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1月21日訊】長期以來，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輿論宣傳工具持續不斷的向中國民眾強力進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騙洗腦宣傳，太多的中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對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諸多歷史及現實事件，認識糊塗，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認識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營造的錯誤泥沼中不能自拔，嚴重的影響了對事物的客觀判斷而不自知。本文擬就當今及歷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蓋的諸多歷史事件中的部分大事的如實解讀，幫助你廓清迷霧，恢復良知。

蔣介石——人民公敵還是民族英雄？（下）

二、領導全民族抗戰並取得全面勝利，讓中國人民真正站立起來了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侵占東三省，覬覦華北，威脅全國。其時，北伐雖然成功，東北張作霖、華北吳佩孚、華中孫傳芳歸於國民政府，然眾多省分的諸侯仍擁兵自重，獨立施政，不受國民政府領導（如新疆盛世才、青海馬步芳、山東韓復矩、廣東陳濟棠等），特別是還有一個國中之國——中共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它接受蘇聯給的經費，一切聽命於蘇聯顧問指揮，目的是推翻國民政府，建立赤色政權，由此引起國共兩黨長期內戰。當蔣介石調兵北上抵禦日寇時，中共乘機從江西向四周擴張；蔣介石回師剿共，日寇又乘機南侵占領華北，形成了日寇、中共對國民政府的夾擊之勢。

國家四分五裂，而經濟和軍力更是衰敝，根本無力抗戰。當時的日本經濟在世界上一枝獨秀，工業增長速度年均9.9%。1937年，日本工業總產值近60億美元，占國民經濟總值的80%。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產能力達到年產飛機1580架、大口徑火炮744門、坦克330輛、汽車9500餘輛，造船能力為40餘萬噸，造艦能力為5萬噸。而中國是飛機基本上沒有生產能力，大口徑火炮、坦克、汽車沒有生產能力，只能生產步兵輕武器和小口徑火炮；僅能生產少量小型艦艇，主要部件和原材料還須依賴進口。「七七」事變前，中國的鋼產量是4萬噸，而日本是580萬噸，僅為日本的1/145；中國石油年產量為1.31萬噸，日本為169萬噸，只有日本的1/129；中國銅年產量為0.07萬噸，日本為8.7萬噸，是日本的1/121。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防工業與日本相比，居於絕對劣勢。戰爭全面爆發時，中國能夠參加戰鬥的飛機只有223架，而日本陸軍航空兵團共有作戰飛機大約960架，海軍陸基和艦載作戰飛機共640架。盧溝橋事變前，中國實際作戰艦艇只有60餘艘，排水量共約6萬餘噸，且多為超齡舊軍艦，排水量只有日本海軍的1/20。日本的海軍實力位居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和英國。

在如此巨大的劣勢面前，蔣介石忍受國民的辱罵譴責，埋頭進行抗戰的準備工作。一方面實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大舉剿共，根除赤禍；同時，與各省當權者談判，在國破家亡的共同威脅下，團結一致，在國民政府領導下共禦外敵。另一方面，積極進行經濟和軍事準備。通過幣制和稅制改革，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向外國購買軍火，在後方修建兵工廠，修造未完成的平漢鐵路通車，修造萬餘公里公路，在戰略要地建大炮、機槍掩體3700多座……。經過六年準備，國力增強，奠定了抗戰的初步基礎。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全面抗戰爆發。蔣介石在江西廬山發表著名的「最後關頭」演說：「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國家生存。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地無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表明了中國軍民誓死不當亡國奴，抗擊日本侵略的堅強決心。

蔣介石被西方媒體評為遠東地區骨頭最硬的領導人。在外國人看來，抗戰簡直是發瘋，可是他不畏強暴，寧肯戰死也不作亡國奴。抗戰初期，面對強敵，前景最暗淡的時刻，連曾經的革命領袖汪精衛都投降了日本。據蔣介石的二兒子蔣緯國將軍說，作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面對日本這麼強大的敵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能撐到甚麼時候！蔣介石所面臨的，不僅有外患，更有內憂；不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各式各樣軍閥殘餘的連續反叛。這些大大小小的武裝割據勢力，自顧如何擴大自己的私人武裝與地盤，完完全全是一盤散沙。在西北，共產黨的軍隊在發展，咄咄逼人；而且國軍內部許多原軍閥部隊，陽奉陰違；日本人已經鎖死海岸線，中國的外援完全依靠滇緬公路。而日本要求英國人封鎖滇緬公路，向他們承諾：「你幫我切斷滇緬公路3個月，我就可以把中國擺平，再一起攻擊希特勒……。」身為國家元首，可以想像他的擔子有多重，整個民族的命運都在他的肩頭。當時蔣緯國經常在深夜聽到委員長在洗澡的時候長聲大叫，有的時候喊「天」，有的時候喊「媽」。他就是靠這樣的方式抒發自己的壓力。

