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2月14日訊】王立軍事件猶如一塊巨大的石頭投入水裡，激起沖天巨浪。

有網友認為，從對中國政治格局和形勢的重大影響上看，王立軍進入美國領事館事件可以和文革「9.13」林彪叛逃事件相提並論。確實，如果說，「9.13」林彪叛逃事件標誌著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為指導的的「文化大革命」的破產。那麼，王立軍事件則標誌著以「唱紅打黑」為標籤的「重慶模式」的破產。

回顧過去兩年，「重慶模式」的出台和給予極高地位的解讀，以及該模式與廣東模式的「價值取向對決」，成了海內外評論中國的最重要的話題之一。

有意思的是，最近一段時間裏，似乎沒有甚麼人願意戴上「重慶模式」發明家的桂冠。1月11日，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出面斷然宣稱「我們從沒提過甚麼重慶模式」。繼之是鳳凰2011年十大影響力博主蔡慎坤在其博客中發表文章「誰在炮製誰在鼓吹『重慶模式』？」將「重慶模式」的發明權送給了重慶市委黨校的教授蘇偉。蘇偉則在一篇文章裡面描述了那本與人合著的《重慶模式》寫作、出版的過程，一副小媳婦受人虐待的委屈相。

據觀察，從2010年至2011年12月中旬是宣傳「重慶模式」活動的密集期，推動「重慶模式」風靡全球的民間功臣非左派大本營烏有之鄉莫屬。該網站分別於2010年12月11日、12月 26日與2011年8月28日舉辦了三次關於重慶模式的研討會，第三次的標題特別宏大，叫做「世界危機下的重慶模式」。著名左派代表人物張宏良寫了不少關於「重慶模式」的文章，比如《重慶模式成敗與中國政治前景》。

那麼，「重慶模式」具體包括哪些內容？其本質特徵又是甚麼？

按照推出「重慶模式」的智囊們的解釋，「重慶模式」 主要是指這樣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實踐：以「唱紅打黑」為主體的社會治安整頓和精神文明建設，以「地票交易」、「戶籍制度改革」、「公租房建設」 為標誌的城鄉統籌發展，以「向貧困學生提供免費營養餐」、「共富十二條」、「官員下基層與群眾同吃住」等民生工程；以建設內陸大開發戰略高地為戰略的包括重組國營、民營、外資三駕馬車、優化經濟結構等內容。

翻閱那些支持與主張「重慶模式」的智囊們的著作與發言，你會發現，他們始終強調的不是「重慶模式」中一些改善民生的經濟措施，而是「（重慶模式）重在文化改造，重在精神建設，是運用毛主席大公無私的思想對那具有『腐敗性的傳統文化』的又一次蕩滌」（徐維國語）。

重在文化改造，重在精神建設正是「重慶模式」的精髓所在。

說到這裡，應該很清楚了，「重慶模式」更多的是一種政治模式，這也是「重慶模式」從一開始就有別於「深圳模式」的。「唱紅打黑」不是這個模式的附屬物，而是靈魂與主導，沒有「唱紅打黑」，那些經濟政策也難以實行。

如果從人民與政府的關係來解讀，「唱紅」，是用紅歌「教育」人民；「打黑」，是用專制工具對付不怎麼聽話的少數人民。

這就是「重慶模式」的本質。

毛澤東主政的前三十年，正是一刻也沒有忘記用教育人民的方式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用打擊「階級敵人」的方式實現國家的繁榮昌盛，唱紅歌正是那個時代的產物。為甚麼要唱紅歌？因為統治者在骨子裡認為民眾太愚昧，需要教化、需要引導，於是用這種唱紅歌的方式來統一思想，來改造文化，來純潔民眾的精神……只有民眾的思想統一了，他們才能夠集中力量為民眾辦大事，辦好事！嗚呼哀哉，歷史殘忍地告訴我們，有幾個當權者在統一民眾的思想之後，不是把民眾像豬狗一樣愚弄來愚弄去？

紅歌宣揚的價值觀與民主、法治、人權的基本政治理念相衝突，與人類文明進步和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因而很難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重慶的經濟改革值得鼓勵，政治模式則是一種倒退！不客氣地說，重慶模式如果不能確立民主、法治的價值觀，任何努力只不過是向計劃經濟和專制制度倒退中的新嚐試。

當今的中國，民主才是硬道理。所謂民主乃世界潮流，他包含的自由、法治與人權理念，也涵蓋了「發展」與「民生」在內。「民生」重要，但卻不能靠皇帝老爺來保證，更不能靠投機分子來弄幾個便民措施一蹴而就。無論是「發展」，還是「民生」，決定權都應該掌握在民眾手中，這就是民主的精華，也是發展不失去公正，民生不被忽悠的唯一保障。

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任何政治家若違背人類文明進步的普遍價值，背離民主、法治的軌道，迷信個人權力，企圖通過絕對的政治權力掌控人民的命運，誤入專制、暴政的歧道，即使在改善民生和遏制腐敗方面能取得一時的成效，最終卻只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更大的痛苦。人民可以被欺騙一時，卻很難欺騙於一世。只有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與時俱進，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中國的出路與希望就在於我們擁抱自由、法治、民主與人權的價值理念，其他的路要不就是死胡同，要不就是死路一條。

民主，才是真正的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