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6月05日訊】憑藉嚴密的新聞控制，共產黨與納粹不但如願地剝奪了民眾的知情權，而且成功地構築了一個完全封閉的資訊暗室。在這個暗室裏，所有不利於當局的「負面資訊」都被封鎖和過濾了，只有官方宣傳機器一家在王婆賣瓜，睜著眼睛說瞎話，再離奇的西洋鏡也不怕被人戳破。如此一來，輿論當然也就成了獨裁者手中的玩物，可以任由他們用來肆無忌憚隨心所欲地左右和愚弄民眾了。——題記
納粹時期當過美國駐德記者的夏伊勒，在他的名著《第三帝國的興亡》中，曾惟妙惟肖地為我們描畫過納粹宣傳部當年對報紙進行嚴格管制的現場鏡頭：
「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駐柏林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裏，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佈，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怎麼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世界知識出版社《第三帝國的興亡》，347頁）
與民主社會截然不同，在第三帝國，新聞媒體一直都是納粹黨的宣傳工具和喉舌，而非不受政府控制，擁有充分自由的資訊傳播平臺，它唯一的任務就是向民眾宣傳和解釋黨的政策與措施，並用納粹思想改造德國人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納粹當局始終堅持對新聞媒體實行全方位的嚴密控制。
報紙是當時影響力最大的媒體。為此，上臺伊始，納粹黨就立即著手消滅一切跟其對立的報刊，清除那些不是納粹黨的或者不願成為納粹黨的報刊和編輯記者。到二戰爆發前，納粹黨或黨內個人擁有和控制的報紙已占到德國全部報紙銷量2500萬份中的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儘管為私人創辦和所有，但通過購買、清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也均為納粹所操控。
與此同時， 1933年10月4日頒佈的德國報刊法使新聞事業成為一種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職業」。它規定，所有編輯都必須具有德國公民資格，屬於亞利安血統，配偶不是猶太人。這就是說，要在第三帝國當個編輯，首先得在政治上和種族上是「清白」的。報刊法第十四條還命令編輯們「要使報紙上不得有任何誤導群眾、假公濟私、可能削弱德國的外在或內在力量、德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國的國防及其文化和經濟—–或者有損德國的榮譽和尊嚴的東西」。總之，所有的報刊都得跟納粹黨保持一致，所有的編輯記者都得先當納粹党的文奴，否則報刊就沒法存活，編輯記者就沒法在新聞出版這個行當幹下去。
不僅如此，戈培爾甚至直接插手報紙每天的採編業務，控制其內容的具體安排，本文開頭描述的場景，足以表明這種干預已事無巨細到了何等地步。
下面這個例子也很很典型。1940年5月10日，邱吉爾出任英國首相後，戈培爾特意對如何報導此事做了極為詳細的指示：「在口頭上和圖畫中，應該把邱吉爾介紹成是英國人民的典型：一個品行不端、齜牙咧嘴的傢伙，長著類人猿一樣的前額，是製造謊言的嗜酒狂，總是與有錢人、猶太人、布爾什維克人為伍，將工人踩在腳下」。
更搞笑的是，納粹宣傳部竟然把戈培爾對報紙的指令視同國家機密。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著手洩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洩露為目的，而著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當年，就有一位德國《波森日報》的記者，因為偶爾把戈培爾每天向新聞界下達的一些密令副本給過外國記者，被納粹當局判處了死刑，後來又被減為無期徒刑。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廣播是僅次於報紙的最有影響的媒體。戈培爾甚至一直認為，廣播（電視當時還沒有問世）是現代社會的主要宣傳工具。為此，納粹上臺後僅僅幾個月，就將整個德國的廣播業有效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德國境內原有的各個廣播電臺的領導人相繼被黨衛軍逮捕，並送進了柏林附近的集中營，10%以上的廣播工作人員，特別是編輯、共產黨員、社會民主黨員以及猶太人都被解雇，受控於宣傳部的官方帝國廣播協會控制了地方廣播協會所有的股份，地方電臺成了帝國電臺的分台。不僅如此，帝國廣播協會還對電臺經理的工作進行監督。這些經理表面上擁有節目的製作權，但實際權力卻操在納粹黨的黨棍手裏，至於電臺的新聞業務則受制於宣傳部新聞局。如此一來，德國的廣播電臺自然就成了納粹的傳聲筒，在矇騙德國人民，使之適合希特勒的政治目標這一點上，它甚至比任何別的宣傳工具所起的作用都大。
