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5月19日訊】香港《文匯報》前社長李子誦五月十一日於香港東華三院馮堯敬醫院去世，走完百年人生。一九八九年北京學運期間，李子誦和報社同仁決定《文匯報》社論「開天窗」，只刊出「痛心疾首」四個大字（見圖），以抗議中共當局宣佈戒嚴。該社論隨即引起廣泛的社會反響。時任該報駐北京記者劉銳紹讚揚李子誦「擇善固執」，敬佩其知識份子的風骨。

李子誦十六歲時父親離世，他小學未畢業就加入廣州新聞界，投身報界約六十年。李子誦先後在《大公報》閩南語版、韶關《建國日報》、廣州《建國日報》、香港《華僑日報》及廣州《聯合報》任職。一九五一年起，李子誦於《文匯報》任社長長達三十八年。

李子誦最為人熟悉的，是他在八九年北京學運期間刊出「痛心疾首」的四字社論。跟隨李子誦四十年的劉銳紹回憶起那段經歷時，依然對李子誦的文人風骨和勇氣感到敬佩。「六四」事件爆發前夕，中共在北京實施戒嚴，那時劉銳紹正好在北京。「在社論刊登之前，李社長請同事給我打電話，告訴我報社要刊登這個社論，還叫我要小心。」劉銳紹回到香港以後，李子誦對他說，就整個局勢而言，官方的處理方法只會讓局勢變得更緊張。李子誦和同事認為報社應該有一點表示，既表示對當時局勢的擔憂，也要對當局的戒嚴表示出憤慨和反對。李子誦和報社領導層一起討論，提出兩個刊登社論的方案，一個是「痛心疾首」，一個是「夫復何言」。

《文匯報》有報導紀律，刊發前得送交新華社請示。當時新華社的副社長張浚生主管宣傳，他那時也為時局所動，真情流露。劉銳紹後來聽李子誦和報社一些前輩說，張浚生覺得「夫復何言」可以表達大家的無奈感，但不如「痛心疾首」那樣悲壯感慨。張最後敲定用「痛心疾首」，但後來否認這一事實，並指出報社送交兩個方案時，他是堅決反對的。「痛心疾首」的社論刊登後引起轟動，有助當日動員上百萬香港人上街遊行，促使《文匯報》成為當時頗具號召力的左派報紙。這一事件也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重要一頁。

但「六四」後李子誦被停職，他離開工作了三十八年的《文匯報》，當時和他一起離開的同事有四十人。之後他與《文匯報》前副總程翔創辦《當代》雜誌。

當年社論「開天窗」的具體內情又被外界關注。《文匯報》前副總編輯曾敏之表示當年天窗社論「痛心疾首」的主意是他提出的，為此程翔曾專門寫過一篇文章來駁斥曾敏之，為李子誦辯解。當年的很多參與者現已不願再提此事，劉銳紹說：「我們很難去具體瞭解當時的每一個環節，但當時決定要開天窗，李社長和總編輯金堯如是主要推動人，當然也包括曾敏之。但關鍵是當時李社長知道，刊登這個社論後，一定會引起官方的反彈，也會有很大壓力。後來他和金堯如商量後決定由他們二人全力承擔這個責任，以及事後帶來的壓力和風險。他的善意是保護其他領導人員，從而保存他們繼續留在香港的機會。」

劉銳紹於一九七二年進入《文匯報》，跟隨李子誦至今已四十年。他感言李子誦的言傳身教給他很大啟示。劉銳紹說李子誦長期以來堅持獨立思考，擁有獨立的人格和報格。一九七三年 「批林批孔」時，有人說要與中央一致，請李子誦改名字，因李的名字好似要向孔夫子學習。但李子誦卻教導晚輩要分清楚孔子學說的好與壞，不要盲從。改革開放以前，《文匯報》的採訪都是從基層生活開始，改革開放後，李子誦和金堯如在《文匯報》搞經營改革，開設駐英美等國辦事處。「六四」之後，李子誦依然敢於表達意見。李子誦有一句話說：「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有善必揚、有惡不隱」，他向來好言相勸，理性爭取。劉銳紹評價：「李社長起到的是細水長流、潤物細無聲的作用，對整個中國的融合發展是很有用的。不一定甚麼事都要通過暴力手段達成，大家可以在不同的位置上扮演不同的角色。」

中聯辦每年向他拜年

據劉銳紹透露，李子誦雖已離開《文匯報》，但中聯辦每年都會派人員給他拜年。而李子誦晚年仍堅持平反「六四」，程翔日前接受香港《明報》訪問時說，九十年代北京曾派人求見李子誦，但遭到李拒絕。李子誦半年前住進醫院，入院前他仍堅持剪報，恪盡職守，不改報人本色。

——亞洲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