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1月14日訊】（大紀元記者劉曉真綜合報導）抗戰期間山河殘破，民生凋敝，但在這段最艱難的時期，國民政府在教育上投入的經費僅次於軍費，中國的教育事業取得了驚人的大發展、大飛躍，還出了不少名家。而反觀今日，中共把教育當斂財工具，對內維穩費反超軍費，貧窮地區小學生還在為午飯發愁。

近日，網上流傳一篇帖子，講述中國「抗戰時期教育支出僅次於軍費」，再次引起人們對如今中國教育商業化的反思。現摘錄帖子中的部份內容。

抗戰八年教育大發展

抗戰八年，中國的教育事業竟於戰火紛飛中得到大發展。僅以高等教育為例，大學數量由戰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師生數量增加了48%，學生數量幾乎翻了一倍。

抗戰爆發後，最主流的輿論意見是教育應該完全服務於抗戰

自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東南沿海教育發達地區首當其衝，相繼淪陷，中國教育事業損失巨大。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統計，戰前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共計108所，戰爭爆發後，77所被迫內遷後方，另有17所被迫停辦；原有公立中學，多數設在沿海地區，戰爭爆發後大多停辦，青年失學者極多；影響最大者莫過於初等教育，學生年齡過小，學校無法內遷，只得隨國土一併淪陷，其所受日軍奴化教育也最深。

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如何處理教育和抗戰之間的關係，成了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教育界內部也圍繞著如何制定新的「戰時教育方針」，而展開了論戰。最主流的意見，是認為教育應該完全服務於抗戰。不但學科要調整，變為以軍事課為主，如「化學師生可從事軍用品製造」；教育對象也要調整，須「以民眾為對像」，「高中以上學校與戰事無關者，應予以改組或即停辦」。

這種意見，在師生內部也相當普遍。南京失守後，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準備再度南遷至昆明，決定甫一頒布，即在校內師生間引起激烈辯論，許多批評者認為：在國家急需調動三湘民眾起來抗日的時刻，學校內遷至昆明，有損道義。學生自治會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漢，向國民政府請願，反對內遷，要求參加抗戰。

但也有部份教育界人士對上述意見持反對態度。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俊升認為教育是百年大計，只可因戰爭做若干臨時調整，而不能全盤改弦更張。最具代表性的，則莫過於胡適向蔣介石的進言：「國防教育不是非常時期的教育，是常態教育」。但這類意見，在當日並不佔主流。

最能體現當日教育方針意見分歧的，可推張治中和陳誠在「長沙臨時大學」的兩場演講。張治中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講劈頭就罵：「際茲國難當頭，你們這批青年，不上前線作戰服務，躲在這裡幹麼？」陳誠時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其演講高度贊成學校內遷，將學生譽為國寶，鼓勵他們於國家危難之際努力完成學業，因為十年之後，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

蔣介石等人力排眾議：教育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

教育部為這場論戰做出的最終「裁決」是「戰時需作平時看」，雖有各種暫時措施，「但仍以維持正常教育為主旨」。換言之，也就是否定了張治中等人的教育完全服務於抗戰的意見。教育部如此決策的理由有二：其一，「抗戰既屬長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間接均為戰時所需要。我國大學本不發達，每一萬國民中僅有大學生一人，與英美教育發達國家相差甚遠。為自力更生抗戰建國計，原有教育必得維持，否則後果將更不堪」；其二，「以我國人口之眾，尚無立即徵調此類大學生之必要」。

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教育部如此決策，與國民政府最高領導層的認知關係極大。陳誠的意見已如前述；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也認為「國防之內涵，並不限於狹義之軍事教育，各級學校之課程……縱在戰時，其可伸縮者亦至有限，斷不能任意廢棄，致使國力根本動搖，將來國家有無人可用之危險。」陳立夫的意見，與蔣介石高度一致。在蔣氏看來，戰時教育不僅僅需要滿足抗戰救國，更需要滿足戰後建設——1939年3月，蔣氏在重慶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上說道：「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棄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中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

