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6月20日訊】貪戰的結果是「共毀」。
他要你貪才行。你不貪，他甚麼都幹不了。——題記

第一節 中國「經濟崛起」的道德挑戰

如果用給現代西方自由經濟量身定做的統計和研究方法來衡量中國近十年的發展，中國經濟似乎是在快速發展，甚至呈「崛起」之勢。但如果透過數字的迷霧，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究竟給人類帶來了甚麼，已經和將產生甚麼樣的全球層面的社會影響，對這些問題的直面回答可能會頃刻間摧毀那些由表面華麗數字拼出的經濟盛宴。

西方經濟發展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

西方經濟發展及理論一直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的。這不僅體現在每一個原始到「物物相易」（barter trade）的交換都要求公平，對等，更表現在當代宏觀經濟的管理，調控都強調透明和公益性（social welfare effect）。可以說，從稅收，資金市場監察，審計，直至反映「公平競爭」的反托拉斯法，民主政府在經濟領域的主要功能是保證每個參與者有公平的競爭機會，而且被同樣公認的遊戲規則所規範，即所謂的「公平賽場」（level playing field）理論。西方這種經濟理念，如當代著名經濟學家，「奧地利學派」的代表者哈耶克（Hayek）所充分表述的，是和西方「文藝復興」（Renaissance）之後對人性的尊重相輔相成的，尤其是它認為經濟活動凝聚了「自由」和「選擇」等近代西方恪守的原則。

很值得深思的是民主經濟體制的道德性著重過程的公平，透明，人性化，並不在意以GDP為主導的綜合結果。相反，以哈耶克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這種依賴「中央調控」(central-planning)和「政府介入」(government intervention)所製造的「繁榮」是危險的，專制的，因而是不道德的。此觀點的代表作是哈耶克出版於1944年的經典名著《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在書中，他重點剖析並批判了創造所謂經濟輝煌的納粹德國，並對戰後全球經濟走向一體化和具專制性而表示深切的擔憂。

現在，統觀全球經濟，人們不能不為哈耶克的遠見卓識而折服，也不能不為以自由市場為導向和主體的世界經濟格局陷入專制或「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的陷阱而扼腕歎息。的確，從2008年幾乎將美國壓垮的金融危機直至現在還在發酵中的有可能一舉摧毀「歐元區」的歐債危機，歐美經濟危機四伏，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以至於最近的「達沃斯經濟論壇」的主題之一，即是「西方市場經濟是否已經死亡」。更為可怕的是，西方政經界雖然普遍認識到這次危機對於自身的生死攸關，但卻對它的來由直到現在還沒摸到門。不但對危機的根源和性質集體「找不著北」，有的甚至對所謂的「中國模式」膜頂崇拜，認為是另闢蹊徑。

中共經濟在全球經濟中扮演的角色

已經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中國經濟真的是能解決世界經濟問題的仙丹妙藥嗎？西方經濟的問題究竟在哪裏？是自身的，還是外在的？為甚麼危機的深度，一方面只有因西方經濟上層建築的稚嫩而造成的20年代「大蕭條」可以相比，另一方面卻恰恰出現在中共經濟和西方完全融合，不分彼此的今天？究竟中共經濟在全球經濟中扮演著甚麼樣的角色？對世界的格局和發展有甚麼啟示呢？

1．「改革開放」是命懸一線的中共政權的救命稻草

文革之後，中國經濟滿目瘡痍，其GDP在全球的比重也降到了中國歷史的最低點，連中共自己也承認其「國民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在此形勢下，中共黨魁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來拯救岌岌可危的中共政權。事實上，對於經濟發展和政權穩固兩個選項中共會作何選擇，江澤民傾國之力迫害法輪功已經作了血淋淋的回答。對給國家政府帶來巨大好處，節約大量民生醫療資金，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提升中華道德水平的好處，全然置於不顧，把中國拖入萬丈深淵。

在喪失了執政合法性之後，經濟作為成了中共唯一的救命稻草。

2．中國加入世貿是綁架西方的開始

如果一個有心的研究者從中國後文革經濟的宏觀數據中勾勒出其時間序列，一個明顯的拐點會是2001年。此前的中國經濟像是身負重擔的騾馬上坡，被三角債，國地稅，和發達國家及關貿協定（GATT）的貿易戰，國企轉型等等一系列問題壓得喘不過氣，而近十年的中國經濟從表面看則像是換上了一套寶馬發動機。人們常說，「不破不立」；近十年的中國經濟發展給人的感覺卻是一直在大喊「只破不立」。隨著原有的全民經濟體制被打破，類似發達國家和「蘇東解體」後發展歷程中的有序的，系統的，全面的私有經濟體制和法律的建立被無限期的推遲或有意地進行空洞式，簡單體，概念化地模糊處理，使人徹底地被體制，或「沒體制」搞暈，喪失對其基本的信心，依賴和認真。

放眼看去，在「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不知所云，敷衍了事，甚至自相矛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空洞標語下，中共進行的是一場通過經濟來維持其獨裁統治的無限期博弈。試問：中共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三十年有餘，有一張時間表嗎？從中國歷史上的「商鞅變法」到「王安石改革」直至「張居正改制」，到歐美的「柯倫威爾改革」和「羅斯福新政」直到今天的「奧巴馬醫改」，哪一個像中共這樣永遠改下去呢？沒有目標，監控，計劃的改革實質是畫在天空中吊全體中國民眾和西方被矇蔽人士胃口的一張大餅，一個藉以苟延殘喘的「保命契約」，恰如一個三十年來每天都殺人的罪犯每天也同樣公佈一張「改過自新」的保證。自2001年10月起，這張契約中又新增了一個條款，使中共在與西方自由世界的終極價值理念衝突中獲得了一個類似「護身符」的籌碼。這個籌碼的重要性對中南海的掌權者是不言而喻的：十年後，一個在「人民大會堂」的盛典以中共獨有的方式記錄了他們內心的竊喜。是的，「入世」，一個已經過時的時髦詞彙，給已經無以為繼的中共帶來了生機，卻給當時蓬勃的西方經濟埋下了深深的禍根。

由於中共的改革不涉及「政改」，而江澤民的無能更是造成國民經濟的支離破碎。這一切直接導致90年代末中共在銀行，稅收和其他方面的全面危機。當時國有四大銀行的壞賬均超過一半，迫使中共通過開出開放自己「廣闊市場」的空頭支票和西方經濟綁在一起來度過危機。十年過去了，西方政經界突然發現一個曾經極具誘惑力的十億人的市場只是虛幻的泡影；沉重的金融剝削加上各式各樣從房改，教改到醫改的巧取豪奪，伴隨著國家對公民提供基本福利責任的徹底喪失，使年年喊的「拉動內需」成為天方夜譚，更不要說刺激老百姓購買價格昂貴的外國產品。

