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0月03日訊】（編者按：這篇文章是由80年代中期就到達中國的「老外」Mark Kitto撰寫發表於Prospect Magazine，他在文中敘述了他所見到的20年內經歷了巨大轉變的中國，以及身為一名「老外」，他對中國為何漸漸不再熱愛。）
死亡和稅收。你應該知道這句諺語吧（譯者註：出自本杰明‧富蘭克林：「在這個世界，沒有任何事可以確定，除了死亡和稅收。」）。我很樂意加上第三件確定無疑的事：你永遠不可能成為中國人，不管你如何努力、如何想成為、或者你自我感覺已經理應是個中國人了，你都當不成中國人。我也曾想當中國人。我並不是說我想穿一身真絲外套和棉拖鞋，或者是一套毛式服裝加五角帽，再把我的頭髮染黑，儘管我也覺得用一塊手帕擤鼻涕挺噁心的。但我很想在中國生活和成就我的事業。過去的十六年我這麼做了。但現在，我要離開了。
我也不會很快回來。我已經失去了對她的愛，從我的中國夢中醒來。「但中國是一個經濟奇蹟：創記錄的人數在創記錄的短時間內擺脫了貧困……年復一年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出口……進口……基礎建設……投資……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拯救了世界經濟……」「之最」連著「之最」。這些我們都知道。
難道你不覺得，有了如許的發展和基礎設施以及原材料，就算不提以007的身手從金融泥潭中拯救世界的壯舉，中國難道不應該是一個更快樂、更健康的國家嗎？至少比起1986年我以學生身份首次見到的那個中國，那個從幾十年荒謬的控制下擺脫出來的中國，現在應該更好吧？可那時我愛上了她，現在我沒有這種感覺。
當我離開倫敦大學的亞非研究學院（SOAS），到達北京開始我第二學年的中國課時，中國還是個共產主義國家。和西方相比，她是落後的。街上沒有幾輛汽車，成千上萬的自行車，勉強夠用的街燈和不計其數的驢車，學生們可以爬上去，優哉游哉地順道回宿舍。我的「負責老師」（介乎於看護和看管之間的角色）曾是一個可怕的前紅衛兵，外號「侯龍」。每日生活所需要的必需品：食物、水、一輛自行車，都花不了幾個錢。我們的生活如皇宮貴族， 或者說，如果還有更高端的地方讓我們消費的話我們真的就是「貴族」了。但那時沒有，只有一家在市中心的友誼商店，可以在那兒買到聽裝咖啡。
但我們的生活中有開心的時刻，學生們都有這樣的時刻，從我現在的視角來看，我的開心記憶並非無聊的惡作劇或是探險，而是在那個叫做莫干山的山頂，距離上海以西100英里，過去七年我都生活在那兒。
如果我必須選一個詞來描述80年代中期的話，我會選——樂觀。各種各樣的自由市場剛初露萌芽，隨之而來的是建政35年以來第一次遭遇的通貨膨脹。 事實上人們對此感到很興奮。這是進步的一個標誌，對未來還會有更多期許。強調這種樂觀至少是共產主義式的社會責任感的一部份，這種責任感要麼能真的讓人成為無私的社會主義者，要麼也能讓一個其實不存在的集體在表面上顯得團結一心。
1949年，毛澤東站在天安門上宣佈：「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終於，在80年代中期，中國人民開始學著走路和發出自己聲音。
1987年一月的一個晚上，我看著他們，唱著歌在大雪覆蓋的街道上從大學學區走向天安門。那是第一次有這麼多的學生集會示威，後來就出現了在1989年六月[讓中國政府]惡名遠揚的那場「風波」。
有一個人應該對那些興奮日子裡的樂觀情緒負有主要責任：鄧小平。他也是名符其實的現代中國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把中國打造成了今天的模樣。也是他在1989年下令讓坦克駛入北京，這也留下了讓中共直至末日都無法擺脫的歷史。那場「風波」，中國人用的這個說法已經很少有人提起，黨做了徹底的工作將它從公眾記憶中刪除，而它正好和我的期末考試重疊。同學們和我懷疑了我們花了四年時間學的語言是否毫無意義。
