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4月18日訊】在辛亥建國一百年前後，台灣、香港、大陸、舊金山、檀香山、美國、日本、歐洲，當年孫中山先生所到之處、今日華人所在之處，都在紀念這個中國近代史上意義重大的日子。 辛亥距今已經一個世紀了，對於今天的中文讀者，尤其是對於一九四九年之後在大陸共產黨政權下成長的幾代人，辛亥話題依然意趣盎然。民國人物—無論是民國三十八年遠走海外的，還是公元一九四九年年留在大陸的—如今調零已盡，他們已經走入歷史—沉默無語，無可聽聞的歷史；加之共產黨宣傳的禁錮，說「民國」在大陸至今仍然呈現為歷史的斷裂毫不為過。

民國歷史大陸版

對於四九年之後在大陸接受學校教育的幾代人而言，辛亥革命、孫中山、中華民國、三民主義、國民黨、蔣介石……是一串陌生而邊緣的概念，人民所准許瞭解的，只有被黨國定於一尊的說法。這些概念不僅是邊緣的而且是危險的，在過去幾十年中危險到可能招致牢獄之災、殺身之禍的程度。作為「五十後」我便是在這種歷史氣圍中成長的。

至今記憶猶新的是，小時候孫中山先生一年得見一次。每年十月一日，他的巨幅畫像便躋身於馬恩列斯之間立於天安門廣場，參加中共國的生日慶典。少年時代的我對於孫先生一年一度的唐突蒞臨總是疑惑不解，他分明不是共產黨的革命領袖，為甚麼能站在這裡？多年後才想到，孫先生得以忝列「革命領袖」之間或許是因為他的「特殊貢獻」：以毛澤東欽定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領袖之身為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建國的法統背書？

「辛亥」是個時間坐標，此前的事件與人物，共產黨的宣傳教育較少設防，而對此後非共的人與事，則禁忌重重。辛亥之前的黃花崗起義、劍湖女俠秋瑾、慷慨就義的戊戌烈士譚嗣同，上小學的時候就已知道不少。辛亥之後的歷史，講中華民國就不能避開它的憲法，講民國開國元勳孫中山先生就不能不談他的「三民主義」，講北伐就不能不提國民黨、蔣介石。……對所有這一切，共產黨都編定了它的一套說法，不管歷史事實如何。我們就是在這套程式中接受關於「民國」的歷史教育。

不必說，「國民黨」、「蔣介石」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大陸上是最「反動」東西，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時隔四十年我還記憶猶新，那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的時候，家裏自己先悄悄地翻箱倒櫃檢查有甚麼犯禁的東西及時處理掉，免得一旦被查抄出來，後果堪虞，後來還真的被抄家了。居然在箱底壓著一本《偉大的蔣總統》的畫冊，當然要立即銷毀，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沒有被醜化了的蔣中正先生的照片。

孫中山先生，共產黨強調他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先行者迴避他作為共和的開創者，因此大談他的國共合作與改組國民黨，避談他的「三民主義」、避談民國的憲法。我所經歷的大陸近代史教育中，民國憲法是一個空白。「新中國」政府天天講、月月講、恐嚇全中國人民的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別的可以商量，共產黨一黨專政沒有商量，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沒有商量，孫夫人宋慶齡可以給她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譽主席，但是孫先生的「三民主義」無論如何是禁忌。大陸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末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演說首演之際便被刪掉，那已經是公元二零零三年，是共產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之後！大陸網站現在也有「中華民國憲法」的詞條了，但還是扣著「資產階級共和國性質」的帽子。這絕不止是令人生厭的陳詞濫調，是共產黨始終堅持的意識形態，共產黨中國雖稱「共和」，它與「共和」卻似乎是勢不兩立的。