蔣介石的硬骨頭不僅表現在泰山壓頂不彎腰，更是不懼危險，身先士卒，衝鋒在前。1937年8月13日，大規模對日抗戰在淞滬戰場全面爆發（淞滬會戰），蔣介石冒著被日軍擊落的危險，多次飛向上海火線督戰，其夫人宋美齡亦曾在勞軍途中被日軍飛機炸傷。而這，在所有二戰各國領袖中是絕無僅有的。更是躲在延安窯洞裡說蔣介石不抗日下山摘桃子的政治流氓毛澤東不能比的。

關於蔣介石領導抗戰的過程，近年來已真相大白於天下，包括中共自己在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紀念活動中都承認是國民黨主導了全國抗戰。在此不再贅述。

著名抗戰名將孫元良將軍這樣評價：「我以一個抗日老兵的親身經歷表達我的肺腑之言，總統蔣公是偉大的民族英雄，他領導億萬民眾拖垮、打敗日本侵略軍，重光國土，這一萬古奇勳是誰也不能抹煞的。他一生廉潔，樸素，勤勉，自律，不抽煙，不喝酒，住陋室。對朋友肝膽相照，對敵人豁達大度，慈悲為懷。………近代中國的政治領袖很少能像他那樣德厚流光。」抗戰時任中緬印戰區美陸軍司令兼戰區參謀長的魏德邁，在其回憶錄《魏德邁報告》一書中，這樣言及他對中國抗日的感受：法國人打了六個星期即告屈膝。可是堅韌的中國人民已經苦撐了七年。我開始領會到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中所表現驚人的堅忍與耐力，絕非如史迪威及他那些記者朋友所描述的不願作戰。在我與蔣介石兩年的相處中，我確信他是一位正直無私的領袖，對其人民的福祉極為關切，並渴望建立符合孫中山理念的憲政體制政府。在我看來，蔣介石最大的弱點是他對朋友及舊屬的忠誠。

對於國軍的所謂不抵抗，孫元良這樣解釋：「今日中共擁有八百枚原子彈、兩千支戰略導彈，他尚且不敢出兵收復彈丸之地釣魚島列嶼，可當時中日兩國軍力的對比猶如一名羽量級拳手與一名重量級拳師對陣：敵人是頭等強國，有配備近二百萬噸兵船的海軍，有配備兩千七百架全天候飛機的空軍，有四百五十萬訓練精良，裝備充足的陸軍；而我們這個衰老的大國，海軍僅五萬噸兵船，空軍僅三百架舊式飛機，陸軍僅有二百萬未受教育的士兵與不懂現代戰術的指揮官。雙方裝備之懸殊更令人吃驚：日軍一個師有五千多匹馬、五百輛汽車，步槍每人一支；但國軍每師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槍，既無坦克，又無陸空協同，多數師沒有大炮。我們的士兵往往在戰場上遭遇到敵軍坦克時，才曉得天下竟有這種新式武器。」淞滬會戰，「此役中國不曾戰敗，日本不曾戰勝，雙方互不賠償。這是甲午戰爭以來中國軍隊第一次同日本打了一次平手。此役中國官兵傷亡三萬四千一百六十人，而日軍傷亡僅三千零九十一人，十一比一，這也正說明了一個沒有準備的弱國，在遇到強敵時，究竟先跟敵人虛與委蛇好呢？還是立即宣戰的方式合理？」對此問題，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根據所藏的蔣介石日記研究後也表示：「在日記裡他一直強調，中國是弱國，根本沒有能力抗日，所以只有拖，一直拖延最後決戰的時刻，好利用這個時間積極備戰」。「另外他期待日本與蘇聯能夠開戰，這樣能夠兩面拉鋸，減輕中國戰場的巨大壓力。」

