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5月19日訊】近日，《人民日報》罕見地大談政改，但「不照搬西方模式」卻幽魂再現；汪洋幾次講了體現民心的人話，在民眾驚喜還沒回味過來時，廣東宣傳部就在網上封殺了《南都》揭露假「速凝劑」的報導。並且，新華社副社長空降廣東接掌省委宣傳部長，頂替了原溫家寶秘書擔任的職位。這表明，江周嫡系勢力正在竭力佈局掌控輿論陣地，以彌補政法委周薄失勢的嚴重虧損。

江系血債派對輿論宣傳的重視，有歷史與現實的深層原因。在共產黨黑幫體制下，輿論宣傳向來被中共視為勝利的法寶。誰掌握了輿論陣地，就等於掌握了話語權。可以迷惑視聽，利用民眾搞政治奪權和固權。

1949年以前，中共把暴力恐怖美化成民主革命，蠱惑人心欺騙民眾，最終顛覆了中華民國政權。建政以後，中共進行私產共有的奪財改造，全面構建黨天下體制，宣傳機制更成了誅心洗腦的最佳武器，也是毛澤東御人術的訣竅。毛搞的各種運動，都是在理論宣傳上先聲奪人，媒體大造聲勢。大躍進失敗以後，毛在黨內聲望下降，退居二線主抓思想宣傳。日常工作交由劉少奇等人做。隨著經濟的起色，劉少奇開明派的勢力已經很強。毛澤東因感到威脅，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把所有潛在的對手和一切秩序全部顛覆。因為毛一直在輿論宣傳上用階級鬥爭那一套邪理清洗國人，在思想上有了控制大眾的基礎，毛的思想成了中共的思想本身。所以文革中，毛指使「文革小組」接管主要大報、電台，每逢兩報一刊社論一出，全國就動起來瘋起來。

「文革」的大災難，一切罪惡最後被推到執行毛思想的「四人幫」和林彪身上，鄧小平力主對毛三七開，阻礙了黨內外要求徹底反思「文革」的呼聲。因為文革的發生根本上是中共黨理論文化的邪惡表現，徹底對文革挖根，就會挖掉毛澤東這個中共的魔首。共產黨的邪惡被民眾認識後，就可能被拋棄。所以，中共在宣傳上淡化「文革」以令後人遺忘真相，就能繼續「偉光正」下去。鄧小平的改革只想經濟上在世界活起來，政治上仍循毛為根，以「四項基本原則」保住了毛共的邪理做立黨立國之本。中國的體制猶如在毛的樹幹上嫁接了鄧的腦袋，而根系以及供養仍然是原來毛的東西。

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到胡錦濤，他們都要標榜自己是毛的衣缽，以顯示自己愛黨和紅色。中共整個宣傳教育也是毛的黨文化，其幹部培養和選撥更是注重黨論水平，「寧左勿右」幾乎成了中共官員的本能。所以每當感到危機時，共產黨就祭起政治批判和殺人的傳統，在輿論宣傳上立即就呈現「文革」語言和邏輯，與毛左一樣。

當然，鄧小平到胡錦濤時代，輿論宣傳上的政審尺度有些差別。胡耀邦開始到江澤民的初期，中國是從文革的慘痛中舒緩過來，宣傳上試圖鬆綁，加上鄧論的強勢，毛左的影響不顯眼。到胡錦濤時期，情況發生很大改變。中共的寡頭政體被江澤民變為所謂集體領導，胡錦濤再也沒有江澤民那樣一人說了算的權力。維穩從江的手上套到了胡的頭上，胡溫十年被緊箍咒套牢。

江澤民為甚麼把李長春塞進政治局常委，這不僅僅是從人數上讓江系站絕對優勢以便於掌控政局，最主要是中國人的頭腦仍然牢牢被江握住。胡溫在十六大後的五年，完全是江澤民在垂簾聽政。這期間，政法委做大成了二中央，中央宣傳部，實際是二中央的宣傳部，相對於胡溫而言，李長春的輿論宣傳王國是獨立的，掌握著全國的輿論政策和方向。胡提出搞和諧社會，政法委和宣傳系統就用江澤民那一套高壓維穩的思維與方法實行。胡溫不僅樹不起新風，而且成了十年中政法委亂政和宣傳輿論日益高壓的替罪羊。改革寸功未立，哀民遍地。

