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5月07日訊】中國有「罵官文化」，其源頭始於文化經典《詩經》，其中有《碩鼠》與《相鼠》兩詩痛罵貪官，而被稱為上帝的貴族祖先神也因後代的昏聵而遭非難。後者，又在中國戲劇文化裡表現為「罵天」行為，蔡文姬《胡笳十八拍》與關漢卿《竇娥冤》均是代表性作品。

「罵官文化」一個主要流變方向是民謠的勃興，其傳承至今而不絕。但是，貪官從來是不怕罵的，老百姓一快己口還要擔負巨大的法律風險，比如當下人們尚有記憶的「跨省」。

楊錢二傑重現歷史

到了晚清，「罵官文化」突變為「殺官文化」，其中以刺馬大案最為典型。刺馬大案指的是小民張文祥因怨難訴，憤而刺殺兩江總督馬貽新的事件，二○○七年的香港大片《投名狀》之劇本就是以這個歷史事件為背景寫成的。世事變幻，到了中共統治的當下，歷史出現了最大程度的重複。底層冤屈累累，黨官只認金錢而藐視民瘼，楊佳揮刀傚法張文祥，儘管他沒殺掉總督一級的人物。

楊佳刺警獲得了社會讚譽。江西撫州的錢明奇繼楊佳之後恢復了晚清「殺官文化」的另一個支系──搞爆炸，就像光緒三十年（西元一九○四，與刺馬案相隔三十四年）的吳樾炸五大臣案一樣，儘管錢明奇炸的是小官。正是楊佳與錢明奇報復對象都是中下層官員，才說明當下中國社會腐敗普遍、特權氾濫已經成為不治之症，其社會後果必然是小民遭遇輕賤，就像一位黨官斥責百姓要求公平是「臭不要臉」一樣。

絕大多數百姓沒有楊錢二人的膽量，他們還是希望貪腐與暴虐的官僚體系有點自律。比如，有的地方老百姓很無奈地說：「你騎脖子拉屎我認了，你就別拉稀的了！」中共高層甚至他們治下的黨官不僅對老百姓騎脖子，而且「拉稀」已經成為常態。比如，在北京稍有名氣的雜誌《法制週末》最近報導：河北省不少地方的鄉鎮政府把針對農民家庭生育收取「社會撫養費」，當做支持日常開支的最主要來源，以至於搞得農民棄家出逃，有的還以自殺抗爭。至於瘋狂的拆遷逼死百姓、暴虐的城管打死小販，屢有發生而幾乎不成其為新聞。

暴虐公權與民意對立

在黨官對百姓「騎脖子拉稀屎」體現權力狂霸的過程中，法律屢屢向權力體系的施暴者傾斜。比如，遼寧小販夏俊峰刺殺城管案，有利於城管一方的偽證被法庭採納。在這背後，城管執法依據缺失與其主管部門的嚴重超員並存。換言之，執法暴力化的動因是官僚體系的利益擴張與非法利益的自我維護。據有關專家測算，全國每年約有二十億元的城管非法罰款與沒收物品變賣收入，其款項去向不明；全國計劃生育罰款的上繳與使用始終未得規範，從一九九一年初到二○一○年末，大約有一萬五千億的計劃生育罰款被鄉縣兩級政府揮霍。

人們可以說惡性的社會暴力案件是特例，不具有普遍分析意義。比如，去年六月湖南朱軍槍殺三名永州法官案，以及七月末長沙芙蓉區國稅局爆炸案，都發生在湖南一個省。問題是，最近連續發生的百姓殺警案件則是全國性的趨勢，僅僅五月份就發生了四起針對司（執）法人員的大案：五月三日，吉林省吉林市的一名法官在自家住所樓下被炸彈炸死，據傳此人屢有枉法裁決行為並大肆索取賄賂；五月十日，一天內共發生三起針對警員和派出所的暴力案件，分別發生在江蘇丹陽、吉林長春、湖北武漢。

在丹陽，一名村民喝農藥後開拖拉機到和平橋派出所自焚，幸而未死；在長春，數十名民工圍毆農安縣黃龍派出所民警彭雷等三人，長春警方拒不披露事件原因；在武漢，一名醉酒者攜帶自製爆炸裝置闖進江漢區民意派出所引爆，致使五名警員受傷，按當地居民反映「就是日常看不慣警察」。百姓看不慣情緒的積累源於以警察為代表的公權力，肆意妄為而極大地踐踏了社會正義。

「唱紅」是說謊新版本

由於撫州爆炸案造成的社會影響巨大，許多大型門戶網站生怕網民以「發來賀電」的形式慶祝而遭致官方干預，因此關閉了評論功能。但是，微博上的討論還是出現了民意表達的洶湧之狀。比如，網易開出微博專題。網民「毛澤西」在微博上說：「炸的好，炸死侵害老百姓的貪官，如果各個城市的老百姓，都炸死那些侵害老百姓的貪官和違背物權法的市長、區縣長、鄉長、街道辦事處主任、村長、拆遷……」

