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0月08日訊】 近日，網絡披露了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此前的一篇署名文章，公開稱中國當前正處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關口，改革不及時或不徹底，中共將失去民心；而改革的啟動和推進必須有敢於擔當、無私無畏的舵手、旗手殺出一條血路。不敢冒險，改革家就不叫改革家。由於「儲君」習近平現任中央黨校校長，外界普遍認為作者觀點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習近平的態度。

中共領導人提出政治改革並非甚麼新鮮事，而由於其基點基本是建立在維護中共統治之上，因此從以往的實踐看，政改不是虎頭蛇尾，無疾而終，就是雷聲大，雨點小。未來習近平的政改如果無法擺脫這一桎梏，依舊延續黨自我監督的體制，筆者認為中國社會難有根本變化。不過，此文引起筆者最大關注的不是習近平渴望推進改革的決心，而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提法。

中國歷史上溯三千年，正是周朝時期（公元前1046年-前206年）。後代史家以公元前771年為界，以都城所在地理位置的不同，將其分為西周和東周，東周又劃分為春秋和戰國時期。它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長的一個朝代，前後共有37代天子，而且也是中華古典文明的全盛時期。西周王朝，先後出現了文王、武王、成王以及周公等傚法五帝的賢王賢臣，尚保留了大道的遺蹟；而東周時期則出現了儒、道、墨、法等諸子百家爭鳴的局面。

其實，東周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正是源於當時的人離五帝和先王時期的大道愈來愈遠。如生於這一亂世時期的孔子就認為此時「天下無道久矣」，因為以往人們所尊崇的「德」業已讓位於現實的權力慾望和利益，人類的道德自此開始走向衰敗。為了使人們的道德不至於下滑得太快，才出現了各種規範人的思想和學說。其中老子的真道和孔子的儒家思想以及東漢傳入中國的佛教思想，貫穿並影響了後世的中國歷史，特別是儒家思想自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成為歷朝歷代皇帝遵循的治國基礎和判斷衡量的最高準則。

從西漢至清朝及至民國時期的中國人的道德水準，雖然也在持續下滑，但仍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仍舊敬天畏地、有信仰，遵循仁、義、禮、智、信以及由此延伸的做人準則。提倡君子之德，判斷是非的標準還是聖人之道。直至中共1949年竊國，尊西方馬列為鼻祖，才徹底摒棄了儒、道、釋思想，不僅發出了「敢與天鬥，敢與地斗」的狂妄之語，而且對於來自上天的任何警示都斥之為「迷信」，從而將中華民族引向了反天、反地、不信神佛的深淵。

因此，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提法值得商榷，因為中國社會「大變局」早在1949年，或者說早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並為一些人接受之日起就已然開始。原因在於傳統的中國文化與馬列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中國傳統文化講求天人合一，「天地人」三才相應，人與自然要和諧相處，要懂得敬天畏地，要相信神佛，相信善惡有報。「奉天承運，受命於天」的帝王則是上天派到人間的統治者，他們要上承天意，下施德政，安撫黎民；如果為所欲為，必會受到來自上天以天災人禍的方式的警告和懲罰，甚至最終影響到王朝的興衰。而信奉馬列的共產黨不相信神佛的存在，認為沒有「救世主」，而且「無法無天」。也就是說，承認有神論等於直接挑戰了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中國傳統文化重視家庭觀念，講「孝」，而共產黨在《宣言》中明確表示要「消滅家庭」；中國傳統文化重視「仁者愛人」，共產黨則主張階級鬥爭，主張暴力和無產階級專政。

正是在追隨馬列的中共統治這60多年裡，中華民族從道德到生態乃至各個方面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無疑，中共給中國帶來的是巨大的災難，不僅八千萬中國人為其害死，而且中華民族在各方面都走入了歧途。因此說中共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大變局」並不為過。

而《學習時報》上的文章作者顯然是受中共歷史觀影響，其所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大概是在暗喻三千年的帝王專制統治模式，將要在習的手中終結。姑且不論其將中共統治模式與歷朝歷代的混為一談的謬誤，其提法至少包含兩層含義：一、未來中國必將走向巨變；二、至於走向何方，主張政改的習近平等也無法掌控。滄海桑田，自東周時期開始的禮崩樂壞直至被中共蹂躪幾十年後，面目皆非的中華民族若想復興，注定要走上翻天覆地的更新之路，而上蒼早已將這條路明白無誤地指給了中國人。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此提法倒有「神來之筆」的味道，而這也或許正是此提法的真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