抗日期間，蔣介石還於1943年3月發表著作《中國之命運》。全書共八章，十萬餘字。中心思想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認為「三民主義」的本質是「國民革命」，而國民革命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核心。「國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即為建國工作真正的開始。我們中國的建國工作有國內的與國際的兩方面。」「國民革命的現階段，是由民族主義的完成，到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貫徹。」此書總結中國的五千年的歷史演變和儒家文化底蘊，回顧了中國近現代歷史，論述了不平等條約之廢除是信仰三民主義的結果。同時嚴厲批判了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指出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均破壞中國傳統文化，二者之間的爭論實際上是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對立。此書重點論述了「一個主義一個黨」，指出：抗戰的最高指揮原則，惟有三民主義。抗戰的最高指導組織，惟有中國國民黨。指出：沒有三民主義就沒有抗戰；沒有中國國民黨就沒有革命。即任何黨派，任何力量，離開了三民主義與中國國民黨，決不能有助於抗戰，有利於民族的復興事業。

1943年1月12日蔣介石向全國發表了《中美中英平等新約結成告全國軍民書》：「我們中華民族五十年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戰勝利，乃使不平等條約百年的沉痛歷史，改變為不平等條約撤廢的光榮記錄。這不僅是我們中華民族歷史上，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光榮一頁……」其後全國各大報刊均發表社論表示慶賀，國民政府統治區域各大城市的各界人士紛紛自發的走上街頭歡慶。1月15日共產黨也發表宣言表示慶賀。其後四年間國民政府經過一系列的談判，廢除了與法國、荷蘭、比利時、巴西、挪威、瑞士、丹麥、葡萄牙等國的種種不平等條約。

1943年12月1日《開羅宣言》，決定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得或侵占的一切島嶼。日本竊取中國的領土歸還中國。包括台灣、東北四省、澎湖群島等。中英美首腦協商敲定的《開羅宣言》總共只有250個字，其中有一半是為確定中國的利益而寫的。在開羅會議的公開宣言及秘密協定裡，中國得益是最大的。

1944年4月25日，「聯合國成立大會」於美國三藩市舉行。參加會議的有50個國家。會議由四大國首席代表輪流擔當主席。以中、英、法、俄、西五種語言為正式語言。6月25日，各國代表在聯合國憲章的中、英、俄、法、西五種文本上簽字。中國代表團首先簽字，最先簽字的是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顧維鈞，中共代表董必武同其他中國代表也一起簽了字。接著是蘇聯、英國、法國代表團簽字，其後是其他國家代表團按英文字母順序簽字，東道主美國最後簽字。中國代表團最先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是值得全體中國人民驕傲自豪的，這一時刻將永載史冊。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會中、美、英、蘇四國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8月15日晨7時（中國時間），四國政府同時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當天上午10時，時任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區總司令、中國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在重慶中央廣播電台對全國軍民和世界人士發表題為《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的廣播演說，慶賀抗戰勝利，緬懷全國抗戰以來忠勇犧牲的軍民先烈。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國總投降的簽字儀式於停泊在東京灣的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軍艦密蘇里號上舉行。各國代表登密蘇里號戰艦時，公推中國代表第一個登艦。中國代表徐永昌上將一登上密蘇里號戰艦，雄壯的軍樂立即奏起，青天白日國旗冉冉升起。各國無數人群一齊肅立致敬。早9時整，簽字受降儀式正式開始。盟軍最高統帥麥克亞瑟以盟軍最高統帥身分在受降書上簽了名。其後就是中國代表徐永昌上將簽字。以後才是蘇聯、英國等國的代表。簽字的順序也代表了中國對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巨大貢獻與重要地位。

領導中國人民堅持了十四年之久的抗戰，讓我們的民族和我們的國家真正地揚眉吐氣。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在全世界值得驕傲和炫耀的大事，它結束了百年來中國受列強欺侮的尷尬局面，讓中國在世界有了強有力的發言權，由於抗日戰爭的勝利，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對所有列強強加在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均遭廢除，而且《開羅宣言》談判過程中蔣介石也一攬子地提出了解決香港、澳門等問題。蔣介石先生真正洗清了中國蒙受百年之久的奇恥大辱，使中國人民在全世界真正地站立起來了。