人民採取極端報復行為是社會道德失序的最嚴重表現，而導致這種失序的最直接原因是公權力體系已經沒有公信力可言。為了拯救政治道德崩亡的局面，有人提出恢復毛澤東政治的社會管理思路，其中以重慶的「唱紅」為嚆矢。但是，也有學者指出：解決政治道德的根本手段是提出讓民眾信服的政治改革路線，即給出民主路線圖，「唱紅」能起一時的麻醉作用，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更有民間分析人士指出：重慶模式其實就是新的政治說謊，因為它基於一套警察治國的落後思維，它的形成對刑訊逼供、濫用黨權的依賴就像吸毒者對毒品的依賴一樣，其醜行被暴露於陽光之下是早晚的事情。

政治說謊是共產黨政治的看家本領，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版本亦屬於正常現象。時下的流行版本還不是重慶模式即以「唱紅」為表現形式的瘋魔之狀，而是「不認賬政治」。何謂不認賬政治？舉凡典例有三：在湖北武漢，有徐武被精神病事件，武漢官方拒不檢討對徐武的施暴行為；在江蘇邳州，農村婦女為阻止非法徵地而被官商聯合操縱的黑社會灌豬糞汁，邳州當局聲稱絕無此事，好像記者和農婦合夥造謠；在河北保定，發生在數年以前的刑訊逼供案件再次將公安名人李剛牽涉在其中，李剛信誓旦旦地說案件全部合乎程序。

「被神經」之蘇共遺傳

李剛們慣常使用的刑訊逼供是否是程序的一部份，沒人知曉，絕無此事之後不追究記者「造謠」讓人頗費思量，但是，徐武「被神經」絕不是在武漢才有，也絕不是在中國才有。它是前蘇聯政治的一項專利性發明，而被今日中共創造性地繼承了。

在前蘇聯，最經典的案例是格魯吉亞加盟共和國的年輕人薩姆加爾季阿，因寫作反蘇作品，被當局認定為有神經病而被送進精神病院。小薩被關了半年，忍不住煎熬而低頭認罪，儘管此後他再次被判刑。小薩的父親如同艾未未的父親艾青一樣，是共產黨的當紅文學人物。今日艾未未之反抗雖沒「被神經」而是假借另名治罪，其本質也是蘇聯政治的一個翻版。它的政治意義與重慶「唱紅」是新版政治謊言一樣，本質上沒任何區別。

當年小薩與今日之艾未未一樣，對共產黨的謊言體系及其運行後果之洞悉是超過一般異議份子的。因此，小薩堅決地領導了格魯吉亞的民主運動，為結束蘇聯的反人性統治作出了不朽的貢獻。格魯吉亞獨立後，薩姆加爾季阿出任第一屆民選總統。儘管後來他死於俄羅斯人的謀殺，但是他的「被神經」經歷卻是獨裁主義無恥統治的一個歷史鐵證，歷史也依此為證，嚴厲地懲罰了蘇共的政治惡行。蘇聯解體與蘇共亡黨是最現實的報應！

仇民思維的中共密碼

回到撫州爆炸案本身來講，它是另外一種謊言的不幸後果，即政績工程是該案的最初肇因。錢明奇遭遇強拆是因為他的建築物在當時江西省重點工程規劃區內，該工程名叫「京福高速公路溫家圳至沙塘隘段」，乃時任江西省委書記孟建柱主抓的形象工程。此後，錢明奇為拆遷補償問題的交涉也主要發生在孟建柱江西任內。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上海《第一財經日報》綜合新華社與撫州政府網的消息所作的報導，其題目是《江西撫州爆炸案或與拆遷有關》。文章有意引發讀者聯想，說道：「拆遷背景是高速公路建設狂飆突進。」

放下這篇文章對孟建柱的迂迴批評不論，但看新華社援引江西省公安廳的信息，就知道公安系統對錢明奇是深惡痛絕的。因為按錢明奇的個人身份論，他是社會學意義上標準的「自我僱傭者」，而江西公安廳將錢明奇的身份界定為「無固定職業」，暗示錢明奇是不穩定分子，應當受到監控，或者死有餘辜。

公安系統對公民社會身份的歸類自有學術規範為依托。如果它習慣於將「自我僱傭者」界定為「無固定職業」，恰恰說明它對特定社會群體的仇恨。孟建柱從江西升調國務委員並任公安部長，繼續了這種體制性仇恨思維。在他任內，社會針對警察的極端報復行為集中爆發也就不是怪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