事實上，中共真正看重的不是與西方公平合作，互通有無的機會，而是能夠給其充血的資金，技術，以及和國際壟斷資本一起奴役國人的分紅。

2012年初，美國國會屬下的「美中經濟•安全委員會」發佈了對中國經濟的最新報告。文中觀點很大程度反映了西方主流智囊對中共「入世」十年的盤點，即在這過程中，中國經濟的自由競爭性非但沒有像預期的那樣增加，相反卻大幅下降。這體現在雖然大型國營企業的總數由原來的五千家左右下降到只有三百家，但按工資數隻僱用8%勞動力的國企卻在GDP份額中重新恢復到50%的水平；而先前在鄧小平時期有顯著增長，僱用大量勞動力的民營企業卻在資金缺乏，沉重稅負和各種由政策管制帶來的隱性成本的打擊下呈萎縮狀態。至此，由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提出的，通過「中國入世」來孕育其私營經濟並最終實現市場甚至政治體制自由化的考量，宣告徹底失敗。

與此同時，「紐約時報」在其近一年中最具影響力的新聞調查報告中曝光了設在四川成都全球獨家生產蘋果iPhone和iPad的「富士康」工廠內部驚人的剝削和迫害。故事的主人翁，一個畢業不久的大學生，每週工作6天，但仍在休息日和女朋友有約一起看戲的情況下被叫去加班。他的工作職責是在滿是鋁粉的車間監督工人用鋁紙打磨蘋果手機的屏幕。悲劇發生了。當候在劇院門口的女朋友再次聽到她男朋友的消息時，粉塵指標嚴重超標的打磨車間已經發生了爆炸，而她的男朋友正在病床上呻吟中熬過短暫人生的最後時刻。美國大眾對此報告一片嘩然：頓時，在生意場上藉助智能手機利潤如日中天，在股市中光芒四射的蘋果公司成了千夫所指的公敵。可是，與此同時，在故事的發生地，卻是沉寂一片。也許，那裏民眾的神經已經被此前同樣發生在「富士康」的「十三連跳」刺得已經麻木了。更加觸目驚心的是，在這整個過程中，中共政府在哪裏？做了甚麼表示？

中共加入國際經濟一體化破壞了已有的公平的國際貿易法則，使國家干預甚至操縱成為必然，惡化了市場經濟的生態環境。西方自由經濟學說從18世紀亞當斯密開始就樹立了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理論。這種理論和之前流行的「重商學說」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強調在發揮每個貿易夥伴自身優勢的前提下的互惠及互通有無之原則，促進全球經濟發展，而後者之所以被摒棄也正在於其囿於狹隘，不可持續性的通過保持貿易順差，犧牲其他貿易夥伴利益而帶來的畸形財富積累。西方對中共入世的積極態度最初來自其對國際貿易法則對中共約束力的幻想和對中國虛幻的「廣大市場」的垂涎。而中共在入世後，不但繼續通過赤裸裸的國家干預對諸如金融，能源，電信等核心市場進行保護，更是通過對人民幣匯率的操縱，「出口退稅」等變相國家補貼的方式大興「重商主義」來取得對西方討價還價的資本，減輕國際社會對其人權迫害的壓力，並腐蝕，拉攏西方政客，學者，媒體為其獨裁統治站台。

西方主要民主國家在蘇東解體，民主自由之風在全球成為主流的環境中，放鬆了對極權統治最後的堡壘–中共的警惕，不但任其坐大，還出於自身短期或黨派利益的需要為其輸血，使中共這個早已成為殭屍的歷史垃圾能夠在89巨變發生20年後的今天仍然奴役，挾持著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成為支持全球一切極權，恐怖，反人類組織和政權的總後台，構成對世界和平及自由力量的最大威脅。表面上看，中共通過類似為Walmart等企業提供廉價產品為美國消費者節約了幾千億美元(2011年中方估計為6千億美元；西方學界估算實際數字可能更高)，並使美聯儲有足夠空間完成其原本不可完成的同時保持低利息以促發展和低通脹以穩物價民生的任務，但美國和整個西方在此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是慘痛，甚至自殺性的。

此外，西方幼稚地希望通過中共加入國際經濟循環加速其經濟的私有化，市場化，最終帶動其民主化。但從最近「湖州萬人抗稅」【1】和「溫州老闆跑路」【2】等事件反映出的現實卻是民企作為中國經濟中發展速度最快，利潤最高，生命力最強，僱用人數最多的版塊卻在稅收，貸款等最能體現政府扶持的方面受到壓搾和刁難。與此同時，國營企業打著「上市公司」的牌子無償從國家獲得大量土地，低息貸款及由隨意做會計假賬而帶來的低稅收和低分紅的特權。據估計，中國最大的121家國營企業的資產總值從2002年的3千6百億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2萬9千億美元，其中增幅最快的階段恰恰是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肆虐之時，也就是「4萬億救市計劃」實施期間。而在2009年中國國有銀行貸出的總額高達1.4萬億美元的款項中，85%流向了國企。

中共所倡導的「北京模式」表面上看只是繼承了「國家資本主義」的衣缽，走著德國，日本，韓國的老路，但其本質是不同的。由於中共政權頑固的獨裁和專制特性，其所代表的「國家」和西方所理解的，或普通意義上的涵義有很大區別。譬如，在現有的中共「領導人」當中，有17名同時兼任「國家級」大企業的老闆，而在中共中央委員當中，有27名是商界領袖。中共一黨專政的現實給與這些「紅頂老闆」近似無限的權利和資源，但同時卻近似剝奪了社會，或真正的「國家」，對其人的任何公束力，使「北京模式」成為「權貴資本主義」的最新，也是最極端的變種。

西方著名記者，中國問題專家Richard McGregor在描述這些「紅色權貴」時指出，中國50幾家最大的公司老總在他們放在辦公桌上的Bloomberg終端和家庭合影的旁邊，總是有一台直通中南海的紅色電話機。也許，以協助鎮壓「六。四」而聞名的中國前總理李鵬的兒子李小鵬的官場經歷給外人如何理解McGregor的這句話提供了生動的註解。2008年6月3日，「六。四」慘案發生20年之後，新華社發稿宣佈李小鵬「辭去」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的職務而出任山西省副省長。這份任命宣佈的時機是否是選擇性地具有嘲諷全體中國民眾的意味我們未可知，但一個在正常西方選舉體制下起碼需要兩年（成功率不定）的從企業老闆到高級公共官員的轉換，在一紙新華社電訊或黨內「紅頭文件」中即刻得到認可和實施，使人們對於諸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管理者收購」等充斥中國的西方市場經濟舶來名詞的真實性或含金量有了自然，感性的認識。

