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5月08日訊】
梅寧華社長：
首先，恕本人在你的稱呼前面不帶「尊敬」二字了吧，因為即使自己那樣在鍵盤上敲了，也是言不由衷，而我這人除了在壓迫下萬不得已，一向不喜歡說言不由衷的話，還望梅社長海涵。
梅社長，不知你是否知道，當有人將《有沒有人管管歷史老師袁騰飛》的舉報信投給北京市教委、海淀區、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之後，也有網友舉報這封檢舉信就出自你手。當然，互聯網上總是泥沙俱下，如果不是梅社長舉報，你完全可以放下身段站出來澄清。而在沒有看到梅社長的澄清之前，容本人姑且就把這封上書當作是你的舉報吧。 現在，本人讀了你的這封舉報信後，有一些不同看法，特別是有許多疑問，容一併請教如下——設或信中有些話說得不中聽，甚至讓你覺得有所冒犯，也只好在請梅社長原諒的同時請你再次向有關部門舉報了。
梅社長，據說你在通過視頻看到袁騰飛講課時對毛澤東那樣評價後，說到痛心處還不禁拍了桌子。敢問你「痛心」的是甚麼？是為我們的過去竟然有那樣的「歷史」而痛心，還是為這樣的「歷史」居然被袁老師向世人公開，尤其讓那麼多學生知道而「痛心」？說來不信，我總覺得，一位歷史老師，總不能因為像你在舉報信中所說的要「發展我國」就要對他的學生說謊吧；而況說謊最終對「我國」是「發展」還是「有害」，還真說不了呢。因為學生總有一天要踏入社會，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聽，尤其用自己的大腦去思考、去分析。而在他們親身經歷一些事情，特別是當他們瞭解了一些歷史的真相後，那「反戈一擊」的力量怕是會更大的。然而，種種跡象告訴人們，幾十年來我們就一直這樣「造就」著。
梅社長，你咬定袁老師「否定深入人心的社會主義歷史」。我想問，你對我們「社會主義歷史」的「真實性」到底瞭解多少？又是由甚麼來判定我們這個「歷史」的真實與否的？你讀過一位叫楊奎松的學者在國內官方出版社公開出版的《開卷有疑》嗎？單是那本書中就可以告訴你大半個世紀來中國一些大事的真實歷史，至少與我們公開宣傳的很不同。比如，有關中共1947年在解放區暴力土改所造成的損失，劉少奇1950年與蘇聯大使羅申的談話中曾經透露了一個數字，即「被消滅的地主、富農、還有一部份中農，約有25萬人」（《開卷有疑》第343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尤其我想說的是，你說這個「歷史」「深入人心」，依據是甚麼？是想當然，還是能拿出讓人信服的數據。
既然梅社長說的是「社會主義歷史」，那麼我們就再來談一點這個「歷史」。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政府無異於向全世界宣告：我們要進行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甚麼意思？中央編譯局教授俞可平在一次接受媒體採訪談到市民社會時說：「市場經濟制度是對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根本性突破，它對整個中國社會的影響不啻於一場革命。」（原載1993年12月8日《天津日報》，另見《民主是個好東西——俞可平訪談錄》第18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俞可平這裡「對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根本性突破」和「不啻於一場革命」，是甚麼意思，如果梅社長作為像《北京日報》這樣一家報紙的一把手，都沒有弄懂，又如何向你的讀者傳達黨中央關於改革開放的聲音呢？難道梅社長打內心就是反對我國實行改革開放這樣一項真正「深入人心」的國策嗎？你是否知道，我們在加入WTO之後，美國和歐盟及別的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一直不肯承認我們實行的是「完全市場經濟」，而我國對外又一直強調我們已經實行的就是「完全市場經濟」。敢問梅社長，你知道甚麼叫「完全市場經濟」嗎？據我所知，完全市場經濟，就是要認真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那一套」（我國對外不說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為既然是「社會主義的」，就不可能是「完全市場的」）。看你在上書中指責袁老師，說像他那樣教歷史，「希望對學生瞭解中國文化、發展我國社會有甚麼好處」，說明你畢竟還是「希望」對我國發展有「好處」。可據我所知，只有實行「完全市場經濟」，我們與外國打起中國製造的產品是否有「惡意傾銷」的官司來，才會對我們的發展「有好處」。不信，你可以去請教一下你北京身邊一些真正的經濟學家，以你的身份，他們會詳細講解給你聽的。
更重要的是，在本人看來，梅社長對歷史的認識，借用你指責袁老師的話說，「是唯心主義的、更是反動的、有害的」。你不會不知道，不論從1921年算起還是從1949年開始計算，我們的歷史造了多少假，已經說不清了。這不僅在知情者中是「深入人心」的，而且有大量公開媒體發表的文章佐證。單說廣州的《同舟共進》、《隨筆》和北京的《炎黃春秋》等雜誌就已經刊出過很多這方面的文章，梅社長是沒有看到呢還是根本就不想看呢？ 梅社長不會不知道，我們有些方面的「歷史」其實是向蘇聯「老大哥」學的，或說就是「老大哥」的「翻版」。從某種意義上說，蘇共歷史造了多少假，我們的歷史就也造了多少假，如果在絕對數字上有差別的話，那也只是因為兩國在這方面的時間上有所不同的緣故。