鄧小平沒有花太長的時間就把這個國家又扳回到他選擇的道路上。他說服了世界：要與中國接觸，原諒他在那場「風波」的所作所為會大有益處。他還提出了一套計劃保證不會再發生類似的事情，至少在他的看管下不會重演。世界伸手相助了，中國也甘之如飴。雙方都得到了金錢回報。
當我在1996年回到中國開始我所夢寐以求的生活和事業時，我嗅到了同樣的樂觀氣息，但這次似乎隱約有些不同：在一個共產主義的地盤上出現了商業氣息。這種興奮更像是我簽下了一筆肯定能給我帶來豐厚利潤的生意（我的中國事業起步於金屬貿易）時的那種熱切渴望，而不是大事件即將發生之前的顫慄。
一場交易達成了。鄧小平向中國人允諾的是幾個世紀以來他們無從知曉的物質財富，條件是不能再要求政治改革。黨說：「相信我們，一切都會好起來。」
二十年過去了，並非一切都好。
我必須強調，這種控訴和我在中國的事業軌跡毫無關係，我從金屬貿易轉向了價值數百萬美金的雜誌出版生意。2004年，這項生意被政府沒收了， 然後我退隱到了莫干山上，和我的中國妻子一起圍繞著一家咖啡店和三間客房做起了小生意，這反而給了我足夠的逸聞趣事和八卦去填充每個月的 《前景》雜誌中的專欄，這樣的狀態持續了幾年。如果當地政府決定不續簽我們的短期租約的話（為了這個我每三年都要求爺爺告奶奶），我們現在的生意可能遭遇和我的雜誌同樣的命運，這也是促使我不再留在中國的因素之一。
在我經營雜誌的時期，國營的競爭者（更準確的說是我的敵人）私下告訴我他們研究了我的每一期刊物，這樣他們可以從我這兒學到不少。他們感謝了我對中國媒體的貢獻。他們竭儘可能的嚐試任何手段摧毀我。莫干山當地政府領導私下裡也給我消息說，感謝我的貢獻讓這個小村再生，成為旅遊景點，但同樣也申明我是一個他們不成文規定之下的特例，他們實際上不歡迎外國人回來居住（事實上還是外國人在1900年代建了這個小村），只允許他們來度週末。
但這篇文章要講的不是我的私事。我希望寫出對中國現狀的認識，這些認識建立在了我生活在此處——在三座最大的城市和一個小村——裡的日子，也解釋了我為甚麼選擇離開它。
當今中國大陸社會只聚焦於一個目標：錢、掙錢。在中國，政治正確的說法是「經濟利益」。平均來說，這個國家及其人民遠比25年前富裕得多。感謝六十年來的自我奉獻，接著是三十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傳統的家庭文化已經成為了「自我」文化。除了那些可以產生經濟利益的行動，社區無法共同進退，如果有社區共同行為的話，那就是為了確保能為污染、為政府支持的非法征地或是為被毒害的兒童獲得相同的經濟補償。作為中國文化中如此重要的一部份的「社會地位」、六十年的共產主義如今被財富重新定義。車、房子、珠寶首飾、衣服、寵物：都得是嶄新的、亮閃閃的，帶著知名外國品牌的標籤。在我住的小村莊，人們不問我身體如何，也不問候我的家人，而是問我的生意能掙多少錢，我們車值多少錢，我們的狗是花多少錢買的。
當然，錢及炫富帶來的麻煩還讓那些不怎麼有錢的人感到沮喪。因此，黨提出了「和諧社會」的說法，在城市和邊遠山區的「面子工程」依賴出售「地權」的收入，超過了對個人的徵稅。
一旦你買足了必需品，你就會想把剩下的投入到安全的地方，最好還能有一些不錯的回報——這很重要，因為有一天你不得不支付自己的醫療費用和養老金， 還有孩子的留學費用。但沒有甚麼合適的地方投資，除了房地產或是把錢塞進床墊。股市是被操縱的，銀行的運營方式不是商業性的，人民幣仍然被嚴格控制，不能自由兌換。一些有特權、有關係的權貴通過可疑的途徑轉移資產到海外，剩下的人只能去買更多的房子或者更厚的床墊。結果就出現了史上最大的房地產泡沫，如果破了的話，聽起來將會像千萬煙花同時崩裂。
簡單來說，中國房地產價格不斷如火箭般飛竄，對於生活在都市的年輕上班族來說，房價已經不堪承受，同時全國各地仍在建設大量的住房，這些住宅主要被當做投資品出售，而沒有成為真正的家。如果你擁有一套房子，你可能至少有三套，我們的很多朋友就是這樣。如果你沒有一套房子，那你一無所有。