中國「入世」的十年中，北京鑽空子，耍無賴不開放市場，使「太子黨」掌控的國企能攫取巨額利潤，利用「金融剝削」摧毀性地削弱民間實際購買力，大力扶持「黨產」國企，製造房地產，高鐵等泡沫經濟來斂財，通過外資，外企，外貿把中國經濟牢牢地和西方經濟綁在一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3．西方經濟危機是中共輸出的道德危機

奧地利學派始於1871年Menger發表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之後在凱恩斯主義之前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界以哈耶克和von Mises為代表而佔據主導地位。奧地利學派的主要觀點建立在自由市場機制在收集，傳播和評估信息方面對經濟整體的無可替代功能。這體現在以下三個機制：

（1）企業在創業（entrepreurship）階段的決策在整個市場運作中尤顯重要；

（2）隨著市場機制的逐漸孕育和專業分工的成長，資金市場在市場決策中成為主體；

（3）國家對資金市場的干預極大地增強了其戰略地位，並促成大型銀團的出現和使通脹性的貨幣政策成為必然。

反思西方2007年以來的，自「大蕭條」以來的最大經濟危機的成因，人們不禁會對以上奧地利學派觀點的預見作用而歎服。事實上，對當代蔓延全球的「國家資本主義」思潮和體制，奧地利學派的觀點更加振聾發聵：金融界大型銀團的出現和隨後產生的通脹性政策，嚴重違背了例如創業家等主要經濟利益體對市場穩定和理性的根本要求；因此而產生的震盪造成了價格體系中的廣泛失調。以下一些基本事實可能會幫助讀者充分明了以上觀點對理解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經濟體的結構變化：

1．從1973年至1985年，金融界的整體利潤在全美工業界的比例沒有超過16%。這個數字在1986年達到19%；在90年代達到戰後新高，徘徊在21%和30%之間。進入21世紀後一直在41%左右。此外，金融界在美國GDP的份額在1960年只有4%，但2007年達到8%。

2．美國政府的「救市計劃」類似中國的四萬億刺激計劃，屬於嚴重國家干預，而其隨後的每次高達6千億美元的數量寬鬆計劃和從格林斯潘始的長期低利息政策都是具有通脹性的。

3．美聯儲，華爾街，「兩房」等銀行貸款機構成為調節市場和決策的主要槓桿，違背了小型私營業主和研發機構等市場主體的利益。

4．席捲美國和歐洲的金融危機都是由於包括房產在內的「財產泡沫」等由上述政策引起的價格失衡引起的。

國家資本主義的影響並不局限在對市場或經濟的量化反應，更體現在對整個社會道德體系的摧毀性腐蝕作用。從美國金融海嘯的成因分析，有以下幾個具體方面。

首先，華爾街銀行的「利潤私有化，虧損公共化」的賺錢模式使其淪為類似中國國企的社會寄生單位。從「中投公司」對摩根•斯坦利的投資及高盛和摩根兩家巨擘分別同北京和杭州市政府簽訂的合作協議中可看到一些端倪。

第二，華爾街自九十年代大力擴張賭博性質的，非避險性的金融衍生產品，極大加劇了市場的震盪，損害了普通投資者的利益。而由於中國經濟和華爾街以致於美國經濟捆綁在一起，中國依靠操縱匯率，低廉勞動力以及非人道勞工環境而賺取的大量外匯源源不斷地返流回美國，為這種投機提供了資金土壤。耐人尋味的是衍生產品市場的騰飛恰恰和中國加入世貿有驚人的巧合。【3】如果以2001年6月作為基數100觀察全球衍生產品總值和財富比率，這個比率自那時起在短短6年中一路攀昇至2007年6月的520，而三年前的比率卻是75，且在此後三年中有跌宕起伏。這難道僅僅是簡單的巧合嗎？

第三，有人把美國最近所經歷的金融海嘯歸結為「華盛頓+華爾街」軸心沆瀣一氣，相互勾結，操縱市場的惡果，從經典的奧地利學派的角度分析也不無道理。如果對比中國的「國企文化」，似乎相似性更加明顯。華爾街派出自己諸如魯賓，包爾森等從高盛走出的代表出任財政大員，廢除「大蕭條」時代定下的為避免危機重演的Glass-Steagall法案，使華爾街投行成為不停吞噬投資和納稅人錢財的老虎機，這與被稱為「怪獸」的央企本質上何其相似。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雖然奧地利學派明確指出這種氾濫全球的「國家資本主義」，因其通過違背人性的國家意志代替活力四濺的企業家精神而踐踏了神聖的個人自由和選擇的權利，中共在21世紀加入這場遊戲之後使其遇到了空前的道德危機。

這種危機所帶來的影響是多方位的。「蘋果」電腦的利潤和「富士康連跳」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方面。有人說這種危機標誌著西方道德體系的坍塌，因而由其引起的貫穿歐美的債務危機是這種影響的標桿。顯然，經濟影響可以量化，但這種損失雖然巨大，它像樓市有起有落一樣長期來看畢竟可以補救；這種瀰漫西方的道德危機所帶來的真正影響可能恰恰如道德的定義而屬於潛移默化的精神範疇，代表著整個西方深層的墮落或腐蝕。

4．正確認識中共和其經濟實質是解決危機的唯一途徑

是凡對經濟學稍有興趣的人都知道此學科的奠基人應是18世紀的英國經濟學大師亞當斯密，而他集其一生所學而作的《國富論》永遠是經濟學聖殿的瑰寶，具有無可比擬的現實意義。但很少人知道亞當斯密一生有兩大巨著：另一部是身後才發表的《道德情操論》。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當人們詢問今年3月2日去世的，被「華爾街日報」社論譽為「美國百年來最偉大的社會科學家」詹姆斯•威爾遜他一生最推崇自己的哪篇著作時，威爾遜毫不猶豫地答道，「是《道德感》」，一本1993年才出版的書。在書中，作者明確表示，雖然人性有很多缺失，但其根本的特質仍是「找到一種讚美他人和獲得他人讚美、追求公平交易也追求做好事、追求利益也追求榮譽的慾望」。

顯然，如果以威爾遜的這段話來衡量外表光鮮的中國經濟，難免給人以南轅北轍的感覺。或許，正是中國經濟及整個體制的道德缺失甚至危機促成了其今日的「黨進民退」，貧富不均，。

