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3月06日訊】（大紀元記者何蔚澳洲悉尼編譯報導）儘管中國的全國人大被西方社會嘲笑為橡皮圖章機構，但在人大會議期間它仍然會有某些辯論發生，從而使那些中國高層官員面對一定程度的媒體質疑。於是，中共不僅在街上加強安全控制，還派間諜向國外記者刺探外國媒體對中共高層的觀點和看法，以操控人大新聞發佈會的輿論導向。

中共認為，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必須加強安全。中共的安全措施不僅是在街上防止任何潛在的抗議，甚至把海外媒體當成防範的對象，派間諜刺探外國記者和媒體的輿論傾向。

一些間諜以不同身份接近外國記者，拐彎抹角的刺探新聞情報，澳洲ABC新聞公司駐中國記者斯蒂芬麥克唐納（Stephen McDonell）便遇到這樣一名間諜，並被糾纏了好幾年。麥克唐納決定把事情公佈出來，讓國際社會瞭解中國對媒體輿論的操控。以下是他的故事：

如果全國人大在這裡開，那麼，我與中國文化部的人會面肯定是在吃午飯的時候，至少每12個月一次。我最初還以為這個自稱是從北京國際文化藝術交流協會來的傢伙是想尋求中國和澳洲之間的文化聯繫。

在全國人大召開之前，或其他重大的政治事件發生時，他就打電話問我：「我們可以見面嗎？」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把一些中國藝術品作為禮物塞到我手中，並打開一紙蹩腳的書法複印件給我看，稱是他的手跡。我們在一家離ABC北京記者站很近的餐廳吃午飯，他邊吃邊問我是否有新的中澳文化交流途徑。

「你應該與澳洲大使館文化官員聯繫。我可以把你介紹給她」。但那人對我的建議完全不感興趣。我們用中文談了一會兒藝術和音樂，他把話題轉到我最近做了一些甚麼新聞報導。

當我們談到中國的政治，更確切地說，談及將舉行的全國人大時，他把身體挪向前面，把頭湊得離我很近，很感興趣地聽我講——他的問題——他掛在臉上的笑——我突然恍然大悟：「這才是他的興趣所在。」

那年，在人大會議的最後一天，中國的2號領袖，現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舉行了他一年一次的精心控制的新聞發佈會。所有的提問只有約15個，中國媒體和國際媒體各一半。「新聞發佈會」開了近三個小時，答案是冗長的，之間還有大量的停頓。即使這樣，中國政府仍然不希望溫家寶面對令其尷尬問題，使其在全國電視上和數百名記者面前露出窘相。

此後，每次與這人午餐時，有關對溫家寶的潛在提問一直是他最感興趣的。當我對他談及這些問題時，他很注意聽，並面帶微笑地追問：「還有嗎？」

我們在第一次會面時，好歹還談了一些文化，但隨著見面次數的增加，我們談話中的文化部份變得越來越小。後來我們就單刀直入了：「你好，這是最近報導的一張圖片，西藏，新疆，和其他不好的消息，（這裡是）對溫家寶的提問，下次見。」

我一直在想，這可不是一個雙行道。我提供給他澳洲的和其他外國記者如何看待中國政府和最近在西藏發生的自焚事件，他給了我甚麼？甚麼也沒有。

所以今年我對他說：「你不用假裝你是做甚麼與文化有關的工作，我還是可以與你會面，和你談論這些事情。」

「噢，不！」他邊說邊伸手去拿裝他的書法複印件的袋子。

「為甚麼，」我問他，「我們不只是在舉行重大政治事件時才會面，並只談論政治嗎？」

可笑的是，即使我絕對清楚地告訴他，我不相信所謂文化的廢話，他只管追問：「那麼你今年想問溫家寶甚麼？」

我告訴他，我還沒有準備任何問題，因為今年整個新聞發佈會是操控的，我將永遠也不會有機會問問題。

他笑了：「但是，如果你有機會呢？如果你可以提問有關西藏的問題，你會問甚麼？」

我告訴他，如果我有機會向溫家寶提問有關西藏的問題，我會說：「OK，大多數藏人顯然是不滿目前的狀況，中國政府改變這種狀況的長期計劃是甚麼」。

這人豎起大拇指「問得好」，他說。「還有其他的嗎？」

每當我們約會午餐時，他總是在我之前到達，他從來不會在我之前離開。他會說，「我要打幾個電話」。
也許他是要檢查錄音機，看他同事在角落裡的微型麥克風是否工作，也許他不想讓我知道他回去哪裏。

也許他只是在等著會見下一個記者，再刺探新的消息。其實我知道在他名單上的其他記者：《金融時報》，美聯社等。

也許我們可以成立一個小俱樂部：北京國際文化交流協會之友。這樣，他可以同時和我們大家見面，節省了他的時間。

但現在我已經講了關於他的故事，恐怕剛剛與我的文化朋友共進的是最後一頓午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