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1月24日訊】在中國古人看來，德乃立身立國之本，因此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百姓，都十分重視德行的培養。在《教孩子做人的古代蒙學教育》一文中，筆者曾提到古代孩童要學習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的德行，即「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顯而易見，孝悌、仁愛、恭謹與誠信是孩童必須學習並應具有的品德。
孩童到了十五、六歲（也有其他說法），學習成績好的，就要進入大學學習正心、修己、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即要使自己成為一個有著深厚道德涵養的人，然後應用修身的道理來處理人與人、國與國的關係，治理國家、天下。
最早大學——璧雍
根據史料，古代最早的大學出現於三千多年前的西周。西周天子滅商後，遷居關中，在豐京和鎬京（今西安市）建都。在京都城郊，西周天子建起了一所園囿，用於教育貴族子弟，這便是有據可查的最早的「大學」——璧雍。學滿9年後「知類通達」，「謂之大成」，就可以畢業出師了。
璧雍的開學典禮非常隆重，天子親自帶領百官到場主持，少年們行敬師之禮，以表學習的誠意和決心。在隨後的數年中，學生們在這裡要學習禮、樂、射、御、書、數這「六藝」。六藝起源於夏代，西周時已日臻完善，成為官學的基本科目。「禮」教授政治倫理，規範德行；「樂」是綜合藝術科目，包括詩歌、音樂和舞蹈；「射」和「御」是軍事訓練，主要為射箭和駕車；「書」和「數」是基礎文化課，包括語文和算術。
不難看出，「六藝」內容一方面包括如何培養道德品行，一方面要學習知識技能。是以漢代著名學者鄭玄認為，古代學校所學為德和道。這裡的「道」就是知識技能。他在注《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時說：「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
因為璧雍是為了培養國家的棟樑之才，所以自然受到了天子的重視。周天子時常親臨督學執教，並在這裡舉行儀禮，接待諸侯外賓。此外，天子還定期舉行比賽，表彰和選拔武士。可以說，對於西周王朝來講，璧雍不僅是大學院，也是文化中心、外交舞台和陸軍學院。
西周時期，除了天子在中央所設的璧雍，各諸侯國也都設立了類似的學府，建築形式三面環水，稱為「泮宮」。當時在璧雍和泮宮學習的基本是公、卿、大夫的子弟。
東周之後，「禮崩樂壞」，教育也由官府流入民間，「私學」由孔子開始興盛。孔子革新了六藝教學，開創了因材施教、一對一的深度教學方式。孔子著名的七十二弟子影響極大。
漢代之「太學」
西漢早期，黃老之學盛行，只有私家教學，沒有政府設立的傳授學術的學校。漢武帝時開始獨尊儒術，在長安設「太學」為全國最高學府，太學選聘德行好、學問好的人擔任教授，稱為「博士」，同時招收學生（包括平民子弟），隨教授學習，稱為「博士弟子」。而此後的璧雍，則主要作為太學中的一個建築和禮儀場所而存在。
太學的課程以《詩》、《書》、《禮》、《易》、《春秋》等儒家經典為主，重點培養國家文化精英。此時德和道依舊是學生們學習的主要內容。為甚麼這樣說呢？
以《禮記》中的《大學》（後世被單獨列出，成為「四書」之一）篇為例。《大學》被視為為「初學入德之門也」。它提出了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三條綱領，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個條目。
所謂「明明德」，就是發揚光大人所固有的天賦的光明道德，達到至善的境界。所謂「在親民」，是指發揚了善性之後，即從事治民。治民要親愛人民。所謂「止於至善」，就是國君要仁，大臣要敬，兒子要孝，父親要慈，朋友交往要誠信，要達到至善的道德境界。
而八個條目是實現三條綱領的途徑，在八個條目中，修身是根本的一條，「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如何修身呢？即「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毫無疑問，這正是古代大學教育的根本目的。
最初太學中只設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從武帝到王莽時期，太學中科目及人數逐漸加多。漢元帝時博士弟子達千人，漢成帝時增至三千人。王莽新政，為了樹立自己的聲望，並籠絡廣大的儒生，在長安城南興建辟雍、明堂，又為學者築捨萬區。當時博士弟子達一萬餘人，太學規模之大，實前所未有。此外，學生每年可參加用於選拔官吏的考試，考試合格，就將被任用為政府官吏。
西漢時期，除了中央設「太學」外，地方還設立郡學、州學、府學、縣學等供同齡學生學習的的地方官辦高等學校，相當於不同階層的公立大學，低階大學學業出色的學生可以進至高階大學學習。
