林集團與歐洲最大的諮詢公司凱捷諮詢在北京聯合發佈的《2008亞太財富報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國共有41.5萬位個人資產超過100萬美元的富人。從財富平均擁有量來看，中國百萬富翁人均掌握資產達510萬美元，高於340萬美元的亞太地區平均值。
以上的諸多數據，都說明了中國社會收入水平懸殊，兩極分化正愈來愈嚴重。
要究其制度原因，只需看看中國的富人是哪些人。
2009年6月25日《時代週刊》報導，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一份聯合調查報告的數據，截至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含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佔據了億元戶的91%，擁有資產20450餘億元。而考證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資本。
為維護權力而發展經濟，其果實必為權力所攫取，這是中共治下所謂的「發展」的必然。只要中國還是集權制度，經濟增長而產生的貧富不均，兩極分化不可避免。這對中國社會造成了難以逆轉的影響。
首先也是直接的是導致社會不安定。中國總理溫家寶2011年6月1日在東京接受日本廣播協會（NHK）電視台專訪中提到「中國發展不平衡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存在貧富差距，個人收入之間也存在貧富差距。坦率地講，這種差距還有拉大的現象。一個社會如果財富只集中在少數人手裡，那麼注定這個社會是不公平的，因而它也是不穩定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二十多年，伴隨著社會貧富不均的日益加劇，同時中國社會日益不穩定的二十多年。2005年的《社會藍皮書》指出，從1993到2003年中國「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每年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每年約73萬人增加到約307萬人。從2008年11月以來，從縣委書記、公安局長、紀委書記培訓開始，中國已經進行了至少四次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培訓，提高各級官員應對各類突發事件的能力。
獲得財富的手段不公正
更為長遠的影響則是對社會道德的破壞。嚴格地說，貧富不均本身不破壞道德，但是如果一個社會中主流的或被認可的獲得財富的手段是不公正的，而又沒有公正的渠道讓人通過本分的手段獲得成功，那麼這時的貧富不均會激發人的敗德行為，促使社會風氣敗壞。
比如在中國社會，絕大部份富人之所以有錢，並不是因為他們聰明，也不是因為他們肯幹，是因為他們擁有權力，而這個社會也不存在一個公正的渠道來獲得權力。權力的攫取往往是通過家庭承傳、人際關係、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等等非正當手段。相反地，一個具備誠善品格的人，雖然能把本職工作做得很好，卻往往不能因此而獲得地位的提升而獲得財富。那麼在巨大的貧富差距的反差之下，人在求富的慾望驅使下，往往會不走正道，用不道德的方式去獲取財富。如果一個社會中大多數人都這麼幹，整個的社會道德標準就會改變，就會把不正當的認為是正當的，把敗壞的當做是合理的。再加上中國社會不存在公平的法制，很多時候是做了壞事不會被懲罰，沒做壞事的卻遭到冤屈。中國社會傳統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道德倫理被完全顛覆，人們為了生存或致富，在一個不道德的現實社會中拋棄了傳統的道德觀念。
當今的中國社會出現了人人都能感覺到的社會亂象。官場和商場上腐敗蔓延，公務員以及其他各行業的職業倫理日漸低下；物慾橫流，色情氾濫，假貨盛行，黑社會活躍；權力崇拜伴隨著弱肉強食，民間疾苦乏人問津，社會公正不得申張。在這些社會亂象的背後，則是道德和倫理崩潰的社會亂象。社會不但不排斥、相反卻容忍甚至接納貪瀆腐敗賣淫行賄等劣行，榮恥混淆，正誤不辨，唯利是圖。從各級官員到許多知名學者，金權崇拜泯滅了良知和社會責任感；從稚齡學童到研究生，羨富笑貧、重利輕義比比皆是。
人為了追逐財富而敗壞了道德，而道德低下的社會反過來對社會的財富創造起到不可估量的破壞。造假使得產品質量低下，知識產權得不到保護；缺乏誠信會使得市場經濟的基礎-信用遭到破壞，監督執行的社會成本大大增加；由於社會風氣不正，企業之間的良性競爭蛻變成互挖牆角，不擇手段的惡性破壞；股市欺詐會使資金流向失控，等等。
江澤民在位時期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不可改變的被今天的中國所承繼。由於該發展模式的出發點是為了維護中共的專制，其手段是以制度性腐敗作為增長的動力，而發展的果實又是為腐敗提供物質基礎，中國近二十年的經濟增長不可避免的伴隨著社會道德的沉淪。這種沉淪深植於各種經濟現象的內裡，而同時不停的腐蝕著中國經濟繼續前行的動力。雖然這種不計後果、不顧未來的發展在短期造成了表面的虛榮，但是其內部增長的動力殆盡之後，一旦外部環境發生波動，真正的危機將無可逃避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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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廖曉淇：外匯儲備增加不能歸罪貿易順差， 財新網，2011年3月9日，ttp://www.sinotf.com/GB/Forex/1193/2011-03-09/1MMDAwMDA1ODA1M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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