當這個大泡沫破了的時候，或者，也許有一點渺茫的希望它會逐步癟下去，黨給人民的財富也同樣萎縮了。那個承諾就會被打破。不變的是，你還是要支付你的醫藥費、養老金和孩子的學費。人民想要把他們的錢拿回來，或者能決定他們的未來，這聚集成了一種政治聲音。如果他們被拒絕了，和諧也就終結了。
同時，少數民族、工廠工人會怎樣？對政府而言，以壓倒性的武力來對付人民不比慷慨解囊更方便麼？如果突發少數民族或者勞工騷亂，又恰逢房地產市場的崩盤， 再加上例如2008年的毒奶粉、2011年溫州動車事故揭露出的高層嚴重腐敗這些醜聞，這個和諧社會就更可能變成不滿的大合唱。
黨會怎麼處理，怎麼領導呢？
不幸的是他們已經忘記了領導之職。政府是如此害怕人民，它不想領導他們。
在中國農村，村一級的決策需要得到更高層的授權，就要沿著指令傳達的鏈條層層向上傳遞，有時要直通北京，而傳回來的便條上寫著：「自己拿主意」。黨只會在當自己的權力或個人財富受到直接威脅的時候才會有所行動。統治這個國家的幕後人物身處一幢沒有地址或者電話的大樓裡。那些大樓裡的人不允許他們委派的人真正地承擔領導之職。看看很快將離任、暱稱為「溫爺爺」的當朝總理吧。他要麼是一個傀儡，在做一些聰明的表演，要麼是一個真心的想做一些對的事情的人。他對改革所提出的願景（2010年CNN播出了對他的採訪，在中國境內被禁）是好的，但他也深知，他永遠也無法去實施。
為了爬到高層你必須帶著不黑不白的灰色，沒有強烈的個人觀點和想法。這裡我做一個假設，剛開始競爭領導位置的人可能會認為，一旦爬到了那個位置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等到他們意識到那永不可能為時已晚。作為一個出版人，我曾經和一些要聽命於那棟大樓裡的某個分支的人打過交道，他們說起話來就好像隔壁有個不知名的怪物，那個怪物可能是「他們」或者「上級」。他們有一兩次稱之為「中國出版集團」。我很努力的搜索過，它不存在，那是一頭傳說中的巨獸。
專家們告訴我們說，在那個大樓裡的人們就是即將掌控這個被他們稱為『中國世紀』的人。「中國會是下一個超級大國，接受吧。面對吧。」你能如何與一個面貌不清的領導打交道，在一場國際糾紛中要進行裁決時只發送一張紙條說：「自己拿主意？」
有人說，中國一度領導過世界，所以沒有甚麼可怕的。就像中國人經常說的，他們只是想「重新獲得屬於自己的位置」。儘管中國曾經是一個超級大國，這毫無爭議，但是對於中國理所應當重新獲得「正確的位置」則有兩個基本問題。
一個關鍵的原因在於中國能取得現有成果主要因為它的面積。正如今天的中國，過去的中國幅員遼闊，將來也是如此。（中國喜歡大，大是好的，如果中國人問你覺得中國怎麼樣，只要說「它很大」，然後他們就會很高興。）如果你是最大的，就好像在微型芯片被發明之前的日子，物理上的大小很重要，大的更容易占主 導。一旦能掌權，中國人就會端坐著接受那些附屬國的貢品，比如西藏。當矛盾被激化到超越邊界、可能會威脅到中國的安全或利益時，那些製造麻煩的人就會被設計成對立雙方，或者用錢打發。
第二個原因在於「正確的位置」是個被誤導了的概念，中國曾經是一個超級大國，而在那個世界裡，沒有美洲、已經獲得了啟蒙的歐洲或現代非洲。這個世界並不想生活在「中國世紀」， 也有同樣多的人不想生活在「美國世紀」。中國，從政治上、文化上或者作為一個社會而言，總是向內看。中國不歡迎入侵者——除非他們剛好擁有更強大的軍事力量，又是從北方入侵，正如兩個古代王朝，元朝 （1271-1386）和清朝（1644-1911）的情況，他們進入了之後變得比中國人還中國了。另外，蒙古人建立了元朝，滿族人建立了清朝，他們給出了最終的威懾：「侵略我們，最後就會被我們同化。」就像電影《外星人》裡演的那樣（譯者註：1979年科幻電影 ）。對於中國人來說，所有的非中國人都是「蠻夷」，這是略帶貶損的說法。更婉轉的說法是「老外」。中國人則是「自己人」。就像任何不喜歡出門的人一樣，外 面的天氣、大聲的爭論、自然災害，中國人都能關上門置之不理。也許他們會在門上貼個條子：「當你決定了怎麼處理後再敲門。」
