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4月27日訊】（大紀元記者肖恩綜合報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發了青年學生對胡耀邦的同情和大規模悼念活動，併進一步激起對民主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的訴求。然而，由於中共專制體制對民主訴求本能的恐懼和之後處理方式的步步錯誤，終於在1989年4月27日，爆發了北京10萬大學生因為反對「4.26社論」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舉行的大規模遊行。

1989年4月15胡耀邦的突然逝世，引發全國各地高校悼念胡耀邦和抗議中共的系列活動。4月17日，北京政法大學舉行遊行抗議活動，4.17、4.18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等高校遊行、靜坐，並向人大遞交遊行請願7條，這是第一次大規模地挑戰「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4月19日以後，更多高校學生組織抗議活動，成立自治的學生組織，並建立了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4.20高校學生在中南海靜坐請願，許多學生被毆打，以及4.22胡耀邦追悼會期間，學生下跪遞交請願書，但官方不予理睬，使得學生情緒更加激憤。

4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 。社論與文革期間的1976年「四五運動」期間搞的東西如出一轍，把學生的合理要求定性為「極少數人發起的反革命動亂」，而且在當晚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播出，次日在《人民日報》頭版發表。這份社論引起極強烈反響。

就是這個「4.26社論」成為了89年「6.4」愛國學生運動的主要導火索之一。社論的定調之高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民眾震驚：學生只是提一些民主要求，希望同中央領導對話，根本就不是甚麼動亂。當晚，長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長沙、合肥等城市也發生樂規模不同的示威，抗議活動，並明確聲明因為聽到運動被定性為「動亂」才上街的。

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單位對此反應迥異。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要求認真學習「4.26社論」，制止動亂；北京也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批評學生搞「文革」。

中共企圖用恐嚇的「4.26社論」阻嚇學運，反而激發了學生們成功地組織了4.27大遊行。

4.27大遊行

自胡耀邦逝世後，由於中共一連串的錯誤舉措，終於導致了北京4月27日10萬高校學生的大遊行，並得到全國各地高校的響應。這次遊行使北京社會各界開始廣泛、公開地支援學運，後果是平反4.26社論成為89年中後期學運抗議活動新的動力和要求。北京高自聯也很快確定了兩項主要訴求：不是動亂，堅決平反；平等對話，現場直播。

4月27日的10萬人上街示威，雖然政府明令禁止遊行，但警方並未強硬阻撓，學生的標語是「和平請願，不是動亂」、「打倒官僚」，以至「擁護共產黨」，遊行秩序良好，最終和平落幕。許多知識份子認為此次遊行是「理性」戰勝「非理性」的大勝利，香港《明報》甚至稱將來的史家或有可能把它稱為「四二七運動」，與1919年的「五四運動」、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1976年的「四五運動」並列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轉折點。

「4.26社論」發表三天內，有消息說中南海接收國安、新華社、高校黨組織共36份報告，普遍認為社論定性過高，不利解決問題。其中各高校黨委匯報指，問題被社論深化，絕大多數幹部、教師及學生難以接受，批評社論令政府失去與學生對話的餘地；有報告批評靠權威實現的安定只是暫時的，隨之而來是更大的不安定。

在中南海，胡啟立召開宣傳部會議，檢討之前的失誤；李鵬隨後要求《人民日報》再發表一篇社論，語氣相對溫和。4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維護大局 維護穩定》的社論，指出中國需要穩定，穩定壓倒一切，否則只會為國家民族帶來災難。

過程中，中共仍不肯承認錯誤，堅持將「極少數分子」與「廣大學生」劃下界線，申明「4.26社論」只針對「一小撮人」，但學生對誰是「一小撮人」莫衷一詞，紛紛要求推翻社論內容。

4月29日下午，在全國學聯的安排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以及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書長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等，與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學生進行對話。

然而在「定性」問題上，袁木重申立場，指運動背後被「長鬍子的人」策劃，「他們往往比長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搶的人可能還要更厲害些，他們要造成的動亂可能還要更大一些。」顯然，中共表現出來的做法與當年的文化大革命有驚人的類似之處。

之後，中共在處理這場由胡耀邦逝世引發的學生運動上越來越偏離了和平解決的軌道，日趨嚴厲和對抗。儘管在4月30日，時任總書記的趙紫陽訪問回國後， 在中共舉辦的五四運動70週年的會議上發表了「五四」講話，使形勢有所緩和，但中共一貫的鬥爭本性卻使事件進一步惡化，從調動幾十萬正規軍進京戒嚴、趙紫陽下台、最後導致世界震驚的「六四」天安門血腥屠殺。

引發4.27大遊行的歷史背景

1976年中共黨魁毛澤東去世後，四人幫在懷仁堂事變中被捕。事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接任中共中央主席，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自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 中共的實際最高領導人是鄧小平。在1980年2月召開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恢復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一職，由胡耀邦擔任；9月在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華國鋒辭去國務院總理職務，由趙紫陽接替；此後在10月的九次政治會議上提出請辭中共中央主席、軍委主席職位。在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接受了華國鋒的辭職。

從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所謂的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到1989年的大約10年間，是中共自49年竊取大陸政權以來的最好時期。改革開放政策將捆在農民身上的枷鎖揭開了幾根，結果農村的生產力大大提高。1985年，中共又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召回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許多觀念，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有計劃經濟理論被棄守，國內思想走向多元。剛剛從10年文革解脫出來的中國人，在「振興中華」等口號的激勵下，真的以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當時的青年學生更是以天下為己任，認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懷著強烈的參與意識認真地關心起了國家大事。

然而，由於經濟體制改革與嚴重滯後的政治體制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導致了一系列的經濟問題。如：1988年初，全國通脹達20%，年底城市通脹升至26%，糧食、食油以至牙膏均被民間囤積。糧食減產進一步深化囤積問題，當時政府按指定價格收購農民糧食，但價格依舊遠低於市場價，產糧的利潤無法與煙草、糖等作物相比，而政府囿於財政短缺，往往只能以借據向農民收購糧食。改革推進時，各地一批國營企業關閉，全國約數百萬工人失業，工人亦要面對苛刻的工作條件和通脹壓力，各地出現工潮。同時，共產黨內部的貪污也令局勢進一步惡化。

在這種形勢下，中共內部以鄧力群、薄一波、陳雲、王震等為代表的保守派開始猛烈反撲。1986年12月中旬，安徽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學生發動大規模的要求民主選舉和反貪腐的示威，示威後來擴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政府指控學生運動受人操控，指責這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企圖「否定社會主義「，「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胡耀邦因為對學生與知識份子表達同情，而被中共元老們視為軟弱表現，翌年1月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指違反中共的集體領導原則而被迫辭職。

與胡耀邦政治見解接近的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被安排接任總書記，成為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有保守派之稱得國務院副總理李鵬被提升為國務院總理。

二年後，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的突然逝世，引起人們對胡耀邦的同情和大規模悼念活動，並激發青年學生對民主和政治體制改革的訴求。中共專制體制對民主訴求本能的恐懼和之後處理方式的步步錯誤終於引發了震驚世界的「六四」天安門屠殺事件。一大批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精英從此流落世界各地，到今天已經長達23年之久，還是不能返回自己的祖國，有些已經客死他鄉，如方厲之、王若望、劉賓雁等。

（責任編輯：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