東漢初年，劉秀在洛陽城東南的開陽門外興建太學，後來漢明帝劉莊還到太學行禮講經。漢順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對太學進行了重修和擴建，費一年時間，用工徒十萬多人，建成240房，1850室，所招學生稱之為太學生。其後，太學生人數多至三萬人。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為了刊正經書文字，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經，樹立於太學門外，全國各地來觀看和抄錄經文者，絡繹於途。靈帝時期還在洛陽鳴都創立了中國最早的文學藝術大學——鳴都門學，學生專習辭賦書畫，最多時學生達千人以上。
魏晉時期之「國子學」
在經歷過天下紛爭後，魏晉時期的魏文帝曹丕恢復了洛陽的太學，有博士19人。太學生在魏明帝時增至千餘。時依漢制設五經策試之法，通過考試的可補掌故、太子舍人、郎中等。
西晉武帝時太學生三千人(一說七千餘人)，依《晉令》規定，考試及格者可拜郎中。西晉時還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專設了「國子學」，形成了貴族與下層士人的分途教育，出現了國子學、太學並立的雙軌制。
東晉學校教育相當衰微，南朝則有所復興，國子生多為士族高官子弟，稱之「國胄」或「世胄」，可以經明經策試入仕，而太學則往往僅存博士而無生員。
十六國時期，一些少數族政權亦曾設立太學以及四門學、郡國學、律學，生員身份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當。至北魏道武帝，設立學校，稱「國子太學」，後又別立太學。國子學一度改稱中書學，後又改回。郡學也稱太學。孝文帝、宣武帝時，又增設了四門小學，形成了國子學、太學、四門小學三學並立之制。南北朝後期至隋，又逐漸形成了律學(習法令)、書學(習文字)、算學(習計數)三學。
這時的「國子學」授課內容還是以講授儒家經典為主，目的還是培養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才。
隋唐之後的「國子監」
隋朝初年，隋文帝楊堅開設了太學國子寺（監），除了包含太學功能外，還以科舉形式為國家選拔人才，並一直延續到清朝。
唐代的國子監，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學校的差別，這種區分與學生資蔭（即父祖官爵）身份有關。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分別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員子弟，律學、書學、算學則面向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國子生、太學生、四門生學習儒家經典，律學、書學、算學學生則學習專門技術。入學年齡大致為14歲至19歲，律學則為18歲至25歲。
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又在東都洛陽設立了一個國子監，與長安國子監合稱「兩監」。
國子生、太學生、四門生入學後，要根據將來考進士科還是考明經而分科學習，所習儒家經典分為大中小三種，《禮記》、《左傳》為大經，《詩經》、《周禮》、《儀禮》為中經，《易經》、《尚書》、《公羊傳》、《谷梁傳》為小經。學校每年向禮部薦送參加科舉考試者，如學業不佳而多年不堪薦送或薦送後屢年落第的，則往往要被學校解退除名。
唐朝之後的「太學」雖有所變化，但授課內容和教學目的並無太大改變。宋朝，在唐代的基礎上，國子監又增加了武學和畫學。明代永樂年間，官庭翰林院又開辦了中國第一所外國語大學——外語館。1898年清政府為「廣育人才」、「講求實務」，創立了「京師大學堂」，即現在的北京大學。此外，從唐朝至清朝，還有許多「書院」式的「民間大學」遍地開花，成為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的聖殿。
古代大學教育之核心
事實上，中國幾千年大學教育的核心和根本業已由不足二千字的《大學》概括，那就是使一個蒙童通過修身成長為人格高大獨立的「大人」，「大」與「小」不在於年齡、知識、體力，貧富和貴賤，而在於品格的高下。
大學之大，正在於「明明德」，讓人不斷的去除心靈上的污垢，使自己的道德不斷提升，堂堂正正立身於天地間，同時要具有廣大的胸懷、高尚的品德和勇於擔當的精神和責任。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教育，在中國歷史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仁人志士才層出不窮，他們留下的濃墨重彩輝映在中華璀璨的文化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