因為江澤民用「講政治」鞏固黨權，鎮壓法輪功和維權民主人士，也就是政治上「極左」壓制人民，以保證能夠經濟上「極右」腐敗抓錢。毛左勢力在這一時期藉助於「講政治」而突出發展。毛左們一方面受中共洗腦否定普世價值和西方民主，另一方面對中國日益加劇的腐敗等社會問題不滿，從毛的邪惡理論出發，把問題歸為是「右派走資本主義道路」。周永康、薄熙來看到了毛左勢力可成為攻擊政治敵手的武器而大加扶持利用。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毛左們吶喊助威。雖然胡溫默不作聲，但是宣傳部門為其大開綠燈，一時間「重慶模式」塵囂直上。至今，中共輿論沒有向重慶模式問斬，以致薄熙來的邪惡本質被保護起來，為其鳴不平者鼓噪不已。

薄熙來倒，周永康大勢已去，而政法委機制還在運轉，中宣部輿論宣傳體系仍然照舊在運作。於是，我們看到外交部在陳光誠事件中的拙劣表演，看到中共媒體突然抽起「文革」批判瘋。海外媒體驚呼，一夜間中共回到三十年前，其意識形態絲毫未變。沒錯，中共的改革，到今天只是權貴集團得到了巨大利益，人民仍然沒有絲毫人權與自由。

溫家寶與汪洋改革派試圖政治體制改革的大膽言論，對中共既有的體制是個挑戰，對血債派更是一種威脅。李長春等江系勢力，利用左派的面目千方百計控制輿論，是自我保護的本能。只要輿論一直在他們一邊，一切變革者的努力就可能因「不正」而夭折，就像劉少奇的被慘烈打倒、胡耀邦趙紫陽的被隕落一樣，胡溫即使政改了，也長不了。

胡錦濤因自己受制十年，現在可能會痛定思痛，藉機對政法和宣傳收權，最直接的辦法就是9常委變7常委，刪掉主管政法委和宣傳的兩常委，使政法委和中宣部作為下屬被統管。目前有此跡象。但是這種改制即使實施，也不過是加強了未來黨主席的權威，並不意味著中共整個思想和政體會改變。那麼中國現在已成的亂局就根本無解。

胡錦濤以及中共大多數人都認識到共產黨現在不得人心，是坐在人民反抗的火山口上。唯一的辦法是順民意才能化解危機。要順民意，就必須首先開放黨禁、媒禁，還給人民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取締中宣部，真正實現輿論反映民情、監督政府；取消政法委，讓司法部門獨立執法不受政治左右。

溫家寶提出給六四平反，解決法輪功問題，提出搞政治體制改革，汪洋說幸福不是黨給的，這些人話與人民有了共鳴而受到歡迎。這對胡中央以及未來的習中央是個很好提醒，誰跟人民站在一起，誰才能不被歷史和人民清算。

當然，大家都在拭目以待，民眾也絕不會再把希望寄托在黨內某些人的美言上。或許可以說溫家寶與汪洋等一些官員有著民主的作風，但是缺乏制度保障，靠個人的作風來決定的民主是靠不住的。只有建立民主的制度，才能根本抑制官員的濫權，中國才可能走出中共亂政的黑暗腐敗。最終還是歸結到一點，解體黨文化，才會有新生。

胡溫若要想有所作為，對中華民族有所擔當，就必須看清形勢，刀斬中宣部，革除媒體政審制度。江系的輿論陣地佈局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切割與毛共邪惡理論的聯繫而任由宣傳部毒瘤擴張。目前中宣部系統的佈局動作，恰可以反觀備案，大小蛇都跳出來，正可以伺機一網打盡。不走出這一步，談改革就是空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