領導層需要和人民產生共鳴，一種能「設身處地」地為下屬著想的能力。這同樣也需要決斷，及承擔責任的意願。但他們始終覺得自己獨一無二，中國人覺得要和他們產生共鳴幾乎不可能。中國政府由相互之間有著利益衝突的人馬控制，他們要對國內問題作出決定已屬不易，更不要說國際事務了。看看由於薄熙來醜聞， 領導更替如何被延期的吧，這個體系被設計成這樣：任何重大決定作出之前，避免承擔責任都是前提。（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荒謬，就是這樣，這是真的。）
領導人需要的不僅僅是高高在上。當今「世界領導人」要給世界提供成為美國人或是民主的機會，有時人們想獲得這種機會，有時則是被迫。大英帝國提供了免於奴役的自由和法治體系，還有其他別的。羅馬人從埃及拿走糧食，在整個歐洲重新分配。
領導世界的中國不會提供人們成為中國人的機會，因為要當中國人是不可能的。中共也不是徹底反對奴役。它鼓勵自己的人民像奴隸一樣工作，為西方企業生產商品，賺取外匯，滿足經濟繁榮之需。（黨的宣言裡誓言要把外國奴隸主趕出中國，現在看來多麼諷刺！）即使你在黨的鼻子底下擺弄正義的天平，黨也不明白甚麼是法治體系。（我曾在北京高等法院作為原告贏得了官司，但這不是正式結果。我的律師在前往判決宣判的路上接到了一個電話。結果就完全顛倒了）。至於那些從非洲壓搾出來的資源，則被送到了中國。
世界不願意在21世紀被中國領導還有最後一個原因。中共從最開始就鼓勵強烈的排外情緒。狂熱的民族情緒是它的基石之一。黨的宣傳機構創造了「百年屈辱」這個詞來定義從鴉片戰爭開始到解放的那個階段。當時外國列強確實豪取掠奪了一番當時羸弱的清王朝。第二次世界大戰被稱為抗日戰爭。對於在公開場合詬病中國的人，把諾貝爾獎頒發給一名中國的知識份子，或者是一位和達賴喇嘛尊者喝茶的公眾人物，都是在「干涉中國內政」和「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中國人民時常被告知那些外國人曾對他們做過甚麼，常常感到屈辱，同時黨也誓言要代表他們復仇。
一個由備受屈辱的中國主宰的世界還有另一種可能，就像中國已經主導世界和中國的經濟一樣，前景也堪稱黯淡。中國在未來幾年內發生動盪的可能性日益增加，起源是房地產的崩盤。像所有大事的發生一樣，到時會很突然。1911年，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是從一次偶然的炸彈爆炸開始。一些評論家說，[偶然事件]會是革命的開始，或者說是國家的崩潰。這些說法理由充足。黨試圖在短期內修復這些問題所做的一切只是讓情況從長期來看變得更糟，也讓房地產價格再次攀昇。看看最近下調的利率，這是為了刺激國內消費而做出的，但是國內消費不大可能躍升，除非黨能出台新的醫療保險體系，黨沒有錢投資於這個。錢呢？全投資在美國債務上了，又不能隨意出售因為那會讓美元貶值，讓人民幣升值，讓出口貿易受損，那又會讓工廠倒閉，失業人口增多，而這又威脅到了社會穩定。
我希望這場劇變來臨的時候是和平的，黨不再試圖以攻打台灣或菲律賓來轉移人們的注意力。無論會是以甚麼形式出現，這會讓中國破記錄式的經濟增長走到盡頭，儘管它如今引領著世界經濟，也是我們拯救世界經濟衰退的唯一希望。
我要離開中國的主要原因並非出於對暴力革命或者國內動盪的恐懼（其中相當大部份會被轉嫁給外國人），儘管我並不否認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希望成為社區中的一分子這種正常的人類渴望，不再被視為「老外」，還有我可以在一個規範的環境下運營我的生意，不會再為了某天我的生意被奪走而擔驚受怕，不用為我的家庭所呼吸到的空氣和傷身體的食物而過分憂慮，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壓倒一切的原因讓我離開中國——我想給我的孩子們像樣的教育。