初等教育：以鄉鎮地方財政50%為主要經費來源；抗戰結束時後方入學率維持在50%以上

因為年齡問題，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問題，沒有被「戰時教育方針論戰」所波及。自抗戰爆發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點，主要是義務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個工作重點：對成年失學民眾的補習教育。自此，「每鄉鎮設中心小學，每保設國民學校，均包括兒童、成人、婦女三部份，使民眾教育與義務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屬於地方自辦事業，中央政府每年有專門的補助費，但主要經費來源仍以地方自籌為主。為保證教育質量和適齡兒童入學率，1940年，教育部頒布規定，指定鄉鎮地方財政中至少50%須用作初等教育經費;稍後，又由行政院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出台規定，將初等教育經費列為「特種基金」納入預算，嚴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至1945年，四川適齡兒童入學率達80%;其他大後方省份，雲南43%、西康57%、陝西58%……總體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後方10省市在校小學生為300餘萬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萬餘人。

中等教育：1936年在校學生48萬，抗戰結束時增至126萬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廳辦理，中央並不直接負責。抗戰爆發後，為安置從淪陷區流亡到後方的中學生就學，國民政府開始創辦國立中學，至1944年，共設立國力中學34所，國立大學附屬中學16所，國立師範學校和職業學校14所，遍及後方12個省區。國立中學的主要職責，是收容來自淪陷區的中學生就學;以及吸收來自淪陷區的骨幹教師，解決其生存問題並保證教育質量。

在淪陷區，國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設置「教育指導區」。1938年，淪陷區9省4市曾設置50個「教育指導區」，派遣大批教育幹部赴淪陷區從事公開或秘密的教育活動。隨著戰爭的推進，「教育指導區」不斷增加至18省6市102個之多。「指導區」的主要工作，是聯絡、吸收敵占區的仍忠於國家的中小學教師，藉以消滅奴化教育。1940年，國民政府還特別通過《津貼淪陷區中小學教師辦法》，對淪陷區內暗中為國家服務的中小學教師給予津貼補助。接受津貼的教師須宣誓效忠國家，其誓詞如下：「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矢志盡忠國家，遵守政府法令，擁護抗戰國策，絕對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敗類，遺羞子孫。如違誓詞，願受政府最嚴厲的處分。」同時，教育部還特別制訂了淪陷區中學畢業生升入大後方大學就學的規定。1936年在校中學生為48萬餘人，正因為當局的努力，至抗戰結束，在校中學生數量不降反增至120餘萬。

絕大多數大、中學生享受政府免費教育、免費伙食及一定的醫療保障

將戰時教育如平常時期那般維持的最大困難，是大部份離鄉背井的大、中學生都喪失了經濟來源，政府不但要負擔起對他們「教」的責任，還必須承擔對他們「養」的義務。1938年，國民政府開始實施「貸金製度」，規定家在戰區的專科以上學生，可向政府申請「貸金」，畢業後三年內再向政府無息償還。但抗戰既系持久，學生畢業後並無正常就業環境，加之自1940年以來國內通脹日趨嚴重，「貸金製」在1943年被「公費制」取代。其發放範圍也大大擴大，連家住重慶有經濟來源的大學生也可以享受公費待遇，私立學校入復旦學習的學生，同樣也可以享受政府的「公費」。

高等教育當中，每年獲得國民政府的「貸金」和「公費」者達5-7萬人，約佔了全部學生的80%以上。這些「貸金」和「公費」不但包括學費、生活費，還包括一定程度的醫療保障，故學生看病相當便宜。譬如：中央大學政治系學生唐飛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記寫道：「今去衛生室治牙，可笑掛號金僅一元，藥費亦寥寥五元」——當時從重慶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郵資是20元。