亞當斯密和詹姆斯•威爾遜都顯然不是「奧地利經濟學派」成員，但他們和哈耶克一樣，給人們的忠告是如此的一致，明瞭，基本，而且重要。試想，如果美國房市次貸在華爾街大行其道之時，相關人士能夠遵循威爾遜之「追求公平交易也追求做好事、追求利益也追求榮譽的慾望」的警言，隨後的危機還能如此深重以致於美國經濟被拖到崩潰的邊緣嗎？

第二節 外商在中國的道德淪陷

當鄧小平在八十年代進行改革開放時，西方資本對進入中國市場持非常謹慎的態度。對中國的不瞭解當然是一個主要原因，中國投資環境到底如何、勞資關係如何控制、社會是否穩定、政府是否可以信任、中共對人權的剝奪和中西方意識形態的分歧，等等等等，使得西方大公司謹慎小心。港澳和東南亞的公司，尤其是華人公司率先淌水。等他們撈到了大桶大桶的金子，西方公司再也憋不住了。他們將自己的顧慮拋之腦後，跳上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列車。公司的企業道德和社會責任，在黃金或是綠紙（美元）面前，已經變得蒼白無力，甚至是蕩然無存。

許多外商在中國確實挖到了「金」。但為此，他們也失去了「德」。這種代價是相當沉重的，儘管外商們並不一定馬上就能意識到。外商們的道德下滑是逐漸一步一步發生的，所以有些外商至今還沒有意識到這種變化。外商在中國的道德淪喪體現在方方面面，從「傳統的腐敗」，如赤裸裸的美女、金錢賄賂到「別出心裁的腐敗」，如「旅遊」考察、家人出國或留學、贊助優惠等等，從「視而不見」的道德缺失，如奴役勞工、污染環境，到公然的「助紂為虐」，如協助中共進行網絡封鎖、人權迫害，等等。

客觀地說，江澤民並沒有制定一個「腐蝕墮落西方企業」的周密計劃，依其能力，他也未必真正能提出這樣的治國方略來。他只是延續了他的「以惡治國」的招數，抓住、利用了商人在人性上的最大弱點：貪。通過向外資讓利的方式，他將中國變成了一塊巨大的磁石，牢牢地將外資吸在了中國的市場上。同時，他在中國造成的制度化、系統化、全民化的道德敗壞，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大染缸。不論西方企業原來是甚麼顏色，一進入中共的這個大染缸，馬上就「近墨者黑」了。這確是外商在進入中國之前所始料未及的。

迅速適應「中共特色」：官商勾結

當外資決定進入中國之時，精明的商人們首先對中國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很快就把握住了「中國特色」：作為一個外資企業，要想在中國立住腳，必須有一定的政治「保護傘」。這「保護傘」可以為其開啟許多正常途徑下不易開啟的大門、搞定各種從中央到地方的複雜關係、甚至制定有利於外商的政策制度。

這種「保護傘」的建立除了直接向相關的中國政府官員行賄之外，也有不少是通過這些官員的親戚的「曲線救國」。從江澤民時代到胡錦濤時代，很多高官的子女在西方接受教育。西方公司和銀行聘用了不少這種「太子黨」，增加他們進入中國市場時的成功係數。西方大金融公司，更是希望「太子黨」們能在其父輩們的蔭翳下，幫助公司獲准承銷國有公司在紐約或香港上市的項目。僅舉幾例：

馮紹東（Wilson Feng），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女婿：曾任美林（Merrill Lynch）中國區主席。2006年美林之所以能承銷工商銀行在香港上市的項目，成為歷史上最大的首次公開發行（IPO），馮紹東的作用不可小視。

朱雲來，朱鎔基之子：中國國際金融公司（中金）總裁。該公司是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的投資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佔大股，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佔三成四，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佔百分之七點三五。中金在朱雲來主持下，已成為中國企業向海外發行股票的核心經紀人。有消息說，朱雲來年收入2006年有一千萬美元，2007年增至一千七百萬美元。

任克英，原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之女，已故前總書記趙紫陽的兒媳: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工商管理學院。在美資投資銀行貝爾斯登工作七年，升至高級董事總經理；2001年8月轉任所羅門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現稱花旗環球金融（Citigroup Global Market））中國業務部主管，為花旗集團立下了汗馬功勞。

曾之傑（Jeffrey Zeng），副總理曾培炎之子：畢業於日本長崎大學，是斯坦福大學管理學碩士，曾在三菱商事和香港中信泰富任職。

當然，只有世界頂級的企業集團和金融公司才有雄厚的財力來鎖定中共高官的子女們為其打通門路，其他級別的企業則退而求其次，和地方官員或工商金融系統的現官結盟。在此僅以薄熙來為例。時任大連市長的薄熙來降低條件，提供三年免稅和廉價的土地，吸引了許多外企在大連開發區落戶，包括對環境進行污染的日本大青金屬、北村閥門企業等。這些外企老闆與薄熙來及地方高官來往密切，最大限度的搾取工人血汗，賺了大錢。薄熙來等則為外企老闆們「保駕護航」。為了監控不滿的工人，薄下令在開發區五彩城設立了幾百個攝像頭，他對記者開玩笑說，誰在牆根撒尿都能看見…生產打印機的日本獨資企業斯大精密有限公司的工人因為不滿待遇和無端解僱而罷工了一週，薄控制下的警察和官辦工會站在外商一邊，軟硬兼施，又打又騙，終於把工人的維權力量分化瓦解了。一家生產微型馬達的萬寶至馬達，規定工人上廁所的限制時間，還按照工人表現，強行給工人們戴上了五種不同顏色的帽子。許多工人不能及時上廁所因而得了腎炎。另一家小型企業的女工經常被日本經理要求陪酒上床，如不從就被辭退…當被問及為甚麼不告時，她們說，上哪告啊，老闆都聘薄熙來老婆（谷開來）當常年法律顧問，我們要告能贏嗎？【4】

這種「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環境加上中國本身日益下滑的道德觀，使得中國成為「洋腐敗」滋生的熱土。「中國經理人在線」報導：據不完全統計，外資腐敗案件從2000年開始直線上升，僅2003年國外公司涉嫌賄賂有關的腐敗案件達到1500餘件，比前一年增長20%。【5】《法制早報》則在2006年報導：安邦集團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近10年時間裏，跨國企業在華商業賄賂的事件一直在不停地上升，中國在僅10年內就調查出了50多萬件有關跨國腐敗的案件，其中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6】