為了獲得盡可能多的聽眾，納粹當局鼓勵生產便宜的收音機，其中最著名的是「人民收音機」，售價76馬克。還有一種小型收音機，被人們普遍稱為「戈培爾的大嘴巴」，售價僅35馬克。
第三帝國初期，德國的收音機普及率不高，一時間也沒法讓家家戶戶都很快擁有一台收音機。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廣播的宣傳功能，納粹當局創造性地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大夥在一起收聽廣播，誰也不能把耳朵塞起來。這樣一來，即使你沒有收音機，也能及時聽到元首的最新指示，瞭解到納粹黨和政府的最新方針政策。
一般成年人總得養家活口，要養家活口就得上班工作。納粹當局抓住這一點，把許多廣播節目安排在上班時間播出。節目播出時，人們必須放下手頭的工作收聽廣播。這樣一來，整個德國上班的人就都能收聽到廣播了。此外，納粹當局還規定，所有像餐廳、咖啡館之類的公共場所，也都必須配備收音機。對於行人來說，街頭的揚聲器，照樣會把納粹黨的聲音傳送到他們的耳朵裏。
在利用本國廣播大肆宣揚納粹思想的同時，對於民主國家的廣播，納粹當局則一律予以封殺。
廣播跟報紙相比，有一個明顯不同的特點，如果一份外國報紙或雜誌被禁止在德國發行，一般人是無法看到的，而廣播就不一樣了，如果不能進行有效的技術干擾，一家英國電臺的廣播，柏林人也可以收聽得到。為此，納粹當局明確規定收聽外國電臺是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美國記者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記裏曾記載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軍飛行員的母親接到通知，說她的兒子已失蹤並被認定為死亡。可是幾天後，英國廣播公司公佈的德國戰俘名單裏卻有她的兒子。第二天，有8個朋友和熟人來信告訴她這個資訊。可是好心卻被這位母親當成了驢肝肺，她得知消息後竟向員警告發這些人收聽敵臺，於是他們全都被捕了。
不難想像，在如此嚴密的控制之下，人們從報紙上讀到的和從廣播裏聽到的當然全都是有利於納粹當局的「正面消息」，而與此相反的「負面新聞」則都一概被過濾和遮罩了。對此，納粹當局自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比如，對於隱瞞和掩蓋真相，他們的一個理由就是，如果如實地公開披露，就會損害國家的威望，為英法等西方國家提供了攻擊德國的口實。哪家報紙要是公開披露第三帝國的陰暗面，那就是為反對德國的敵人提供宣傳資料。而來自境外的批評，則被納粹誣稱為「惡意宣傳」，是對德國人民的感情的「傷害」。
對於極少數敢於對官方的新聞管制說三道四的人，納粹當局則一律予以無情的鎮壓，讓他們吃不消兜著走。1934年，戈培爾和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緊跟的編輯們，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他們的意圖很明顯，那就是希望戴著納粹鐐銬的編輯記者們也能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一位魯莽的週刊編輯，《格魯恩郵報》的埃姆•韋爾克，把戈培爾和阿曼的話當了真。他指責說，報刊之所以變得那麼乾巴巴，是因為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這位老兄實在天真，居然不知道納粹黨魁的漂亮話，不過是說說而已。如果不要單調劃一，還要宣傳部幹嗎？媒體的存在，不就是為了讓納粹黨滿意麼？哪能各唱各的調？因為一不留神摸了老虎屁股，《格魯恩郵報》受到停刊三個月的處罰，而韋爾克自己不僅被戈培爾撤了職，還被送進了集中營。