三、退守台灣，建設台灣，延續中華民族道統，保全中華民國國體

蔣介石退守台灣後，台灣人民至今懷念蔣介石對台灣的貢獻：光復台灣、建設台灣與保衛台灣。首先，清朝割讓給日本的台灣，是蔣介石光復的；其次。建設方面除了土地改革、9年國民義務教育及發展經濟外，更重要的是蔣介石在政府剛遷台、韓戰方酣的動盪之際，毅然推動地方自治，對台灣民主發展有很大的貢獻。蔣介石還支持婦女解放、廢除養女制，對台灣的人權進步有很大貢獻。當初若沒有蔣介石保衛台灣，台灣可能已淪入鐵幕，也就沒有後來的經濟發達與教育普及。也許是冥冥中有所安排，台灣孤島遠離大陸，中間以台灣海峽為天然屏障，對台灣主島構成了天然的護衛，使蔣介石得以努力以台灣為中華民族復興基地，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使中華文明的一部分精華得以在台灣保存，未受毛澤東發起的各種政治運動的影響。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恢復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軍事及經濟援助，並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自此，中華民國轉危為安。蔣也加緊著手構建台灣的軍事防禦體系及政經體系。7月，蔣首先進行國民黨的黨務改造，確立國民黨屬性為「革命民主政黨」，並在農林工商文教等機關團體建立黨組織，任命蔣經國為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主掌軍隊、政工、情報及指揮對大陸游擊戰；憲政方面，維持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體制，並開始實施地方自治。

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12月2日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為台灣建立了軍事安全保障，為其後的一系列建設台灣措施奠定了穩定基礎。隨後正式全面展開了各項改革、建設台灣的措施，包括：

土地改革：實行「三七五減租」改善租佃制度，「公地放領」將公有土地移轉為現耕農民所有，「耕者有其田」徵收放領私有耕地，創設自耕農戶，促使台灣農村復興，並實施「平均地權」規定地價，照價徵稅，照價收買，漲價歸公，所得用來擴大社會福利建設，促使農村的人力和資本向城市中的工商業移動，實現了孫中山「平均地權」的理想。

地方自治：制定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使各縣市以下各級政府首長與民意代表均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台灣的民主是以選舉為濫觴，1946年即台灣回歸中華民國的第二年，就辦了台灣第一次選舉，民眾直接選出鄉、鎮、區代表，再由代表選縣、市議員，再選省議員，再選國政參議員。俟後政府遷台，陸續舉辦選舉，包括里長、鄉鎮市長、代表、縣市長、議員、立法委員、國大代表，最後1996年完成總統直選。

普及國民教育：教育預算依照憲法規定，從不低於總預算15%，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國家教育以儒家思想為主軸，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及禮義廉恥更是教育重點；擴展高等教育，建立完整職技教育體系，使台灣人力素質得以提升，成為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因此而造就了日後的台灣經濟奇蹟。

發展各項經濟建設，擴大社會福利建設：興建國民住宅，辦理低利貸款，鼓勵外資、私人投資。蔣介石從解放農民、農業自給自足開始，沿著「以農養工」，然後重點由農轉工，「加工出口」，發展「外向型經濟」，走向經濟騰飛。1963年，台灣工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1968年增長率達到223%，居世界首位。1975年蔣介石逝世時，台灣人均年收入己達到697美元，在整個亞洲中僅次於日本。

維護與發揚中華傳統文化，整理保存文化遺產，矢言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作為反共復國的自由基地。比如1966年大陸開始大革文化的命時，破四舊、立四新，將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明毀壞殆盡；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則相反地積極推動恢復固有的中華傳統文化。蔣介石在台灣發起復興中華文化運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中華民國以復興文化為名開展的思想文化運動。為了保護中華文化，並與大陸文革運動分庭抗禮，1966年11月由孫科、王雲五、陳立夫、陳啟天、孔德成等一千五百人聯名發起，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即國父孫中山誕辰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次年（1967年）7月台灣各界舉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後改名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發起大會，蔣中正親自任會長，運動即在台灣和海外推行。