傳統的腐敗

外商對中共官員的賄賂傳統方法主要是金錢賄賂和性賄賂。

西門子被認為是德國最受尊敬、歐洲最大的工程製造業巨頭。2006年11月15日，德國司法部對西門子公司位於慕尼黑的總部進行了突擊搜查，包括CEO柯菲德的辦公室以及部份員工的居所，拘捕了數名西門子員工。德國檢方確認的涉案金額達2億歐元，而西門子內部審計的結果則稱，可疑資金高達4.2億歐元。

美國也對西門子採取了調查。美國證交會(SEC)的報告顯示，西門子公司在2001年至2007年間向多個國家的政府官員至少行賄4283起，總金額約為14億美元，其中相當一部份涉及在華項目。有9家中國公司被牽扯進西門子賄賂案。其中一家收取現金金額高達600萬歐元。其餘則從幾萬到幾百萬歐元不等。

在美國和德國的壓力下，西門子向各國提交了受賄人員的名單，這一名單也同時呈送給了中國政府。然而，就在中國政府得到這一名單後，卻如臨大敵。因為那名單包括兩位政治局委員的家屬。如果報導，可能會引起北京地震。因此，主管宣傳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親自下令，所有媒體可以對西門子在中國行賄的醜聞進行報導，但堅決禁止提到西門子公司行賄的中方涉案人員。【7】

西門子的行賄醜聞還包括2003年至2007年間，其下屬醫療器械子公司向中間人行賄1440萬美元，用以向5家中國國有醫院出售總額高達2.95億美元的醫療設備；2002年至2007年間，為獲得7個總值超過10億美元的地鐵工程合同及華南地區兩個總值約為8.38億美元的電力高壓傳輸線項目，向中間人提供了約5000萬美元的經費用以打通各個環節。僅據已披露的這些數字，就不難算出西門子在這幾樁「買賣」上「收益率」有多高。【8】

2009年底，中國移動的「西門子」腐敗事件又浮出水面。中國移動原副總裁張春江、中國移動人力資源部總經理施萬中、四川基地負責人李向東等相繼落馬。其中，施萬中在任安徽省移動公司董事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為西門子通訊業務提供了諸多「幫助」。西門子則通過一家境外公司，向一家安徽諮詢公司支付了高達500萬美元的「諮詢費」。而這家安徽公司的註冊人為施萬中的妻子，實際控制人為施萬中。施萬中終審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8】

「洋賄賂」在中國多如牛毛

戴姆勒公司（奔馳母公司）:該公司於2010年3月被美國司法部指控在22個國家行賄。法院公佈的文件顯示，從2000年到2005年，戴姆勒克萊斯勒中國公司員工至少花費417.39萬歐元行賄中國政府官員。【9】

IBM中國：美國證交會指控IBM中國至少114起行賄案，對其課以千萬美元罰款。1998年至2009年之間，IBM以提供跨國旅遊、娛樂、禮品及現金酬勞等形式向中國、韓國部份官員行賄，違反了美國《反海外賄賂法》。其中IBM在中國的兩家全資子公司，即IBM（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與IBM全球服務（中國）有限公司的中國區兩名主要管理者及100多名員工參與其中。【10】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2012年4月26日，摩根士丹利房地產基金前中國區負責人彼得森（Garth Peterson）在美國認罪，承認為自己和一名中國官員謀取數百萬美元賄賂。彼得森將被處以近370萬美元的處罰和永久禁業。彼得森在2000年加入了摩根斯坦利房地產投資基金，主要負責上海市場業務。他在中國擁有一個人脈極其廣泛的社會關係網，與北京和上海的一些高官的子女關係密切。【11】

德普（Diagnostic Products Corporation）：2005年5月，美國司法部披露，全球最大的診斷設備生產企業德普公司天津子公司從1991年開始的11年間，向中國國有醫院醫生行賄162.3萬美元現金，用來換取這些機構購買德普公司的產品，德普公司從中賺取了200萬美元。這家企業最後被美國相關機構以違反「反商業賄賂法」處以479萬美元巨額罰金。

可口可樂：由可口可樂參股的該公司亞洲最大瓶裝廠和銷售公司——上海申美飲料食品有限公司(申美飲料)市場部相關人士涉嫌受賄千萬元人民幣。行賄方是國內廣告商等。申美飲料市場部主要負責可口可樂在中國的廣告投放、促銷品安排等，每年的市場費用上億元。【12】

RAE Systems：總部設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石油及礦物勘探器械公司RAE Systems，向中國官員行賄170萬美元，以換取與中國政府機構間的貿易訂單。【13】

艾利•丹尼森（Avery Dennison）：全球500強之一、美國首屈一指的不干膠標籤材料生產商艾利•丹尼森公司因向中國地方官員行賄而被美國證交會起訴，並被處以20萬美元的民事罰款。2004年至今，艾利•丹尼森中國公司安全反光膜部門通過聘用無錫市的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學研究所前工作人員獲得兩項巨額訂單。【14】

美國控制組件公司（Control Components Inc.）：2009年7月31日，美國控制組件公司承認在36個國家向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的官員和僱員行賄約236次，並將接受高達1820萬美元的罰款。根據美國司法部網站的公開文件，CCI行賄的中方企業有中國石油、中國石油物資裝備公司、東方電氣公司、中海油、華潤電力等多家重量級國企。【15】

行賄也不只是從外商流向中共官員和企業。也有逆向的。2009年沸沸揚揚的「力拓間諜門」事件就是一例。有專家估計：力拓的經濟間諜在過去6年裡，利用獲取的中國鋼企內部信息，迫使中國鋼企在鐵礦石價格上多付出7000多億元人民幣的代價。【16】

與此同時，對力拓案的庭審中也披露了一份多達20家、涉嫌向力拓原員工行賄的中國企業名單。力拓案三主角之一的葛民強（力拓原駐上海代表處中方僱員)曾幫助中國大型央企中國中化集團下屬的上市公司中化國際購買鐵礦石。作為回報，中化國際向葛民強提供212萬元人民幣及43.7萬美元的諮詢費。而力拓案另一三主角之一的王勇（力拓原駐上海代表處中方僱員）則從民營鋼鐵企業日照鋼鐵拿到900萬美元以及300萬元人民幣。2006年至2007年間，王勇與時任日照鋼鐵董事長的杜雙華共14次在同一時間出入香港、澳門等地。【17】

中石油的「AV女優門」是外商性賄賂的一件巔峰之作。AV女優是日本對色情電影的女演員的稱呼。外商在此過程中所使用的日本AV女優的性賄賂手段為全球獨創，因此被稱為「AV女優門」。