講北伐有電影《大浪淘沙》的範本，革命青年如何在北伐的大潮中皈依了共產主義；講抗日是「八年抗戰，蔣介石躲在峨眉山」，是張（學良）楊（虎城）逼蔣抗戰；講抗戰勝利，是「國民黨挑起內戰、民不聊生」，是「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對於共產黨，真實的民國是一個必須擺脫的夢魘，於是，強制的愚民政策之下只有民國的妖魔化；與今天年輕人對八九年共產黨在天安門廣場上彈壓示威學生事件的印象類似。對於民國，我們沒有資訊、我們沒有真相，我們不瞭解民國,—四九年之前的民國。

接觸民國在台灣
—和平的土地改革

一九四九年之前那個歷史上的民國我不得而知，可一九四九年之後中華民國繼續存在，在台灣。天安門廣場上示威的民眾被政府彈壓之後，一九八九年的歲末，作為歐洲首批大陸學人先生仲維光和我訪問了台灣。二十年前去台灣，還遠不是時髦旅遊，還要冒「反動」的風險。雖然如此，我們不願坐失在海外才可能所擁有的自由，去觸摸那個現實的中華民國。這是我們的初衷。
在台期間，我們有不少引人入勝的經歷，其中之一便是訪問土改訓練所，它成立於1968年，為亞非拉美國家土地改革培訓人才。從那與共產黨的土地革命全然不同的台灣土改，我們開始認識民國，這個國家的政治、這個政府的行為。

國民政府一到台灣即開始了土地改革。它的第一步是三七五減租，當時通行地租為六成，高的到七成，三七五是為減租其意自明。之後是法定租約期限：租期不得短於6年，承租人除非遷徙、轉業、死亡、無人繼承或積欠地租，不得提前撤佃；租約期滿，如承佃人因此喪失生活來源而出租人又不依自耕為生，則不能收回土地，違規撒佃，依法論處。地租降低40%且租約穩定，佃農收入增加，生活明顯改善。其後是公地放領，國家將所持公地優價放給無地僱農、少地佃農與自耕農，優惠租種十年后土地歸己，政府以此推進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接下來的改革是抑制大土地所有者，規定自耕用地限額，地主多餘的耕地，國家徵購，以債卷—4%的利息—與股票的支付方式十年內償清地價。國家購得土地以公地放領的方式轉售農民，逐步達成平均地權。1949年開始土地改革，到1953年在國民政府的有關統計資料中已不再列「地主」一欄。同時，通過《公營事業轉移民營條例》，國家逐步將一些官辦的企業轉為私營，大土地所有者通過征售土地所得股票轉營工商業。

「土地革命」對於大陸人是一個太熟悉的概念，台灣發生的土地改革與此完全不同：土地改革經政府政策推行，強制卻非暴力；對於大土地所有者的佔有，抑制卻非剝奪；改革的目的在於社會公正—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而不是革命、不是階級鬥爭；改革的結果是雙方互利、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不是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也不是消滅私有制。

這個政府推行的土地改革每項措施都有法律的依據和保障，例如三七五減租稅從「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開動，自耕用地限額和土地徵購有「耕者有其田條例」保障和實施。不像共產黨朝令夕改風雨無常，今天斗地主分田地，明天合作化，貧下中農也一無所有。台灣的土改不是政府的隨意而為，有自耕農、地主、民間團體和政府四方代表組成的縣市和鄉鎮兩級租佃委員會監督實施各項土改政策、調解糾紛、查處違法事件。國民政府技術官僚的專業素養與人文氣質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對於二十年前那位土改訓練所張所長抑揚悅耳的北平話—不是街頭巷尾和相聲裡的那種，而是學者文人的北京話—，儒雅親切的儀態，至今念念不忘。

國民政府在台灣土地改革的和平與互利是我們不曾料到的。我們看到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民國憲法中的平均地權，不是只寫在紙上，而是落在實處的。與我們親身經歷的那個在五九到六二年間悍然餓死三千六百萬人民的共產黨政府兩相對照，有道無道不言自明。民國政府行政措施的理性務實，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訪問中沿路所見農村的富裕殷實與城鄉發展的均衡，對於親身經受過中國農村貧困的六八年插隊知青的我們，是直觀的震撼。