1966年10月10日，中華民國55週年國慶暨辛亥革命紀念日，蔣介石發表了《告全國同胞書》。他說：「今年元旦中正曾經鄭重警告，奸匪正以其『毛擇東思想』的突出政治，及其義和團拳匪式的人民戰爭，橫暴恣睢，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大家都知道，凡是一個民族之存亡消長，全視其傳統文化之優劣文野而定。如其優秀文化，一旦毀滅，則民族精神，隨之喪失，而整個民族，亦等於名存實亡！我中華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歷五千年而不墜者，就是其文化能綿延不絕，永恆保持，並隨其時代而進步，所以他能發揚光大，歷久彌新！……如今日毛賊之紅衛兵，必欲毀滅我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為其目標的思想行動。」蔣介石在文告的最後強調：「只有我們實現三民主義，維護歷史文化、保衛人權自由、反共復國的戰爭，獲得全面勝利，而後方得相與世界各國、共同衛護國際的和平與安全！這就是我們軍民一體不可搖的信念，這就是我們繼承辛亥革命、保衛民族文化正史於不墜的責任！」

學術出版促進委員會負責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輕一代普及學術精華，前後出版了大量中國古籍書目，像《周易今注今譯》、《老子今注今譯》、《詩經今注今譯》、《孟子今注今譯》等，還有《白話史記》、《白話資治通鑒》等。負責倫理道德發揚工作的國民生活輔導委員會，則發起了「復興中華文化青年實踐運動」，制定出「國民生活須知」，對人們的衣食住行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以期弘揚禮儀之邦的文明。經過修訂的「國民禮儀範例」1970年正式頒行，把對青年的培養目標擴展為全社會的生活理想。

學校教育堅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並重政策。蔣介石指示：「國文是一國文化的根基，無論學習文科和理科的學生，都要特別注意。」中小學校國文、歷史與中國文化相關的課程至少占了一半。各級學校都必須開設《生活與倫理》、《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等，重視學生的古文訓練和傳統文化的熏陶。蔣介石給各個學校共同校訓幾乎都是「禮義廉恥」，即使傳統文化生根發芽。同時，蔣介石還通過中華民族傳統節日弘揚民族文化，進行民族精神教育。學校教材讀的很多是文言文，要考《古文觀止》、《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學生們由此知道了如何為人、為學，知道了甚麼是士，甚麼是君子；中國人的道德修養、教學、倫理、禮樂文化等內容，一步步的進入心中，形成靈魂，形成生活思考模式，普遍都存有禮義廉恥的道德觀念，甚麼是好壞善惡，如何分是非曲直，都有來自於傳統的基本依準。

在1960年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政策下，台灣在當時從小學教育到大學的入學考試，以及政府的公務人員的考試，都大量強化了學習古典中華文化的相關科目。尤其是以孔子為主的儒家學說，受到特別的推崇。原因也是因為大陸當時為了政治上的鬥爭，進行所謂「批林批孔」的運動，把孔子的儒家學說，打成「反動派的文化」。蔣介石為了反抗大陸對孔子學說的打壓，在台灣成立了以維護孔子學說為使命的「孔孟學會」，也以復興中華文化為教育的目的，成立了「中國文化大學」，以進行中華文化的發展和研究之任務。

對於民眾受義務基本教育的權利，俱在憲法中予以規定，且皆已落實：憲法除了在第二章人民權利部分規定人民有受教育權之外，在第十三章第五節以整節內容專門規定了國家有興辦扶助教育事業之義務。對於公民受基本教育權，憲法規定「六歲至十二歲之學齡兒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其貧苦者，由政府供給書籍。已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之國民，一律受補習教育，免納學費，其書籍亦由政府供給。」憲法還額外限定國家教育經費不得低於預算15%，省則不得低於預算25%，市縣則不得低於預算35%之規定，並要求對從事教育卓有成績的人士提供獎勵，對學行俱優無力升學的學生予以補助。而反觀大陸教育，多年教育預算不到3%，低於非洲最窮國家烏干達，教育成了百姓背負的多座大山中的一座。

蔣介石以「復興中華文化，光復大陸國土」為口號，推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全面恢復了中華傳統文化，使得台灣成為今日全球華人居住地區，最能承繼中華傳統文化的地區。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為台灣幾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國學基礎，在島上培植出豐富的文化土壤。民風淳樸，道德自律，社會和諧，是台灣區別於大陸的最明顯的特色。