中國石油四川石化有限責任公司（四川石化）是中石油在成都的彭州投資380億元人民幣新建的一個集煉油和乙烯為一體的大型石化企業。該項目中的關鍵設備上百台色譜儀的招標卻令人匪夷所思。2011年6月，總承包商惠生工程(中國)有限公司（惠生公司）主持了色譜儀的招標。兩家在業內享有盛譽的美國廠商直接參與了投標，而一貫以價低質次聞名的日本島津公司則是通過北京華爾達科貿有限責任公司（華爾達公司）投標。島津公司的產品不論是質量還是性能都與同行業的美國廠商比起來有很大的差距，該公司也缺乏在大型石化企業，尤其是大乙烯項目中的成功經驗。

但很快惠生公司就宣佈華爾達公司以很低的價格中標。之後，島津公司和華爾達公司將用戶和總承包商的官員送到日本，用風騷美艷的日本AV女優為這幾名官員提供SM（性虐待）、3P（兩男一女進行的共同的性行為）和制服誘惑等全方位服務。貪杯好色的夏某回國後在喝多了的情況下幾次大談日本AV女優的美艷風騷，這位生產監測部的副部長曾醉眼朦朧地說：「玩了日本AV女優才算真正的男人啊！」

華爾達精心安排的「AV女優體驗」得到了豐厚的回報，參與體驗的中方官員在回國後很快就代表各自的公司與華爾達公司和島津公司簽訂了一份項目變更協議，在供貨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大幅度降低了訂貨合同中色譜儀的配置。【18】

發生於中國商務部與國家工商總局的多起腐敗案件，也許能說明外商如何順應了中國的制度性腐敗。2008年8月至11月間，一條外商投資審批的尋租鏈條曝光，負責外商投資的各個審批環節都有官員涉案，其中包括商務部條法司正司級巡視員郭京毅、商務部原外資司副司長、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鄧湛、條法司行政法律處處長杜寶忠、國家工商總局外商投資企業註冊局副局長劉偉。郭京毅供職商務部條法司，主管起草、修訂、解釋外資法律法規。這一條尋租鏈運作得相當有效：郭京毅等人在實務操作上相當純熟，為有關公司指明規避法律的路徑，並運用其手中的司法解釋權和自由裁量權，與許多外資公司完成了大量繞開制度審批「交易」。

「有創意的腐敗」

外企搞「洋腐敗」的手段之多令人目不暇接。跨國公司本身（或在華商會）的「跑部錢進」與「潤滑活動」隨著外企在中國的經濟規模日益增加而有增無減。外企也相應推出各種各樣的「富有創意的腐敗」方式。如在廣州、杭州等地開設聯誼機構，融會議、休閒、娛樂與購物於一體，免費向相關部門（官員家屬）提供服務與「紀念品」。有些知名外企在中國投入驚人的成本，與國內高校或研究機構合辦EMBA班，來自其重要合作夥伴的學員常不需學費即可進修，這種行賄手段看起來相對光冕堂皇。當然，外企更多的是利用其身處海外的獨特優勢，安排中國官員到國外出訪出遊、安排官員的子女到海外讀書就業、為官員設置境外賬戶等新式「洋賄賂」。

對此，中國媒體評論，「形形色色的『洋腐敗』案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即在行賄手段方面達到了高度的『本土化』，並早已擺脫老套的包紅包和性賄賂路線，轉而開發諸如『商務考察』、『海外培訓』、『贊助子女留學』等更高雅體面且『委婉』的行賄途徑。」【19】

美國朗訊公司（Lucent）就是提供這種「高雅體面」的賄賂的一大高手。2004年，朗訊公司迫於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壓力，對分佈於23個國家的業務部門進行了調查，發現了朗訊科技（中國）公司的行賄問題。從2000年到2003年，朗訊科技（中國）公司邀請約1，000名中國政府官員和電信運營商高管赴美旅遊，花費超1，000萬美元。僅在2002年和2003年，就有24起朗訊贊助的針對中國官員的旅行，其中至少12起純粹是觀光。朗訊安排的赴美「訪問」以「參觀工廠，接受培訓」為由，參加者前往夏威夷、拉斯維加斯、大峽谷、迪士尼樂園和紐約等地遊玩。事實上，到2001年朗訊已經將大部份生產業務外包，因此不可能有供客戶參觀的美國工廠。

案發後，朗訊被美國司法部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重罰250萬美元。朗訊(中國)公司四名高管——公司總裁、首席運營官、銷售部高級主管及一名財會經理遭到解僱，原因是涉嫌違反禁止美國公司在海外實行賄賂的聯邦法規。此後朗訊中國的營收占公司整體營業額的比例下滑到10%以下，而就在此前的2003年，朗訊中國的營業額還達到9億美元，占公司整體營業額的11%，是除朗訊美國總部之外唯一一個營業貢獻達兩位數的海外分公司。由此可見，以行賄手段謀取到的「業績」對公司收入影響不小。

另一世界500強之一、曾16次獲得美國《財富》雜誌「美國十大最受推崇公司」稱號的默沙東（Merck Sharp & Dohme，在美國稱為Merck）於2004年3月解僱20多名中國分區副經理和醫藥代表，理由是「假以學術推廣的名義報銷娛樂費」。一些被解僱員工在投訴信中「揭秘」稱，與國內部份藥品企業動輒以「給醫生回扣」等形式促進藥品銷售不同，「學術推廣會議」幾乎成了外資在華醫藥企業成功的「秘密武器」。默沙東「學術推廣」涉及向醫院、醫生或酒店支付「場地費」、「聚餐和點心費」、「差旅費」、「贊助費」、及贈送各式各樣的「禮品」，實質目的就在於影響這些醫療機構和醫生對其藥品採購和藥品處方行為，這與「給現金回扣」一樣，正是中國《藥品管理法》及其《實施條例》所嚴令禁止的不正當行為。【20】

道德缺失

當外商開始在中國搞起「洋腐敗」時，就放棄了自己的企業道德和社會責任，隨之帶來了進一步的道德敗壞。

◎千方百計逃稅

中共向外企提供的就是經濟利益的誘惑。獲取最大盈利也就成了外企在中國的首要目的。這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很多外企選擇在中國逃稅。

1990年代後期，跨國企業逃稅總額一年高達300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一直在直線上升。國家稅務總局反避稅工作處處長蘇曉魯於2002年說，國內已批准成立40多萬家外資企業，其中相當數量的外企通過各種避稅手段轉移利潤，造成賬面上大面積虧損，虧損面達60%以上，年虧損金額逾1，200億元。【21】