民國人物在台灣

先生是學物理的，見中國物理學之父吳大猷先生，他夢寐以求。訪台最令人興奮難忘的是有幸見到中研院院長吳大猷先生，聽他講話、與他交談，得他贈書。關於大陸，我至今清楚地記得，他只講了一句話，社會沒有戰亂、幾十年太平，國家弄成這個樣子，說不過去，語氣平緩、沉重。由此，我才開始破出「軍閥混戰」、「八年抗戰蔣介石躲在峨眉山」，「內戰蜂起，民不聊生」那些一直被灌輸的窠臼，尋找四九年前民國的實況。瞭解到共產黨一矣進城便拆掉了北京古老的城牆，才知道南京梧桐遮蔽的林蔭道賴三十年代民國的城市規劃之功。當瞭解到抗戰期間坐落雲南鄉間西南聯大的教學科研不落世界前沿之後，回首「文革」驟起，政府號令大中小學停課，斷送成千上萬青少年的學業，親身體會到吳大猷先生這句話的份量。從國外的教學科研退下來，吳大猷先生隻身來到台灣，作國科會主任、任中研院院長，為推動台灣的科學研究教育事業奉獻晚年。他還不知疲倦地針砭時弊、直言不諱地批評政府政策，為天下興亡盡知識份子匹夫之責。這些時論結集六卷出版，第一集題名《博士方塊》。在他身上，我們見到了一代民國知識份子的精神與風骨。

不僅是在知識份子身上。訪台期間，在接待我們的團結自強協會，結識了不少曾在政府做事的前輩人物。其中有國際奧委會委員徐亨先生，先生是足球迷，久仰當年的足球門將徐亨先生的鼎鼎大名。徐亨先生是民國的同齡人，那時已年界八秩，身材魁偉、步履健朗。和我先生兩人見面談起足球和體育，欲罷不能。在台北的期間，我們就住在徐亨先生的富都酒店。晚餐之後，他跟我們娓娓道來如何以民間的身份，個人的關係，奔走於國際體育界，以「中華台北」的名義為台灣在國際奧委會爭得一席之地。大陸華東水災之後，作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主席，他親自送救災物資到大陸。

還有一位潘振球先生，曾任台灣省教育廳長八年。任職期間，國民政府1967年宣佈於實行九年國民教育，1968年實施，籌備時間只有一年。從六年義務教育改為九年，一下子就要增設140多所國中，從資金籌劃到城市規劃的因應與用地的劃撥，從師資的準備到校長的遴選培訓，還要避免地方派系介入教育……，千頭萬緒。潘振球先生領導廳內外同仁全台奔波，夜以繼日，1968年9月9日全國國民中學聯合舉行開學典禮，「九年國教」如期施行。我們到台灣的時候，已是「九年國教」實施二十年之後。1968年，毛澤東不讓城市青少年上學，把他們趕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在山西晉北農村落戶六年，做過民辦教師，也在縣城中學教過書。兩相對照，僅是台灣城鄉一般中小學的設施—我們沒有被安排去參觀名校「北一女」和「建中」—，僅是學校操場的塑膠跑道，已使我感慨萬分。

潘振球先生2010年以九十三歲高齡辭世，友人以「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追憶，其實這可以用來表達我對在台所見這些前輩的感受。當我們談到大陸大陸的貧困、談到我們這些「插隊知青」的遭遇、談到「六四」被彈壓的學生，談到大陸的民主化，這些前輩聞之動容，深責自己對國家人民未盡到責任，這是我怎麼也沒有想到的。國民政府裡做官的遠不是像共產黨宣傳的那樣都是尸位素餐、不聞民間疾苦的官僚。

事實勝於雄辯，百聞不如一見。應該有更多的大陸人有機會看到民國，瞭解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