蔣介石一生致力維護中華民國法統，不論是剛遷台的危機期或是之後的安定期，堅決反對台獨和國際托管台灣，重視中華民國利益及台灣人民意願，是真正的愛國者。二戰末期，特別是1940年後美國曾一度準備軍事占領時由日本控制的台灣，後來情勢改變。在國共內戰期間，又傾向推動台灣托管。台灣本土的廖文毅、廖文奎兄弟與美國當時駐台副領事葛超智，於1947年7月向美國特使魏德邁提出「處理台灣問題意見書」，其中就有應准台灣人先脫離中國，而暫由聯合國托治理事會管理之意。1948年9月1日，廖姓兄弟又與黃紀男等人以七百萬台灣人的名義，向聯合國提出第一號請願書，再度要求台灣應暫由聯合國托管，再由全體台灣公民投票決定台灣的前途是隸屬於中國或獨立自主。對此分裂中國之行徑，蔣介石予以堅決之反對。

蔣介石敗退台灣之後，一直念念不忘光復大陸，解救大陸民眾免於共產主義荼毒。但是，對於美國方面提出的對中國大陸使用原子彈的建議，他一直採取堅決反對的態度。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同年11月30日，時任美國總統的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美國方面在積極地考慮對抗美援朝的中國軍隊使用原子彈。第二天即12月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杜魯門與美國朝野主張對中共使用原子彈，應設法打破之。」到了1954年10月20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中表示說，美國空軍部計劃處長提議，台灣方面可以向美國申請借用「原子武器」，他自己的態度是對反攻在國內戰場，萬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1968年12月，美國國務卿魯斯克第二次到台灣訪問，蔣介石希望美國方面支持國民黨反攻大陸。魯斯克表示，美國人不想在一場反對中國的常規戰爭中流血。蔣介石立即憤怒地表示說：「你們永遠不應設想以核武器對付中國。」

蔣介石在台灣時期最大的願望是「復興中華文化，光復大陸國土。」他一度認為韓戰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國民黨在美蘇交戰的大局面下就可以反攻大陸，但韓戰迅速結束，美蘇關係亦得到相當緩和，美國並不支持他的反攻計劃。國民黨軍隊雖不斷嚐試小規模對大陸反攻，但敗多勝少。在國民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後，發生共產黨自行停戰的金門炮戰。1958年發表中美聯合公報，中華民國政府在公報中宣佈放棄軍事反攻大陸口號，稱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的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在六十年代中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研發出原子彈後，國府軍事反攻大陸的可能不復存在，但蔣中正仍堅稱中華民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對包括外蒙古在內的中國全部領土擁有主權。在冷戰的背景下，大部分西方國家承認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聯合國及其他組織內的中國席次亦是由中華民國代表。

1949年3月，蔣介石在日記《上月反省錄》中，列出了檢討失敗的13條原因。其中的最後一條，是沒有能夠「宣傳」社會經濟政策與民生主義，並且認為這是自己的「唯一之致命傷」。在此之前的2月3日，蔣介石回到奉化家鄉，發覺當地鄉村40年來毫無改革，痛感自己當政20年，黨政機構守舊、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實行三民主義，「對於社會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因此，他在日記中表示，此後要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尚不算晚。3月9日，他開始設計土地制度實施方案。但由於國民黨方面敗局已定，蔣介石想「造福於農民」的民生主義設想，並沒有在中國大陸得到落實，而只能在台灣島上開花結果。1950年1月3日，蔣介石決定在台灣開展「社會經濟運動」，限期耕者有田，台灣全島的土地改革和農村復興由此啟動。

蔣介石在致力於發展社會各項事業的同時，痛定思痛，深感共產紅禍對人類的危害至深至重，故為使世界各國免受荼毒，親自總結了在大陸的與共匪鬥爭史，披肝瀝血，傾盡心血，著成皇皇24萬字《蘇俄在中國》一書於1956年發表，以當事人的身分，以大量的事例為證，對共產黨進行了極為深刻精到的分析研究，是二十世紀中不可多得的國際共運史特別是中共歷史研究的珍貴資料。他在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蘇俄的共產主義不適於人類的生存，更不適於中國的氣候，所以他發育的初期，必須寄生於中國國民黨內，施展其滲透、分化、顛覆的陰謀，透過本黨的機關來組織其工農群眾，並假借本黨的名義來隱蔽其階級鬥爭，而其目的是在中國國民革命的獨立戰爭過程中，建立其蘇維埃傀儡政權，製造其在亞洲第一個典型的附庸國。」

