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4月08日訊】君子教育，簡而言之就是見於《周易》的天地人禮的君子修養的教化和養育：「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龍馬精神，具體化為「為仁由己」的德性和「仁義禮智」等基本倫常。由此培育古代君子尚理不尚辭，遵循聖人道德教化，嚴己寬人。

尚理不尚辭：孔子的學生討論問題時，最初也言辭激切、語氣強悍、很煽情。據孔子學生子張說，是孔子討論問題的表率潛移默化地改變了這種說話如刺殺的方式。孔子說話時言辭比較緩慢，態度平和而意志堅定，儀態穩重和敬重對方，先靜聽以弄明白對方到底在說甚麼，說自己的看法時心平氣和，推己及人地謙讓有禮，講述符合道德的高超見解，以寬恕的開闊心胸對待他人，言傳身教以弘揚道義。這種尚理不尚辭的教育方式，引領學生修養君子斯文，捨棄自以為是、執意辯論、執著你錯的爭鬥心，從口若懸河、以情代理的小人說話和爭吵中超脫出來，以虛懷若谷的美德型大智慧替代高談闊論的知識型小聰明，做正人善民。

聖人道德教化，例如舜耕田、打魚、制陶，都以誠信仁德感化庶人自願跟從。君子嚴己寬人，以晉人伐楚為例來看，楚莊王時代，楚人退九十里避戰，晉人仍繼續進逼。楚莊王說：「前代君王在位的時候，晉國不攻打楚國。但是到了孤家，晉國卻來攻打，這是寡人的罪過啊。如果下令攻擊晉國，楚國的大夫必然要受到羞辱和傷害，怎麼能讓大夫因此而受到侮辱呢？」大夫說：「前代君王還在的時候，晉國不攻打楚國，但是到了臣擔任大夫，晉國卻來攻打我們，這是臣的罪過。請允許臣反擊吧。」晉國人聽說此事，感到楚國君臣都能主動承擔過失，而且國君在臣子面前謙卑有禮，可見上下同心難以征服。於是，晉國人收兵回國。

君子教育的特點是，面對任何事情，即使是戰爭，都應用道義良知自律自省。中國五千年是世界公認的禮儀之邦、文明國家，是仁義道德之文以載道，以道化人教育的結果。中國人識文斷字，為的是明理明德，表裡如一地做仁人志士。

中國人受文字教育，從宋朝開始，就從兒童誦讀《三字經》開始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如此這般，識字同時就在學做人的常識與常理，配合參與家務和學習禮儀而守道成人：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中國人學習經典，是一個履行誦讀領悟的知行合一過程，遵循堯舜、湯文、周公、孔孟等聖賢教誨並身體力行，形成以天道正理的君子儒道思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通情達理進而知書達禮。

除此之外，中國傳統文化還以戲曲、說書等等文藝載道形式教化不讀書不識字的小人文盲做正人、善民。底層民眾不識字，但經常看戲和聽說書，接受正統道德文藝的熏陶，對做人的道理（戒淫亂和行孝道）比現代人理解得多。這種文字和文藝相結合的文以載道的教育形式，相互補充並相得益彰。全社會由此形成各階層以禮儀修身養性的個人管理和精神提升的生活方式。阿Q都比魯迅明智。

阿Q是魯迅在《阿Q正傳》中批判的晚清末年的小人，不識字，不是讀書人，在浙江小鎮上看戲、聽說書中學做人，對政治似懂非懂，卻能夠被女人勾起慾望，脆弱人性鮮明但革命意識模糊，處在禮教秩序的社會底層，唯有革命或亂世才可能升到中上層，卻沒有革命企望，除非煽動。這構成中國乃至東方社會漸進演變的基礎，包括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如此東方人性，雖有小壞卻無大惡，但被魯迅漫畫為「主奴二重性」的所謂國民劣根性，宣揚反禮教的近代教育。

中國以魯迅為民族脊樑的近代教育結局慘不忍睹。語文課本識字灌輸歪理邪說。學生讀書脫離了聖賢所述並身體力行的天道正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儒道教育的正軌，以西式小資文學和鬥爭哲學教中國人反仁心、批理性、戰文明、斗禮儀，把學生變成了新一代文盲：識字不明理，反人性和理性，敵視中西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嘲弄禮教秩序為人性枷鎖，以革命名義作惡。

這就形成了中國共產黨所謂的「新中國」的「新人」教育：人與人為敵，批鬥古人，教人失去理智，以善惡（好壞、正邪）標準顛倒的道德自殘的精神病人為「新人」典範，將《道德經》、《易經》中的聖人、君子之道理貶稱為封建迷信以拋棄，以馬列哲學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強權思想為所謂真理，以你死我活的量變質變、否定之否定的定理、定律戰天斗地整人。

如此由近代而現代的教育通過掃盲，培育出一代又一代識字「文盲」，以鬥爭哲學的歪理嘲弄禮教秩序為人性枷鎖，以革命名義作惡，教文明盲人反仁義道德和普世價值，以叢林野性為人間正義，緊跟共產黨反人性斗道德，中國就這樣從一個五千年仁義之邦走向道德莽荒，與世界主流文明價值越來越脫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