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5月17日訊】（大紀元記者肖恩綜合報導）1958年5月16日中共開始推動的「大躍進」是中華民族2000多年來最大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多達4千500萬人被大饑荒奪去了生命。然而，直到今天這一在中共邪靈控制下的全民大瘋狂所導致的悲劇還在被掩蓋著。
1958年1月，中共在南寧會議上，黨魁毛澤東把1956年的「反冒進」說成是「右傾」、「促退」，進而提出了「大躍進」概念。從此「大躍進」、總路線和人民公社」一起，成為中共的看家法寶「三面紅旗」。「大躍進萬歲」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1958年5月16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舉行以後，「大躍進」運動在全國展開。從1958至1960年上半年，在毛及中共的領導下，中華大地上發生了難以置信的瘋狂舉動。這一全民大瘋狂的直接後果是最終釀成全國性大饑荒的悲劇。
各類官方和非官方的調查數據表明，大躍進期間非自然死亡達四千五百萬人。歷史學家馮客則斷言「強迫，恐怖，和系統的暴力是大躍進的根本」，是「人類歷史上有動機的最致命的大規模屠殺之一」。這一運動一直持續到1960年冬，才被當局叫停。
大饑荒之後，對於如此嚴重的災難，毛以及中共，甚至於直到現在，也並沒有進行認真反思。最近，網上居然還有「毛左」毫無人性地聲稱，「全大陸餓死幾千萬，以國人的生育能力，只須幾年功夫又可把人口填回來」。
大躍進的國內、外背景
國內，中共自1949年竊取大陸政權之後，為了徹底摧毀中國的神傳文化，毛在進行洗腦的同時，也採取了一系列的高壓政策，亦即群眾性政治運動，如：思想改造運動、三反、五反、鎮反、土地改革、批判胡適、胡風、批判電影武訓傳、紅樓夢等等，直到1957年反右時期的「引蛇出洞」策略，把所有敢言的知識份子一網打盡。
至此，毛已經徹底消滅了中國大陸一切敢於反抗的聲音和力量，尤其是將社會的精英階層-知識份子的脊樑骨徹底打斷，從而使荒唐的大躍進橫行無阻地在大陸蔓延。
國際上，1957年11月慶祝蘇聯十月革命40週年之際，各國共產黨領導人來到莫斯科，於14-16日舉行了社會主義國家黨代會，16日-19日舉行了64個國家黨的代表會議，毛澤東率團前往。在40週年慶祝大會上，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在報告中提出了通過和平競賽，在「今後15年內不僅趕上並且超過美國」的目標。 為了逞強，毛澤東不甘落後，提出中國要在15年內趕上英國。
回國後，毛認為超英趕美15年太長，就提前到5年，最後又變成了2年，也就是說中國要在兩年內超過英國。當時超過英國的標準就是以鋼材的產量。
失控的浮誇風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是大躍進時期最響亮的口號。最先是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瞭解那裏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中，提出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後來被社會流傳成「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
同時，毛澤東號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幹的精神。
為配合毛和劉的講話，隨之而來的是《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虛假新聞開始充斥報紙的各大版面，農業高產「衛星」層出不窮。僅1958年8月1日到9月5日止，《人民日報》就經常在一版顯著地位用特號字登出糧食高產「衛星」。
先是夏收小麥創高產的新聞。如：6月8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5 畝小麥平均畝產2015斤；6月9日，湖北谷城樂民公社畝產2357斤；湖北襄陽，700萬畝小麥畝產1500–2000斤；6月11日，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產2394斤；6月12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3530斤。最後到到9月22日，極其乾旱、貧窮的青海省柴達木盆地、海撥2797米的賽甚克農場第一生產隊畝產8585斤6兩，成為當年小麥畝產的最高。
秋收開始，《人民日報》又開始報導早稻畝產的高產衛星，開始新一輪浮誇競賽。如：7月12日，福建閩侯城門鄉公社，3275斤；7月18日，福建閩侯連板公社5806斤；7月26日，江西波陽，9195斤；7月31日，湖北應城春光公社，10597斤；8月1日，湖北孝感長風公社，15361斤；最後，到9月5日，廣東北部山區連縣，達到60437斤的最高產量。
除糧食大放衛星之外，還有土法大練鋼鐵。全中國各行各業全民投入土法煉鋼。著名律師郭國汀曾這樣描述過：就是每個單位在自己的後院，每個公社、每個大隊都搞土高爐煉鋼鐵。它怎麼煉呢？沒有燃料怎麼辦呢？就大砍森林，甚至把農民家家戶戶木製的門窗都當作燃料；沒有鐵礦石怎麼辦？就家家戶戶把鍋碗瓢杓，甚至門鈴，任何含鐵的東西全部拆下來充數，就種土法煉鋼煉出的鋼鐵只能是廢鋼爛鐵。
但是，這種對森林、生態的破壞卻是深重的、也是永遠無法恢復的災難。上個世紀60年代之前的大陸很多地方的原始森林覆蓋率很高，很多原始森林甚至就在人口密集區。林中有虎、豹、野豬、麂子、野雞、野兔等等，生活著傳承生活了萬千年的無數生靈，但卻在以大躍進為名的毛氏惡性極左罪孽狂潮中一夕化為烏煙，永遠消失在無窮痛切苦憶之中。
大饑荒的出現
瘋狂的浮誇風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大饑荒。毛在世時，一直將大饑荒嫁禍於老天爺，將那場深重的災難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和前蘇聯的逼債。
