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1月25日訊】利季婭，對中國讀者來說，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俄羅斯文學專家藍英年說，他是直到1989年才知道她的，我是前幾年看了藍英年先生的《利季婭被開除出作協》，才知道她是蘇聯有名的小說家、散文家。
1939至1940年，利季婭寫出了反映三十年代大清洗的小說《索菲婭·彼得羅夫娜》，但沒有那家出版社肯冒死出版。蘇共二十大後，當局開始反思斯大林時期的鐵腕政策和「個人崇拜」，利季婭把小說投給了蘇聯作家出版社。總編看了很高興，決定立即開印並預付稿酬。誰知沒過多長時間，上面就改變了想法：認為文學作品還是要多談成績。既然黨已經意識到了錯誤，並給一些鎮壓錯了的人恢復名譽，就不要再揭傷疤了。利季婭被重新請到編輯部，先前那個讚賞有加的總編這時判若兩人，他說：「我一開始就對您說，您的小說在思想上是有害的。」小說是出版不了了，但利季婭把出版社告到法院，法院讓出版社支付了全部稿酬。
利季婭從此知道當局的意圖就是讓屠殺和鎮壓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如果及時封住報刊的嘴，最後等到受難者和見證人統統死光，新的一代就什麼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發生過的事，不能從祖輩和父輩的經歷中吸取任何教訓了」，她在回憶錄中寫道。剷除記憶的常見辦法是用謊言掩蓋現實，實在掩蓋不了時，就用某某某代替死者的名字，用「悲慘地中斷了自己的生命」代替大鎮壓時的秘密處決。利季婭決定與這種有計劃、有目的的遺忘戰鬥。她說：「就算不再發表我寫的一個字，就算我所嘔心瀝血的文學構思永遠無法實現，也決不允許任何人從我作品中刪除犧牲者的姓名和導致他們犧牲的共名。不論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休想。」
作家協會一直想整她，卻苦於找不到藉口。1973年全國的報刊瘋了似地攻擊索爾仁尼琴和薩哈囉夫，甚至一些她所尊敬的作家和院士也加入到了這些瘋狗的行列。利季婭寫了一篇戳穿謊言的文章《人民的憤怒》交給了美國之音的記者。作協終於找到了整治她的口實。1974年1月9日她被召到作協大樓會議室，帕斯捷爾納克就是在這間會議室裡被開除的。她患有嚴重的心臟病，幾乎失明，但開會時仍然夾著一摞白紙走進了會議室。一群男女輪番發言，極盡表演之能事。有的對她表示憤怒，結果心臟病復發，昏厥過去；有的說看了她的文章傷心，假裝哽咽說不出話來。結論是事先就定好的，無非說她的作品是「反蘇、反人民」的。會議一致通過開除了利季婭的作協會籍。她說「克格勃和作家協會是兄弟單位」，其實在極權體制下克格勃的兄弟單位很多，何止作家協會？
好在過了15年，即1989年2月，俄羅斯作協通過決議，撤消了1974年開除利季婭會籍的決議，利季婭又重新成了作協會員。又過了兩年，這個用屍骨和眼淚充起來的帝國就像紙房子一樣坍塌了。正如西諺所云：正義敵不過權力，權力敵不過時間。利季婭在開除她的會議上用顫抖的手記下的每個人的發言，成了研究極權政治對知識分子靈魂扭曲、瓦解的重要資料。透過這幅作家們為保住官位或巴結權貴，不惜出賣良心，背叛師恩，甚至落井下石的「群丑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極權統治是如何通過每一個軟弱而無恥的人來實現它的計劃的。
中國被認為是一個有悠久歷史的國度，但中國人的歷史意識其實是很淡薄的。在一場場我們倍感親切的發言與會議中，有誰像利季婭一樣如史家般嚴謹地記下當時的每一聲泣哭，每一句攻擊？秦的焚書坑儒，漢的罷黜百家，明清兩季此起彼伏的文字獄當然遠了，20世紀下半葉的故事總不會沒有人記得了吧？在多如牛毛的運動中是誰製造了那些駭人聽聞的冤獄和流血？不要給我說是「罪惡的時代」，「極左路線」。時代是誰？路線又是由誰制定，通過什麼人執行的？他們在哪次會議上有污人清白、揭人隱私的講演？在哪場批鬥中有大打出手、致人死地的壯舉？這些導致成千上萬人餓死、瘐斃或被抓、被殺的慘劇當初是由什麼人簽署，事後又有多少人得到了懲處？當我們在各種回憶文章中自覺地為他們隱去姓名，用×××代替時，我們何嘗意識到我們自己就是集體謊言和集體遺忘的同謀？
赫爾岑說「凡是不敢說的事，只存在一半。」只存在一半的事，後人怎麼師法？怎麼借鑑？我們常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但前事連一個完整的記錄都沒有，怎麼能「不忘」？又談何「師之」？中國人也許是經歷的苦難太多，太深了，因而對記憶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正因為對記憶的恐懼是如此強烈，所以「寵辱皆忘」才被視為一種風度，但這風度提倡得久了，大家就都去追求「皆忘」，而誰也不去問為什麼要寵，為什麼要辱？於是寵者常寵，辱者常辱；被寵、被辱者也因為「皆忘」而悠然自得；兩廂受益，時人謂之「雙贏」。
實在忘不掉時，還可以念動另外的符咒：比如「唾面自乾」，比如「沉默是金」，比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而這些祖宗的符咒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唸起來琅琅上口，但一到現實中就成了段譽的六脈神劍——時靈時不靈；而且更要命的是，唸得久了，大家就都去做縮頭烏龜，誰也不想從改變制度、環境上用力。比如把「卒然臨之而不驚」當成一種制勝法寶口傳心授時，大家就都去追求「不驚」，而誰也不去問為什麼要「卒然臨之」？把「無故加之而不怒」寫成條幅到處張掛時，大家就都去追求「不怒」，而誰也不去問為什麼要「無故加之」？因為大家都不問，所以「卒然臨之」、「無故加之」就成了零成本。既然我「卒然臨之」你連驚都不驚，「無故加之」你連怒都不怒，那我為什麼不把「卒然臨之」、「無故加之」常態化、制度化？其實蘇軾的這兩句話後面還有一句：「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而我們知道，有這一句和沒有這一句是完全不一樣的。有這一句，就說明先前的忍辱負重是為了後來更大目標的實現；而沒有這一句，就純粹成了自欺欺人。即使真做到了，那又和泥塑木雕有什麼區別？
2012年1月3～4日草就於飲馬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