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2月15日訊】最近的王立軍事件，至今只有三個關鍵因素確切無疑：一、王立軍去過成都美領館，一天之後又「自願離開」；二、國安部副部長邱進等數人在成都美領館之外將走出來的王押解進京；三、此事件的發生對薄熙來政治前途非常不利。

現在回過頭來分析2006年至2007年間北京流傳的一條消息。在胡錦濤進入第二任期時，江澤民寫信給胡錦濤，建議不能再走指定接班人的老路子，要通過黨內民主，在省部級幹部當中推選。胡聽從此建議，在省一級幹部與中央黨校的幹部學員中推選，據說習近平得票最高。因此，習近平成了中共黨內集制度化資源（黨內民主推薦）與非制度化資源（太子黨身份）於一身的第五代領導人選。於是在2007年有了前文提到的對習薄兩位太子黨不同的安排。由於李克強當時已經成為朝廷心照不宣的下屆總理人選，頗有雄心的薄政途前景很不明朗。

第一，薄熙來的「入常」之路為何如此艱辛？

談到薄督，中外評價好用「野心勃勃」一詞形容。我也用過「問鼎」一詞，但形容的是其不按中共組織規則出牌的姿態，並非指他要求總書記位置，因為他現在要求的其實只是政治局常委一職。按其才幹與以往治績，薄督並不比其他可能「入常」的人選，如李克強、劉雲山、張德江、張高麗等人的才具遜色。如果從「救黨」這個角度來看，他其實比其他的人更有能力與魄力。按資格，他既符合中共提拔幹部的制度化標準（知識化、在地方與中央部委的任職經歷俱全），同樣也擁有非制度化資源（太子黨身份）。中國高層政治權力階梯爬升的幾步曲：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薄已登上兩大台階，他全力想攀爬的只是最後一級。就其資格與位勢來說，「入常」乃是他那位置上應有的政治抱負，算不上甚麼「野心」。正如康熙時期「九王奪嫡」一樣，王子們有王位候選人資格，能否上位得經過競爭，輸者認栽。但「野心」之類說辭，只是勝利者加諸失敗者的用語。

我認為，薄熙來督渝之後，其政治姿態過於強勢，強勢到讓中南海認為權威受到挑戰，這是其「入常」艱難的一個主要原因。

薄熙來從商務部長轉任重慶市委書記並任政治局委員之時，能否「入常」，各有50%的可能。薄督如果採用低姿態謀求「入常」，並非無望。但薄督在權衡得失之後，竟走上了一條中共建政後從未有人走過的路，走上了一條長達三年、充滿政治風險的「問鼎」之旅。其起跑點是「唱紅打黑」，「唱紅」意在表示自己承襲的是毛澤東的正統；「打黑」則是要還重慶一個「清明社會」。直到這一步，薄所作所為，還屬於方面大員的份內事，但2010年正式出爐的「重慶模式」卻已超越中共組織原則——按中共傳統，在黨內有資格提出理論的必須是黨魁，如毛澤東有「思想」，鄧小平有「理論」，江澤民有「三個代表」，胡錦濤則是「科學發展觀」。以四個直轄市中位列末座的重慶市委書記一職，竟然要弄出一個「重慶模式」，無論如何也會讓中南海諸位深感權威受到挑戰。

所謂「左右路線之爭」云云，我一直認為純屬扯淡，那只是權爭道具而已。

第二：薄熙來所憑仗的資源到底是甚麼？

在中國歷史上，諸侯「問鼎」，往往發生在天子權威式微，諸侯勢力坐大，因此天子無奈其何。但由於「問鼎」違背所處社會的政治倫理，問鼎者必須擁有強大的非制度化實力，才能與制度化力量對決。

薄熙來是否擁有這種能量？答案是：他擁有絕大多數同級官員沒有的非制度化資源：太子黨身份。

熟悉中國政治的，就知道「太子黨」這個詞在中國政治的特殊含義。按其父輩與中共政權的關係，又分為「老太子黨」與「新太子黨」。「老太子黨」是與中共建政有關係的元老級人物後裔的合稱。「新太子黨」主要指第三代與第四代黨與國家領導人的後裔。在中國，「太子黨」這一身份代表著政治特權與經濟特權。不夠資格稱太子黨的，如果與中共打江山有關的一代「革命幹部」子女，近幾年的官稱是「紅二代」。其餘黨政官員們的後裔則只能稱「官二代」。這是中國官宦子弟內部身份區別的大致界限。

關於新老太子黨利用父輩政治資源致富的故事，一直在中國坊間流傳。由於這與中共標榜的價值觀相悖，因此成了中國的政治禁詞。用中國的百度搜索，所謂太子黨都是別國發生的故事，如印尼、台灣、日本、美國等國的太子黨。用google搜索「中共太子黨」，共有328萬多詞條，形形色色的內容不一而足。英文對此的專用詞彙是china』s red princesses，經常成為中國報導的熱門話題。

第四代領導人因為治績不佳，對輿論風評論特別在意。自改革開放以來，第四代領導人的政績用「乏善可陳」算是很客氣的考語。標誌這個時代的關鍵詞有高度腐敗、裸官、網絡控制、五毛、征地拆遷、政府行為黑社會化、反抗者自焚、三億多貧困人群、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等等，社會危機四伏。這不僅是頭腦清醒的在野人士對時局的判斷，也是統治集團內部的基本認識，精英階層紛紛棄國移民已經表明了他們的態度。因此，薄熙來在「唱紅打黑」的基礎上發展出「重慶模式」，算是對胡溫政績的一種否定，這種否定的姿態也引來了投機與真心擁護等各種動機雜陳的熱烈呼應。至於「重慶模式」能否將中國引領出黑暗另當別論。

可以說，胡溫的無所作為與重重社會矛盾，無論是黨內還是民間，堪稱怨聲載道。作為最高領導人，胡溫的聲望較前三代都低，被視為平庸之主。這就是薄督在重慶玩政治「蹦極跳「的社會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