很多跨國公司中有專業人才幫助公司尋找稅法方面的漏洞，有時候，他們甚至花大價錢藉助專門的稅務諮詢公司來進行「合理」的逃稅。當然，這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但毫無疑問，對於這些想達到逃避稅目的公司來說，高成本支付是值得的，他們由此得到的回報遠遠超過了付出。

外企避稅主要方式是圍繞關聯交易發生的，其中一個主要途徑是轉移定價，把利潤向境外轉移。為了達到避稅的目的，很多外企都向境外的關聯企業轉移利潤，通常採取的方式是「高進低出」，在從境外關聯企業買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時候，高價買進，再把成品低價賣給海外的關聯企業，這樣更多的利潤流失到了境外。

全球洗化鉅子寶潔（Proctor & Gamble）則採取了資本弱化的方式一次性實現了8，149萬元的避稅。2002年，寶潔在華子公司廣州寶潔從廣東某銀行獲得高達20億元左右的巨額貸款，然後從中撥出巨資以無息借貸的方式借給關聯企業使用。寶潔此舉，一方面可將其所承擔的利息支出在稅前扣除，少繳納所得稅；另一方面，提供巨額無息貸款給關聯企業，也迴避了正常借貸產生利息所得稅的稅賦。2003年上半年，廣州市國稅局依法調增了廣州寶潔企業應納稅所得額共5.96億元，補繳企業所得稅8，149萬元。【22】

◎破壞環境

2006年人民日報蒐集了各地方環保局網站上的對環境污染違規的外資企業名單。有33家

在華知名跨國公司入圍。【23】多家的母公司位列「世界500強」，包括：

上海松下電池有限公司「廢水處理設施未保證正常運轉致廢水超標排放」；

長春百事可樂公司「超標排放污染物廢水」；

上海雀巢飲用水有限公司「環保設施未經驗收，主體工程擅自投入生產」；

3M上海研磨產品製造有限公司「未辦理環境影響評價審批手續，擅自投入生產使用」。

名單中的另一些在華跨國企業，已成為當地的污染大戶―――

在福建，德國諾爾（Noell）起重設備有限公司投資的一家公司，因「未建污染治理設施便擅自投入生產，造成嚴重污染」，被列為福建省掛牌督辦企業;

在浙江，英國漂萊特集團（PuroliteGroup）在華下屬的公司被列為浙江2005年省級重點污染企業之一。英國漂萊特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專門生產離子交換樹脂的跨國集團；

在湖南，日本雅馬哈發動機株式會社的下屬獨資企業，因「電鍍生產線存在重大環境安全隱患」成為株洲掛牌督辦的20家「污染大戶」之一。

多數違規者用「巧合」、「疏忽」和「意外」進行解釋。但官方人士稱：這些公司在對國內合作方的要求中，環保違規往往都是「零容忍」。而且一些公司經常將「企業責任」掛在口上。很多違規企業還是以環保著稱的品牌。這表明這些公司在中國放鬆了環保標準，充分具有了「中國特色」，執行低於母公司的環保標準。【23】

◎喪失企業良知

外資企業進入中國之初，是恪守著一定企業道德，將自己本國企業的價值觀帶到了中國。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初，打工者中流傳著這樣的對比：在對工人的尊重上，歐美企業最好，日資企業次之，港台企業又次之。這也正體現了各個地區對人權的態度。美國的對華策略是在使中國和世界接軌中，潛移默化的改變中國。從一定程度上講，西方國家也寄希望他們的企業能用西方的價值觀來影響並改變中國。

但隨著和「中國特色」的結合，外資企業越來越注重於公司盈利，而對於企業的社會責任和良知置之不顧。從生產到物流，整個巨大的產業鏈為掙錢而無所不為。所以在西方企業界被認為在良心上絕對不能接受的事情，就不斷的在中國發生了。外資企業或親力為之、或通過中國的承包商、供應商來做而自己則以不知道來裝糊塗。這些本不該發生、但實實在在的在外資企業或其相關的中資企業中發生的事情包括：

奴工產品：中國各地大大小小的監獄和勞教所都設有自己的公司，犯人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下被強迫從事超強度、超時間的生產。而這種產品以低廉的售價（中國政府不支付犯人工資，所以奴工產品的造價遠遠低於正規企業的產品）從中國銷到歐美。

忽視工人權益：許多從事生產加工的企業，為競爭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往往忽視工人的安全和健康，強迫工人加班等。

使用童工：為降低成本，許多企業僱用童工。

性騷擾甚至性侵犯：女工被性騷擾的案例層出不窮，甚至不得不陪老闆或上司上床，否則可能被穿小鞋或被解僱。

不一而足。

助紂為虐

除了腐蝕墮落外國企業外，中共還以巨大的中國市場為誘惑，迫使一些外資企業為中共的政治利益服務，甚至使其成為中共對內進行人權迫害的幫凶。一些著名外企在經濟誘惑面前敗下陣來，助紂為虐，放棄了自己的良心和企業責任。

最為惡劣而無恥的例子莫過於前文提及的思科（Cisco）網絡系統公司，為了在中國攫取最大利潤，竟然主動為中共研究設計如何監控中共認為的異義人士，【24】其中多少人因此身陷中共牢獄之災而失去生命，它日中共解體之時，思科將以何臉面示人！

中國湖南《當代商報》記者師濤則是雅虎（Yahoo!）向中共低頭的犧牲品。2004年4月，師濤通過雅虎電子郵件向海外媒體發送了中宣部對大陸媒體如何報導「六四」的指令。迫於中共的壓力，雅虎把師濤的IP地址和郵件賬號提供給了中共。中共以此為證據，逮捕了師濤，並將他判處十年徒刑。雅虎向中共提供的郵件信息，還導致了其他多位異議人士被捕。

谷歌（Google）的公司格言是「不做惡」（Don』t BeEvil）。當中共要求它在網絡搜索的結果中封鎖非官方立場的信息，如關於達賴喇嘛、法輪功的正面報導時，谷歌最初基於「不做惡」的立場，拒絕了中共的要求，並在中共對其網址封網時，使用動態網進行對抗。但後來，谷歌割捨不下中國的巨大市場，向中共低頭了，其中國網站（google.cn）過濾掉了中共的「敏感」內容。（谷歌經過痛苦的掙扎和衡量，最終於2010年初決定退出中國市場，向世界證明了谷歌不失為尚有一定道德和正氣的企業）強調尊重所在國的法律，微軟（Microsoft）在其網絡搜索引擎上也自動過濾掉了令中共擔心的「敏感」內容。