這種掩蓋自己罪行的做法在中共黨內也屢遭非議。最先是1959年著名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萬言書對浮誇風提出強烈的質疑。此外，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也這樣描述：「國家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慘像完全是我們黨造成的。」另外，另一位中共黨內有識之士、一九五九年時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則評述道：「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上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歷史記錄顯示，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在中國恰恰是風調雨順的三年，「自然災害」之說純屬無稽之談。
此外，蘇聯當年是否逼債了呢？當時的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一書中回憶說，1960年7月16日，蘇聯決定召回在中國的蘇聯專家，但是並沒有提出還債問題。是毛澤東自己決定提前還債。蘇聯不僅沒有逼債，而且還向困境中的中國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蘇聯借給中國20萬噸糧食，「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1961年2月27日，赫魯曉夫致函毛澤東，提出鋻於中國發生食品供應方面的困難，蘇聯願意以貸款的形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並且表示中國對蘇聯易貨貿易中沒有交貨的價值10億盧布貨物可以分5年償還，不計利息。中國還對此表示「我們永遠珍視、並且衷心感謝蘇聯共產黨、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給我們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援助」。
作家李肅登在其「中共功罪評說之八：大躍進和大饑荒餓死多少人？」一文種分析，大饑荒的真正原因就是高指標、高徵購和公社食堂。「大躍進」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標，下面就謊報產量，搞虛假繁榮。1958年8月，中共中央估計並正式公佈當年糧食產量將比1957年增產60%到90%，達到6000億到7000億斤。年底的時候又估計成8500億斤。
按照這種估計，中國每人平均糧食佔有量將達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每人平均糧食消耗500斤的水準。於是，政府告訴老百姓「放開肚皮吃飯」。到1958年年底，中國農村建立起「吃飯不要錢」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萬個，敞開口吃。但是實際上中國的糧食產量遠沒有那麼多，後來核實的1958年糧食產量只有4000億斤。結果農民「寅吃卯糧」，沒過幾個月，家裏的糧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糧食吃光了，只有挨餓一條路。
造成大饑荒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高積累政策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當時，糧食等農產品是中國積累資金的最重要來源。在地方政府虛報糧食產量的情況下，農民被迫將口糧當做徵購糧和「餘糧」交給政府。結果，全國農民每人平均每天口糧不足一斤，重災區只有幾兩。
由於毛在世時，那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一直是碰不得的禁區，究竟多少中國人失去了生命，至今未有定論。官方的出版物對此含含糊糊，語焉不詳。
如中國科學院一九八九年發表的國情報告這樣說：「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一千五百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
在中共自己編著的黨史中也籠統地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但不願予深入探討。
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學的學者金輝想清理那筆糊塗帳。在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對餓死的人數作了深入探討後，他得出結論：「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四千○四十萬。」但是刊登了此一研究成果的上海《社會》雜誌卻受到黨的干預，金輝受到處分，該期雜誌被勒令停止發售，雜誌社遭「整頓」。大饑饉中的死亡人數再次成為學術討論的禁區。
有學者在對中國歷史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縱觀中國歷史，一九四九年中共上臺執政之前的「兩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發生二百○三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萬多人。」而毛澤東一個「大躍進」，餓死的人就多於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的全部人數的總和海多，這是怎樣的一場浩劫？
放衛星最瘋狂的四川、河南和安徽也是大饑荒最為嚴重的地區，這幾個省的農民餓死也最多。河南，廣西，貴州，安徽，甘肅都是已經證實出現吃人事件的地方，河南省吃人官方僅承認吃了63人，實際上肯定遠遠不止。
其中最為駭人聽聞的是河南的「信陽事件」。作家李肅登在其「中共功罪評說之八：大躍進和大饑荒餓死多少人？一文中這樣寫到：在「大躍進」年代誕生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陽地區在這個時期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1959年，這裡的糧食產量比1958年減產50%，只有20多億斤，但是卻虛報為72億斤。結果，政府徵購糧比上一年增加18%，許多徵購糧和「餘糧」是各級官員和民兵打、逼、搜出來的，先後有1萬多人被逮捕，死在監獄和拘留所裏的達700人。這樣，農民全年的口糧就只剩下100多斤，僅夠吃三、四個月的。結果導致「信陽事件」有50萬人非正常死亡，但實際數字遠高於此。時任中共副總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1960年11月12日到信陽調查5個月之後，陶鑄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100多萬了。」
