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1月17日訊】我是誰？亦農亦工的農民工。從嚴禁遷徙而鞏固城鄉界線的「一五計劃」的盲流打工仔，一路走到改革開放的跨省流動民工潮。從踩動經濟槓桿的廉價勞工，到國家發展，城市建設，GDP拉抬的墊基雄兵。在當局「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居心下，撥弄出我們數代顛沛矛盾的命運軌跡。

我是誰？非工非農的農民工。當國家經濟從計劃向市場轉軌，但城市與農村的戶口卻未能適時對接。從此，戶籍制度如枷鎖，箝制著實際人數遠遠不止2.42億的我們。而職業是工人，戶口是農民的全國最大勞動群體，就此淪為消失於國家社福政策中的次等公民，與被排除在政府照顧體系之外的城市邊緣人。

我是誰？「城裡掙票子，老家蓋房子」的上一代農民工。年復一年挖煤採礦起高樓，打工一輩子只能求溫飽。始終是農民，還是想回鄉。只是當局大搞「社會主義新農村」，強徵良田強拆家，失地的我們，回鄉種甚麼？

我是誰？「進廠又進城，離鄉又離土」的新生代農民工。日復一日輪班端坐生產線，在過勞死與N連跳中，努力夢想落地生根的幸福。但現實很傷人，城市開門三座山，買個戶口要上萬。而未幹過農活，稻麥分不清的我們，回鄉做甚麼？

我是誰？「留守兒童死於校車，遊牧兒童學校被拆」的農民工子弟。都說是祖國的娃，祖國的花，但打工子弟和其他小孩真的一個樣？那為何當局寧可顯擺為他國換新車，卻不願汰舊自家奪命車？印度早在10年前就有學童免費午餐，但咱們偉大城市還放不下我一張安靜小書桌？

當局執政60年，我們是遭刻意消音的被動存在者；改革開放30年，我們是貧富巨差的壓力承受者。而近來，又成了各地紛紛表態給予正名的被歧視者。

但是誰在歧視我們的身份？沒有外人，而是享受我們勞動，卻始終拒絕我們存在的「文明城市」。從坐車遭白眼到讓座被嫌髒，但我們才是毛主席口中：「最乾淨的還是農民與工人，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從市容的煞風景到國際形象的不體面，我們是被逐出北京市區的有礙觀瞻，卻是躍登《時代》封面的年度風雲人物。而警察治安管不好，就推說我們進城人太多，從美好前程才起步的大學生孫志剛，到擺攤孕婦，拾荒殘者……，皆為城管施暴與嫁禍的無辜羔羊。

然而，又是誰在漠視我們的權益？不是別人，正是至今不敢落實既得利益者害怕的《勞動法》的當局。國家人口紅利絕大部份來自我們付出與回報的不對等，而我們要的不多，但卻沒有人和我們玩平等的遊戲。形同虛設的工會，閉目不理的政府，讓我們依舊在收入最低、環境最劣、福利最差、社保最少的勞動市場中游離浮沉。80%沒有勞動合同的簽訂，每年高達90%的職業傷亡，每月比規定多出139小時的工作時間，超過最高時限3.86倍的加班時數，而累計被拖欠苛扣的血汗工資超過2,000億人民幣。

年關將近，我們忙討薪，當局突擊花錢忙。中國新年前夕，我們歸心似箭，我們一票難求，而某些省市領導卻口惠實不至的大聊新名稱。叫我甚麼無所謂，舉世未有的戶口制度才是對我們人權最大的傷害。擁有3.5萬億三公消費財政實力的當局，卻說每年1.6萬億解決農民工轉戶的預算有困難。另有人大代表鄭重其事提案要改稱，而你我心裏都清楚，與其在名字上做統戰，何不堅決貫徹國家憲法明文的「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才是中國的領導階級」。

我是誰？當局盡可挖空心思出臺數不盡的新名字：「援建者」、「新工人」、「新市民」、「新產業工人」、「外來務工人員」、「新型合同工人」，甚至「城市英雄」。

但誰是我？被當局定義為「勞動力」，而非「人」的我們，不論叫甚麼名字，後面其實都是被剝削壓搾「吃的是草，擠出是奶」的做牛做馬與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