2006年2月15日，美國國會對四大美國網絡公司（雅虎、谷歌、微軟、思科）在幫助中共開發其控制下的互聯網一事上舉行聽證。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滿頭白髮的眾議員湯姆•蘭托斯當場厲聲質問四家公司的代表：「你們不感到羞愧嗎？」

中國是外商的樂土嗎？

在吸引外資上，中共花了不少心思，提供了許多優惠政策。尤其中國不講法制講「人治」，即主管官員個人意見作決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所以外商發現只要能搞定主管官員，「人治」的中國體系能夠為外資提供超高效率的服務。這也是許多外資不惜重資賄賂中國官員的原因。

但是，這種不講法制的系統也同時決定了外商的經濟命運在任何時期都被中共官員掌控著。重慶的「打黑」–主要針對成功的民營企業，將其打成「黑社會」好侵吞其財產–表明，中共隨時可以做到「今天讚你為英雄，明天變你為階下囚」。西方企業大概還沒有太體會到這一點，但不少台商已經「打落牙齒吞下肚」了。因為中共需要外商時，可以為外商提供各種各樣的優惠條件；需要控制外商時，可以馬上翻臉不認人，變優惠條件為惡劣條件。作為已經在中國投入了大量的固定資產、建立了銷售渠道的外資，從中國全身而退已不容易，再加上算計和考量，也就只好就範了。許多台商支持民進黨，但自從進入中國市場之後，被中共掐住了脖子，就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改為全面支持國民黨了。

同時，外商還面對承受中國對外政治衝擊的風險。2008年初，中法在西藏人權問題上交惡，總部位於法國的家樂福（Carrefour）在中國的不少分店被中國的「愛國者」們攻擊。這些「愛國者」是被中共熏陶、教育、鼓動、甚至組織的，所以家樂福也只能暗自苦笑而已。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共的反西方宣傳日盛，西方企業將可能會為越來越多的政治事件「買單」。

中國的「權大於法」和中共官員的「無法無天」，外企甚至無法保證其公民抑或西方人士的生命安全。英國公民海伍德被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毒死，對外聲稱飲酒過度而「自然死亡」便是一例。

一旦外商和中商在中國境內動手過招，外商未必是中國企業或奸商的對手。德國化工集團贏創（Evonik）是世界最大化工康采恩之一。德國《商報》報導，德固賽與中國劉姓商人在遼寧合辦了三征化工有限公司。贏創買下德固賽後，就擁有了這個合資公司。贏創在該公司的資產為65％，劉姓商人擁有35％。三征2005年時尚運轉良好，但後來一直走下坡路，2009年起開始出現赤字。一年前，德方對三征進行內部審查，發現三征不僅有許多去向不明的支出，而且年終結算也做了假。儘管如此，中方仍要求成為三征主要負責人，德方不同意，結果就怪事連連。德方派出的新經理在廠門前被中方夥伴暗中派來的打手痛打，以後出門只好靠保鏢保駕。七個月後，這位德國人扛不住了，退回國去。他的後任上台不久，中方又給他看臉色，在會議上把他的手機和電腦都給砸了。當中方還要求公司報銷一份高達85萬歐元的賄賂時，德方忍無可忍，決定與中方分手。德方目前的損失高達2千5百萬歐元。【25】

是誰逼外國資本家「淮桔成枳」？

西方國家的企業家在本土都要講誠信，可是，一到中國很多人就變成精明的賄賂者。這個問題其實也深深折磨著中國土地上的外國投資者。到了中國的外資，為了獲得中國政府的親睞，很多都作出要「本土化」的姿態。這個「本土化」原本是指要更好地服務當地一方百姓，事實上卻演變成了學會像本土人一樣去適應中共的腐敗制度。結果，不是外資改變了中國的制度環境，而是外商順應了中國腐敗的制度環境，與中國政府官員形成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政商結合」。一些良知未泯的外國人曾經將自己的經歷寫成書――必須指出的是，他們寫了這類書之後，事實上就不得不從他們原來的職場退出，在中國的外商圈就不再歡迎他們了。

一位在中國商界曾經活躍數年的商務代理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覺得有必要讓美國商界、政界瞭解中國這潭渾濁的污水裡到底有些甚麼，將他的親身經歷寫成了一本書《失去新中國──美商在中國的理想與背叛》（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伊森•葛特曼上個世紀80年代在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擔任外交政策研究員。1998年，伊森•葛特曼到了北京，先後在一家製作電視記錄片的公司和一家專門為美國公司服務的外資公關公司工作，他本人融入了那些在中國尋找財富的外國人的北京生活圈。他在書中指出，外商在中國的腐敗行為實在是「淮桔成枳」，是身處中國灰色的商業環境中不得已的變異。作者在該書第五章中談到了自己的觀察與經驗，共產黨把自己改頭換面，變成了國家壟斷資本的政黨，為了避免承認過去30年的所為都是錯誤的，他們自稱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外國僑民，我認為這句話有雙重諷刺意味。在商場上，中國特色代表著徹底貪污腐敗。作者表示，感到擔憂的不是偶然發生的賄賂事件，而是此類非法行為已經被認可為商業活動的組成部份，若想在華成功經商必須要做出許多妥協，那些不具有中國特色的一些美國公司在中國的市場競爭中注定要遭到失敗。

伊森總結出的外商在華成功的秘訣有三：一為緊緊跟黨走，二為請客送禮，三為拍馬屁。這當然不是甚麼太秘密的「秘訣」。

中共對外商所作的收買表現為：利益的誘惑—經濟上的收買—心理上的收買—靈魂的收買。通過向外商讓利，中共從經濟上、利益上將外商吸進了中國。而中國的全面道德敗壞則腐蝕了外商的心靈，勾出了人性中貪婪的慾望。當外商逐漸喪失良知而一心追求金錢時，他們在心理上就接受了腐敗。然後自己一步步地大搞腐敗、破壞環境、剝削勞工，甚至助紂為虐，成為中共破壞人權的幫凶。到這一步上，他們的靈魂已經被中共收買去了。一個講求企業道德、注重公平民主的西方「紳士」公司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不講良知、不擇手段、只求盈利的「小人」公司。這是西方企業去中國投資的初衷嗎？ 「外資進入中國，通過經濟發展最終推動政治自由」，這一「美夢「事實上已經徹底破產。

2012年春的薄熙來事件將全世界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中國。彭博商業週刊的2012年5月7日–5月13日一期的封面是一面中國國旗，國旗上寫了三行大字：「謊言，謊言，謊言」。在封面的右下角寫著：「薄熙來的倒台昭示了貪婪、暴力和欺騙的（中共）文化。這是適合做生意的地方嗎？」斯言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