直到第三帝國快要完蛋的前夕，納粹當局對新聞的嚴密控制仍在延續。1945年3月27日，忠於職守的戈培爾還在日記裏寫道：「晚上放映每週新聞。電影裏的西線情景真令人吃驚。我們根本不能讓公眾知道。」沒過幾天，明知許多人在準備將卐字旗換成白旗，戈培爾又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記裏說，他「打算大大強化我們整個宣傳通訊政策。在目前的戰爭階段，調子最高的語言即是最好的語言」。
不過，納粹對新聞媒體管得再嚴，跟共產黨比起來，那也是小巫見大巫。
說來難以置信，上世紀七十年代，已在蘇共官場身居高位的戈巴契夫曾赴義大利、法國、比利時、西德訪問，沿途的所見所聞竟讓他大吃一驚。他後來回憶說：「我們所遇到的人，他們都思想開朗，態度從容不迫，令人欽敬。最令我們讚賞的是：他們直言無忌地評論一切，批評他們政府的措施，批評他們國家的各級官員以及地方官。」有了這番經歷後，他「原先那種認為社會主義民主遠比資本主義制度來得優越的信念就動搖了」。
葉利欽當年也有同樣的感受。1989年，他到美國訪問，期間的見聞，使他「原先那一套陳舊的觀點和信條全都破滅了。」他在休士頓參觀一家超級市場，看完後不禁大聲感歎：「我們的那些人，對我們那些可憐的老百姓又做了些什麼啊！」陪同他一起出訪的同僚認為，就是這一次的美國之行，使葉爾欽完全喪失了對共產主義的信心。
當年，連戈巴契夫和葉利欽這樣的高官，對西方世界都如此無知，蘇聯普通老百姓就更可想而知了。僅根據這一點，我們也不難想知前蘇聯的新聞控制有多嚴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可以說沒有一家新聞出版單位不是「黨的喉舌」，沒有一家媒體不在嚴格按照黨的旨意發佈新聞和資訊。人們從它們那裏讀到的聽到的看到的，無一例外，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如何欣欣向榮，蒸蒸日上，資本主義世界如何日落西山，奄奄一息。試想，長年生活在這種封閉的環境中，即便是戈巴契夫和葉利欽這樣的高官，對西方世界的瞭解也是扭曲的，有一天突然到了那裏，見到了真實的情形，怎能不大吃一驚呢？！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前蘇聯一樣，黨牢牢地壟斷著整個新聞出版行業，人民沒有任何知情權，他們能夠知道什麼，完全取決於黨的意志和需要。而作為「黨的喉舌」，新聞媒體對於國內的情況從來都是報喜不報憂，而對於國外的情況則從來都是報憂不報喜。與此同時，中共嚴禁民眾接觸海外資訊。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如果發現誰收聽「美國之音」等外台，就會給你扣上「收聽敵臺」的罪名，並課以重刑。「文革」後，儘管中共控制新聞出版業的手段和方式在不斷翻新，但對於資訊發佈和傳播實行「嚴防死守」的方針卻絲毫沒有改變。
這不，2010年10月8日下午5點，當劉XX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在挪威公佈後，主管宣傳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長春立即向中宣部下達了「三不」指示：1，任何媒體不得參與炒作劉XX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新聞。2，外交部負責對外新聞採訪，任何媒體也不得刊發外交部的消息。3，任何媒體網路不得搞批判性的炒作。為了貫徹這一方針，中宣部動員一切力量，挖空心思，使用以下各種手段控制媒體，防止消息擴大化：1、讓上網的外交部發言人講話不搜索看不到。2、上報紙的新華社電文（僅限於北京少數報紙）儘量發在夾縫和不顯眼的位置。3、報紙與網路嚴格分開，電子版基本打不開。4、杜絕電視報導。
2011年1月4日，中共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在京舉行，主管宣傳的中共常委李長春在講話中繼續強調「牢牢把握正確導向」。隨後，各省宣傳部向各家媒體逐級傳達了2011年中宣部的宣傳口徑和禁令，要求地方媒體在2012年的十八大召開前嚴格限制時政民生報導版面,而網站一律不許上敏感社會新聞,一旦違規將嚴肅查處。
該檔共有以下十項內容：
其一，「為兩節、兩會營造良好輿論氛圍。做好收入分配、股市樓市、就業社保、教育 衛生、安全生產等熱點問題的引導，解疑釋惑，化解矛盾。
其二，嚴格控制「災難事故和極端事件」報導，此類報導的數量不得進行異地採訪、監督，各地發生的重大災難事故，中央媒體做動態報導，不連線不直播。死亡10人以下的中央媒體不報導，由當地媒體報導，事發地以外媒體不搞跨區域採訪報導；一般事故中央媒體不報導，當地媒體適度報導，事發地以外媒體不報導。