自己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到： 2002年7月5日的《文匯讀書週報》刊發過一篇文章，是一位作者寫他讀一本叫做《二十世紀反思》的讀後感，題目叫《品嚐回憶的苦酒》。其中談到蘇聯一些人物的悲劇時，文章作者以當年蘇聯政要莫洛托夫為代表，對蘇共黨內生活的嚴重異化進行了深度剖析，指出當時蘇聯的領導層中確有一些人的靈魂被所謂革命信仰和對領袖的盲目崇拜而「扭曲得再也不能恢復正常」了，「甚至認為斯大林如把自己殺了，也是有理的」，也是「革命的需要」、「維護領袖權威」的需要。由此，《二十世紀反思》的作者感慨道：「這是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中出現的一種畸形的社會現象。這樣的人物，我們也似曾相識，不是個別的，也不是蘇聯獨有。」在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無論從彭德懷、周恩來還是胡耀邦，甚至從還有不少中央委員的身上，我們不是也能看到那種「畸形的社會現象」嗎？只是「現象」的深淺不同罷了。過去近百年的社會主義歷史，就是這麼驚人地相似！ 若是梅社長覺得這樣「談歷史」還不夠，還想要我們「現實的歷史」，甚至就是眼前正在發生而必將成為歷史的「歷史」，我也還可抄一些給你。近日，南方都市報記者採訪近段時間被炒得很熱的一樁冤案的主人，即「被殺人」者趙作海時，趙告訴記者，被我們的司法機關刑訊逼供弄得他一直都認為自己就是「殺人犯」，只要一有人問他犯了甚麼罪，他就條件反射地說自己是「殺人犯」，甚至連自己的大姐探監時一遍又一遍地告訴他，「被殺」的人回來了，可趙就是不敢相信。當記者問他：「一直到甚麼時候才敢確認了」時，可憐的這個「共和國公民」是這樣回答的：「一直到管教來跟我說這事。實際上在那天之前幾天，管教他們就知道了。他們問我，你是甚麼罪進來的？我說，殺人犯。他們又問：你真的殺人了還是假的殺人了？我還是說，真的殺人了。」還有，當記者問趙作海：「在你原來的想法裡，公平和真理是不存在的嗎？」趙作海回答的是：「誰也改變不了歷史問題，但歷史是個啥東西，只能由領導和機關說了算。」當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歷史，在百姓心中，只是「由領導和機關說了算」，你說這種「歷史」還能「深入人心」，打死我都不會承認。此外，就在遼寧大連莊河市掛著「人民政府」的大牌子前面的廣場上出現千人下跪的場面之後不久，類似的場面還是又出現了（只是人數少了一些而已）。近日媒體報導：廣東化州新安鎮梅子坑村因與鄰村發生耕地糾紛，引發衝突，梅子坑有6村民被以故意傷害罪刑拘。日前，近百村民在化州市政府門前長跪，一個小時沒人理會，被指「在這裡下跪也沒有用」。7個披著「冤」字白衣的村民跪在最前面，當時天正下著雨，場面異常悲慘。（見2010年5月18日《南方農村報》） 梅社長，我真不知道當你讀到這些，又作何感想？又如何還能講出那些恐怕連自己都不會相信的甚麼「深入人心」的話來。你會認為，在我們這種司法制度下，我們「社會主義的司法歷史」也會「深入人心」嗎？ 梅社長，你在舉報信中還談到了「學歷史的目的是知文化、以歷諫今」。單就這個短句而言，我覺得並沒錯。可是如果我們面對的是一盆漿糊一樣的所謂「歷史」，是一堆值得質疑的歷史，我們又如何能「知文化、以歷諫今」呢？因此，敢問梅社長，「學歷史」的第一個目的，難道不是去偽存真、披沙揀金，力爭看到真實的歷史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難道你還在相信「階級鬥爭」那一套，還在用所謂的「唯物主義」來分析歷史來看待歷史，甚至就是要「歷史為政治服務，為現實服務」，抑或「為黨服務」嗎？你是否認為「學歷史」，就可以不管歷史是否真實，也更不去追問歷史的真實呢？ 梅社長在舉報信的最後一自然節裡還有個句子，我覺得也值得拿出來一說。既然你認為袁老師「如果你個人如此認識歷史是可以的」，那麼，我就想接著梅社長的話說：既然梅社長也以為袁老師那樣「認識歷史是可以的」，充其量，袁老師的「錯誤」，也就是不該把他的「認識」說出來，而梅社長在舉報信中也是這麼認為的，即「但是他不僅影響學生，學校還將講課視頻上網公佈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但就我所知，除了非常時期（比如戰爭年代兩軍對峙，而你又置身其間），非常話題（比如事關洩露國家機密），一個人把自己的思想觀點表達出來，無論正確與否，都是他的權利，更不應該還像梅社長這樣顯然不懷好意地弄得滿城風雨，甚至弄到上綱上線的高度。不知梅社長是否還有印象，代表中共中央的《人民日報》於2008年2月22日刊發文章：《解放思想，先要解放表達》。文章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要解放思想，就一定要先解放表達，而解放表達，說白了，就是要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否則解放思想也就無從談起。即使袁老師是一位中共黨員，據我所知，黨的主席毛澤東1945年在其名篇《論聯合政府》中就提出「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而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在要結尾處更是向世人表明：「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由此可見，袁老師豈不正是按照毛澤東和馬克思恩格斯的教導去做的，又何錯之有？——你在哪裏見過毛澤東和馬克思、恩格斯說過甚麼樣的觀點？該隱瞞甚麼樣的觀點不該隱瞞了嗎？
好了，梅社長，我知道你還是要算有點勤奮的——儘管我們都知道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而勤奮地發表偏見也比不勤奮更糟——本人在互聯網上也曾拜讀過你多篇文章。但恕我直言，沒有一篇觀點能站得住腳，也沒有一篇文章值得一駁。我甚至覺得，如果不因你是《北京日報》的一把手，一切由你說了算，你那很多文章都不可能讓其佔用那寶貴的版面資源。 可惜，你始終沒有自知之明。
共和國公民 閔良臣謹致
2010-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