中國的國內少兒教育體系不教書育人，那兒只是一個考試中心。課程被設計為只為了讓孩子們通過考試。在中國農村，我們所生活了七年的地方，也有一個選拔系統。考得好的學生就有了能在大城市更好地生活的通行證。學校並不培養全面發展、有社交能力、無需依賴他人、具有質疑精神的年輕人。他們只培養出兩種 人：贏家和輸家。贏家去大學學習「商科」。輸家回家種地或者去他們父母本不希望他們去的當地工廠。
幾乎沒有甚麼體育和課外活動。一些運動型的孩子被選拔到特殊的學校，好贏得奧林匹克金牌。有音樂天賦的孩子們進入了音樂學院，那些天賦的熱情和快樂在那兒都被慢慢消磨殆盡。（我妻子是後者之一）。
還有洗腦教育。我女兒上學的第一天就觀摩了一場電影，基本上就是講「中國人民在黨的帶領和人民解放軍的幫助下成功戰勝了北川地震。」道德楷模則是已故的神秘的共產主義英雄，比如雷鋒，這位在他短暫一生中所做出的貢獻超出人類可能的無私士兵把這些事跡記錄在了日記上，在他去世的時候又被奇蹟般地「發現」了。
那些壓力讓孩子們感到噁心，從個人經驗來說，考試得了95分以下就被認為是失敗。考砸了就要被懲罰。包含了各種測試卷子的家庭作業要做完至少就要花去每個週末中的一整天。我見過很多孩子成群結隊的在週日的清晨六點去寫作業。節假日中他們還要參加課外輔導班，還要在課程開始之前至少花好幾個鐘頭完成自己學校佈置的家庭作業。我很多當地的朋友對這樣的教育體系像我一樣深惡痛絕，但他們沒有別的選擇。我是幸運的那個，我有。
一個選項是搬回一個中國的大都市，然後送我們的孩子去昂貴的國際學校——其中沒有一所提供住宿——但是我擔心的是污染問題，我不得不去找一份像樣的工作，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中國做些外貿，而我的良心對此又有意見。
我很同情中國那些不能進入大城市中國際學校的孩子們（這些學校本身也限定了他們能夠接受多少中國學生），同時還有那些父母們供不起他們出國留學的孩子們，還有那些沒有資格進入受到黨特別優待的特殊學校的孩子們。中國無法把孩子們培養教育成領導人、發明家和革新者，但這恰恰才是教育的最終目的。黨不想要那些可以解決問題的自由思想者。他們仍然堅信他們自己能夠解決，前提還得是他們已經承認的確有問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唯一公開承認的問題是腐敗。因為要否認腐敗明顯已經沒有可能了。
黨組織中的確也有成千上萬的開明的官員，他們明白必須做些甚麼才能避免危機，我也見過一些。如果中國想要避免動盪，那麼要靠這些人從內部改變黨。但他們面臨的是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時間已經不多。
我也遇見過數百名全面的、聰明的，具有現代國際視野的中國人，他們能夠、也願意幫助他們的祖國去面對這些會演變成為國家動盪的問題，但他們不大可能有這個機會。我擔心其中一些人可能會主動請纓，就像我的同學和我在1989年的SOAS考試時為我的中國朋友們的安危擔心一樣。
我在微博上讀過一些關於艾未未、陳光誠和劉曉波的消息，微博類似於TWITTER和FACEBOOK，但被嚴格監控，不過一個帖子只要幾分鐘就能像病毒一樣傳播開。我妻子從未聽說過這些人的名字直到她上了微博。審查者不可能全盤操控。（我的妻子開始讀微博的當天她告訴我她已經克服了和我離開中國遠走英國的障礙。）有成千上萬的，甚至是數十萬的中國大陸人在「跟隨」這樣的人，在監獄裡肯定還有不計其數的人，他們都在以各自微小的方式試圖讓中國變得更好。總有一天他們會成功。那時會是成為中國人的好機會。那甚至將會是可能的。
（來源：譯者；責任編輯：李文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