其三，「穩妥把握」征地拆遷報導，對依法依規開展的正常拆遷「不要質疑」，對漫天要價不要給予輿論支持，對暴力拆遷及拆遷中發生的「自殺、自殘、群體性」 事件不報導，對極端個案不炒作，不搞集納式和鏈結式報導。
其四，中宣部要求，各地新聞網站、商業網站一律不得開展各類全國性新聞評選和人物、事件評選活動。廣州的《南方週末》已經創辦八年的年度傳媒致敬評獎，就是根據這一禁令被叫停的。
其五，對一般群體性事件報導，中央和事發地以外媒體不報導，要加強對都市類媒體的「管理」，在群體性事件報導中防止把矛頭和焦點引向黨委和政府。
其六，反腐敗案件要防止「低俗化」傾向，不得討論、爭論、質疑有關政治體制改革內容 ，不用「公民社會」的提法，「絕不允許」站在政府對立面，不允許以媒體觀點「代替和干擾」群眾意見。
其七， 做好房地產市場的輿論引導。不要搞房價問卷、網路調查，不要就「一時一地」的變化判斷房價走勢，不炒作極端案例。
其八，對用宅基地換戶口、用承包地換社保一律不報導。對一些內部討論的問題或專家學者的研究文章不報導。
其九，正面報導春運工作， 不要宣傳「一票難求」等春運方面存在的問題。
最後，該通知稱，中宣部、中央政法委近日聯合下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刑事案件報導工作的意見》，將案件分為重大惡性、惡性、常發和特殊案件，對各層案件如何報導和把握提出明確要求，解決都市類媒體案件報導「過多過濫」問題。
在嚴管報紙、廣播、電視和出版等傳統媒體的同時，中共近年來還不斷加大了對網路的控制力度。
當今世界已跨入網路時代。由於人們可以通過網路瞭解到大量的海外資訊，這對於一向以謊言矇騙民眾的中共來說不啻是個致命的威脅。因此，江澤民上臺後，就開始斥鉅資建設網路防火牆，即所謂的「金盾工程」，瘋狂遮罩網路，阻止海外資訊的傳入。從2009年7月1日起，中共又下令所有在中國大陸銷售的個人電腦，都要安裝可以封鎖某些網站的監察軟體「綠壩」，實質上是將在國家閘道的封鎖強行移植到每台個人電腦的終端，以圖更加有效地封鎖海外網路資訊。
2011年4月4日「美國之音」題為《中國網控無所不在》的報導，向我們介紹了中共進行網路封鎖和壓制的新動態。
該報導說，「中國各地政府為實現維穩指標，加強對互聯網的監控打壓力度。當局隨時隨地對網路異議人士實施行動，近期有多人被當局判刑，綁架或者失蹤。
2月20日茉莉花革命傳入中國以來，當局嚴加對網路監控，線民在互聯網發表所謂有悖穩定基調的言論或文章受到的打壓力度持續加強。據人權團體說，2月以來，中國有將近60名異議和維權人士被拘押或者無故失蹤，這其中包括政府多年來容忍的著名博文作者。
四川成都作家、著名博客作者冉雲飛受到散播‘茉莉花革命資訊’的指控，於2月21日被刑拘，3月25日又被當局正式逮捕，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人權網站維權網報導，四川維權人士丁矛也以同樣罪名被正式批捕。許多維權人士的電腦或硬碟被警方搜查，或被扣留。
中國線民的言談無時無刻不受到中國數萬名網警的監控，線民隨時因為‘觸犯’當局敏感神經遭到綁架和失蹤。中國人權觀察說，中國吉林一網名叫雁南飛的線民3月22日晚突然被一夥自稱員警的人從居所帶走，至今下落不明。當時，她正在跟網友聊天，討論為被拘押的北京異議人士李海聘請律師的事情。
著名網路作家田奇莊對美國之音說，當下中國互聯網言論自由的空間越來越小。他說：‘有些文章在以前覺得比較正常，現在就發不出來。現在有些方面就說，這個不能寫，那類文章不能寫。朋友們也有這種反映，現在好像輿論控制得更嚴格了。不僅是報紙媒體控制得嚴，網路上控制也嚴格。’
田奇莊在網上發表的文章最近有不少被網警刪除。他說，一個作家如果不能說出自己的心裏話，他的作品也就失去了意義。田奇莊認為，當局對網路言論過度敏感說明，它們對統治的不自信，而壓制言論自由的結果必然是邪惡在中國社會的盛行。
北京的歷史學家章立凡說，中國正在醞釀建立國域網，把所有的網路總入口控制起來。這個現在還沒有完成，完成以後中國就徹底變成一個大局域網，這個意圖是很明顯的，反正就是不許說。
可見，實行嚴密的新聞控制乃是納粹與共產黨共同的統治手段。憑藉這一招，它們不但如願地剝奪了民眾的知情權，而且成功地構築了一個完全封閉的資訊暗室。在這個暗室裏，所有不利於當局的「負面資訊」都被封鎖和過濾了，只有官方宣傳機器一家在王婆賣瓜，睜著眼睛說瞎話，再離奇的西洋鏡也不怕被人戳破。如此一來，輿論當然也就成了獨裁者手中的玩物，可以任由他們用來肆無忌憚隨心所欲地左右和愚弄民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