「貸金製」和「公費制」不僅僅面向高等教育，同樣也惠及中等教育。按教育部規定，國立中學招收的學生，不僅免除學費，而且免費提供伙食、制服和書籍。

40年後物價飛漲，大、中學校師生生活艱難，但有政府特殊補助，比其他公務員好很多

教師方面，1940年以前，後方大學教授平均每月可獲得200餘元左右的工資，收入雖不如戰前，但較之大城市，後方物價低廉，其實際購買力較之戰前並無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課堂搬到了餐館裡。學生方面，畢業於復旦大學的羅文錦，1940年以前「每月可領貸金法幣八元，以六元繳納學校伙食，剩下二元做零用」。當時，八塊錢的購買力是相當高的，西南聯大「學生的伙食費1938年每月7元，還可以吃到肉和雞蛋」。

1940年，因日軍的封鎖，大後方物價暴漲。教育部及時制定《戰時救濟大中學生膳食暫時辦法》。該辦法要求財政部於每年的一、七兩月向學生預發半年的救濟費和生活費，由各校支配，其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一、二月間和秋季七、八月間儘量購買糧食儲存，以備青黃不接時的糧價高漲。該辦法實施三年後，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訂，負責救濟大中學生膳食的部門，由財政部變換為了糧食部。如此修訂的原因在於：各地糧價不同，荒歉地甚至無糧可購以及糧價持續上漲等因素，使得財政部的統一撥款無法做到因地制宜，故改由糧食部向師生員工「免費發給公糧」。此一時期，大、中等學校師生的生活水準雖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外，尚有政府補助的「平價食糧代金」，較之其他公務員(如國民黨中央及地方黨部的工作人員)，已算比較好的了——1942年，《中央日報》社論明言：靠薪水收入維生者，早已靠典賣度日，生活苦不堪言。

文章最後結語：抗戰八年期間，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巨大，「這一筆龐大費用在國家財務支出上僅次於軍費」，也唯其如此，才得以在戰火紛飛中造就中國民教育的一次大飛躍、大發展。

中共維穩費超軍費 教育投入嚴重不足

如今，中國的GDP已號稱位居世界第二，教育經費的投入又是多少呢？據2010年02月21日鳳凰網教育的數據，中國的人均公共教育支出為42美元，美國為2684美元，是中國的63.9倍。如果考慮到人口的因素，以人均GDP來比較，中國人均公共教育支出僅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國為6.10%，是中國的7.44倍。日本為4.28%，韓國為3.01%。俄羅斯為1.87%，是中國的2.28倍，巴西為2.29%，是中國的2.79倍。所以中國不僅與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磚四國中，中國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

幾天前網上亦有一篇文章，披露中國孩子們現在還吃不上62年前的日本學校午餐標準。而在一些貧困地區，由於經費短缺，師資嚴重不足，大量孩童失學。還有些地區，孩子們每天走幾個小時的山路去上學，吃著難以下嚥的飯菜，甚至為午餐發愁。

據美國《華盛頓郵報》報導，聯合國人權調查員托馬謝夫斯基接受了媒體採訪，當被問及中國政府在教育政策上有沒有值得驕傲的地方時，托馬謝夫斯基的回答是：「沒有」。她說，中國對教育的投資比例幾乎比任何一個實行義務教育政策的國家都低；即使是非洲的窮國烏干達，在確保人民受教育權利方面都比中國做得好。

中共把教育當斂財工具，義務教育學費有價，雜費無底；特色班、培優班、補課費的通行使中國投入義務教育的資源被公開盜賣；高等教育學費年年看漲，考證熱成為賺錢機器。教育早已和住房、醫療被中國民眾稱之為難以承受的「三座大山」。

與此同時，中共把龐大的經費用於包括打壓異議人士在內的所謂的「維穩」上，費用逐年遞增。2012年中國公安、武警、國安等各項維穩經費預算增長11.5%，達到7018億元人民幣，超過當年6703億的軍費開支預算。

（責任編輯：謝東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