「第二個論點是『共產黨可能消滅，共產主義不能消滅』。蘇俄及其侵略工具國際共黨認唯物辯證法與唯物史觀是他的思想武器。他這一思想武器最重要的用途，是要證明共產主義自原始社會已經存在，更要證明現代社會必然轉變為共產主義社會。共黨依據這個論點，在他潰滅的時期，就發出『共產黨可以消滅，而共產主義不會消滅』的『理論』。當然，在馬克斯列寧主義之前，人類社會中已有均產和共產的思想，但是我們必須分辨，那種思想是基於人道主義的一種社會理想。而今日馬克斯的共產主義與此完全不同，可說他是徹底反人道主義的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的思想系統，並且是國際共產黨製造仇恨和製造鬥爭的行動方針。而自俄國蘇維埃政府實行其所謂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之後，這種共產主義又是甚麼？他是殘忍慘酷的暴君極權主義，他是大斯拉夫主義詐騙人類，征服世界的魔術圈套。這種共產主義是與馬克斯列寧以前的均產和共產思想完全相反的，而且他並不是單純的社會思想，而為蘇俄帝國集團侵略政治的一種武器。因此，只要蘇俄共產帝國主義集團存在一天，人類社會就不應該容許這冒用社會主義的名義來實行其侵略世界奴役人類的共產主義存在。」

「共產黨雖具備一個黨的形式，而在其本質上不是一個普通政黨。他的黨之核心乃是一個陰謀暴動的組織。他的黨之周圍，乃有多數外圍與群眾組織。他從群眾組織中訓練幹部、吸收黨員，更以其幹部和黨員組織群眾，來製造其武裝暴動。所以無論他怎樣高唱『和平共存』的口號，宣傳其『和平合作』的政策，而實際上，他不僅隨時準備武裝暴動，並且隨時可作武裝叛亂。共黨的外衛團體和外衛分子，有各種組織方式，亦有其各種的用途。最顯著的就是共黨沒有合法地位而無法公開活動的時候，他指使左派分子或其同路人代理他來活動。即令共黨有其合法地位而可公開活動時，他仍然利用左派分子或同路人對他敵人的後方或側面，迂迴襲擊。所謂中立主義的活動，也不過是這種外衛團體的各個分子，在其自由和民主的偽裝之下，煽惑一些是非不明和敵友不分的政客們，替他共黨間接作戰而已。」

1971年，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內代表中國席位議題獲得多數國家的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台北不出，北京不入」，「驅逐蔣幫」。蔣中正則堅持「漢賊不兩立」的政策，堅決反對接受美國的「兩個中國」提議，於聯合國通過第2758號決議前夕，宣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當年受中共和楊虎城的挑撥，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中扣押蔣介石，蔣曾痛心疾首的勸服張學良說：「你張漢卿上了人家的當你還不服，你，楊虎城，都是我的部下，這事是我們國民黨內部的事，共產黨來幹甚麼，有甚麼資格來，誰邀請的？他們說要共組民主政府，好，解散他們的軍隊，你問他們要軍隊幹甚麼？他們是要坐江山的。我們要建立民主政府，他們（共產黨）要搞獨裁。周恩來不是要民主嗎，讓他來，讓他過來組成民主政府怎麼樣？不是那麼簡單哪，他們要幫窮人講話，讓窮人翻身，你想想，窮人懂甚麼，還不是工具，他們頭腦簡單只會拚命，到頭來還不是周毛們的統治工具？不會有民主的！而我們建立的國家是要一個富強的國家，富人為國家服務，國家為窮人服務，各出己力，各負其責。」拿昔日蔣介石的警世箴言與後來蔣介石在台灣的所為及現實比較，不難看出蔣介石卓越的先見之明，也不難看出蔣介石才真正為了民眾著想，而共產黨不過是拿百姓當工具罷了，用完了也就用完了。只可惜蔣公的這些思想不為多數人所知。