毛澤東要求農民勒緊肚皮禁止逃荒
導致這次大饑荒的罪魁禍首毛澤東又是如何處理的呢？在饑荒問題浮現之後，毛澤東還不遺餘力地推動公社食堂。毛澤東早在1959年3月到河南視察時就已經瞭解到，許多農村地區的主要勞力都被調去大煉鋼鐵，造成農業產量不足。與此同時，大躍進的浮誇風造成農業繁榮的假象，各地紛紛建立公社集體食堂制度，造成坐吃山空。儘管問題已經浮上臺面，毛澤東仍然繼續推動大躍進的錯誤政策：
對於農民缺糧的問題，毛澤東於1959年7月5日在「廬山會議」期間指示：「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忙時多吃，閒時少吃，有稀有幹，糧菜混吃」。在這種指導方針之下，中國各地在產量劇減的情況下，卻增加糧食徵購額。1959年，中國農民的每人平均糧食擁有量只有1958年的77%。
隨著各地饑荒情況得越來越嚴重，1959年2、3月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制止飢餓農民外逃到外地尤其是城市尋找活路。一些地區出現了民兵把守村口，禁止農民逃荒的現象。
當時的信陽地委副書記、行政公署專員張樹藩曾表白說，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
就是在這種緊急情況下，政府不及時開倉放糧賑災，這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說：「如果是沒有早期『鎮反』、土改那種殘酷血腥，大饑荒年代的農民、中國人就未必會那麼順從。大饑荒一來，為甚麼那些農民都不敢起來反抗？他們就是從以前的運動中就已經知道，共產黨是惹不起的。」
1960年，中國糧食進一步減產，農民的每人平均糧食佔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減為307斤，而且大饑荒開始向城市蔓延。各省餓死的人越來越多，官員們不敢再吹牛了，反過頭來紛紛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濟糧。但是需求量太大，國庫空虛。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說明北京、天津、上海和遼寧省調入的糧食都不夠銷售，庫存幾乎挖空。中國政府開始給城鎮人口減少糧食定量，就連中南海裏的黨政領導人也開始「省吃儉用」。1961年6月，中共終於決定解散農村的公共食堂。
大躍進-中共邪靈控制下的全民大瘋狂
無獨有偶，在上個世紀裡幾乎所有的共產黨政權國家，在奪權後，都強制實行了農業集體化，而且幾乎都導致了大饑荒，而不僅僅限於中共。顯然，造成這一災難的是共產當邪靈的本身。
郭國汀曾對此曾分析說，在所有的共產黨政權中，只有南斯拉夫、波蘭和古巴保留有私營農場，其它國家農業全部集體化。但是在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裏，除了上述三個保留有私營農場的國家外都發生過大饑荒。這一謀殺性的人為大饑荒，只有在共產黨國家出現，而自由民主國家在二十世紀，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出現過大饑荒。
只是這種瘋狂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更加荒唐和瘋狂而已。中華民族歷來是一個勤勞、智慧的民族，中國的農業生產2000多年來，一直領先於世界，是最不該出現這類大饑荒的國家。但是，由於在「反右」運動中，許多敢言的經濟學家和知識份子被打倒，對於毛和中共發動的這場違反經濟發展規律的運動，反對之聲幾乎不見蹤影。聽假話、說假話、做假事，逃避事實、歪曲事實成為世風。更為可悲的是，在這場自欺欺人的運動中，一些科學家也政治當先，發表了若干不切實際的言論，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有著中國「飛彈之父」之稱的世界著名科學家錢學森。
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錢學森在火箭、衛星等領域為中共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政治上的幼稚讓他在「大躍進」期間也喪失了起碼的科學精神。 錢學森在《中國青年報》上發文宣稱：「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份，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裡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
素以務實著稱的鄧小平也積極地參與發動了「大躍進」運動，而且對「大躍進」的決策和推動甚為積極。 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大搞群眾運動，「書記掛帥，全黨全民辦鋼鐵」，以完成1,070萬噸的鋼產指標。鄧小平主張：「全國計劃，集中統一，共同負責，全民保證」，以確保鋼鐵生產任務的完成。
鄧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期間針對「大躍進」是用中共集體都「頭腦發熱」這句話一筆帶過了這一空前大罪惡。鄧不敢說明為甚麼中共領導集體會同時「頭腦發熱」？沒有解釋為何大躍進會造成高達三、四千萬人死亡的嚴重大饑荒？更沒有說出大饑荒的真正原因。
寫作《餓鬼》（Hungry Ghosts）一書的雅斯培‧貝克（Jasper Becker）在1994年訪問受災嚴重的河南省光山縣一個小村落的一名婦女，儘管這個村子經歷大蟣荒後人口從300人減至80人，這名婦女卻仍然相信到頭來還是「毛主席」拯救了他們，否則整個村子的人都得死個精光。
同樣地，以《黃河邊的中國》一書享有盛名的大陸學者曹錦清在1996年訪問河南省舞陽縣藕池村時，也得到毛澤東在當地農民心目中仍然有著極高評價的心得。 但卻沒有追究是誰發動了造成河南省嚴重災難的「大躍進」。
顯而易見，不徹底解體中共，「大饑荒」這一悲劇就不可能被重新認識和評價，產生悲劇的深層原因也就難以追究，這一被顛倒了的歷史也就很難被反過來。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