評價歷史人物應功過並陳，善惡俱宣。蔣介石年輕時候雖然也墮落和放蕩過，甚至於直接參與了暗殺光復會副會長陶成章的陰謀活動。但自從他於1927年12月1日與宋美齡結婚、1930年10月23日成為基督徒後，他所表現出的一直是對於家人和國家承擔責任的態度。正如他在受洗第二天的日記中所說：「主義為余政治行動之信仰，教義乃為余精神惟一之信仰。願從此以後，以基督為余模範，救人救世，永矢勿怠。」

李公僕、聞一多被刺事件，曾被認為是蔣介石所為，共產黨更是一口咬定。美國總統杜魯門甚至專門致信蔣介石，反映美國政府對中國形勢的憂慮。信中用外交辭令正告蔣介石：如果中國內部問題不能和平解決,自己就要重新考慮美國對華政策。被冤枉的蔣介石決心查個水落石出，繼派遣警察總署署長唐縱之後，又派陸軍總司令顧祝同、陸軍總部參謀長冷欣、憲兵司令張鎮赴昆全權處理聞一多被刺案。8月25日，顧祝同在翠湖雲南省警備總司令部舉行第二次公審，判決雲南省警備總司令部稽查處特務湯時亮、李文山死刑，並於26日執行槍決。同時,革去雲南省警備總司令霍揆彰職務。

此事件從蔣介石日記中可以看出與蔣無關：（7月17日）昆明連出暗殺案二起，先李公樸次及聞一多，皆為共黨外圍之民主同盟中黨酋，應特別注意，徹究其凶手，以免共黨作污陷之宣傳。

上星期反省錄：……昆明李聞被刺案殊所不料，幹部之無智無識徒增政府情勢之險惡，領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

上星期反省錄：一，天下事之難堪者，莫甚邪正不分、善惡混淆，尤其是世人不究真相反以偽為真，以惡為善，卒致邪正倒置，是非莫辨，因之人心反常，廉恥道喪。……一，為昆明李聞被刺暗［案］，又予反動派以法西斯惡名之誣蔑。幹部無知幼稚，殊令人啼笑皆非，本週幾乎全為此事增加煩惱之苦痛也。

「二•二八」事件是蔣介石政治生涯中又一件苦痛之事。「二•二八」事件發生原因極為錯綜複雜，首先由於台灣人對中國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現況缺乏瞭解導致期望落空，當時統治台灣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治台政策失誤，官民關係惡劣、軍隊紀律不良。在經濟方面，通貨膨脹與失業等問題嚴重，而不當的管制政策使問題加劇，因而逐漸形成一股不滿政府的情緒廣泛爆發。終致1947年2月28日發生台北市民的請願、示威、罷工、罷市，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處理不當，公署衛兵開槍射擊民眾，導致該事件由請願轉變為對抗公署的政治性運動及台灣人和外省人之間的省籍衝突。抗爭與衝突在數日內蔓延全台灣，使原本單純的治安事件演變為社會運動，最終導致官民間的武裝衝突與軍隊鎮壓。此事件造成許多傷亡，數字眾說紛紜，而各方統計的死亡人數由數百人、數千人、一萬餘人、至數萬人不等。蔣介石抵台後，因擔心引致動亂，不許國人議論此事，招致民眾不滿。「二•二八」事件影響台灣長達數十年。由於忌談，結果使得真相一直未明，被台獨勢力利用誇張渲染，大幅度誇張台灣人受殘害的人數，從原來傳言的一萬人，誇大到兩萬、三萬，甚至還有人說是八萬、十萬，務使台灣人對中國生出仇恨之心。

李登輝執政後開始平反「二•二八」事件，補償「二•二八」受害人家屬，結果僅有八百多個家屬出來申請。但是，此事件卻被中共利用，1950年代至1966年「文革」爆發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每年都舉辦紀念「二•二八」的活動；「文革」後，也差不多每年都舉行紀念活動，甚至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中共還是每年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以致被網民恥笑：「五四愛國，六四反動；台灣二•二八起義，西藏三•一四叛亂」。

中共有一個妖魔化蔣介石政權的經典宣傳，說蔣介石稱「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且不說此話不是蔣介石所講，而縱觀蔣介石當權四十年，他在處理政敵上恰恰沒有做或做不到這一點，因為講人情，即使真正的共產黨人被捕，經親友一疏通就放人。被放走的共產黨何止千人萬人！

且蔣介石再黑，也未將黨內不同政見者從肉體上消滅或投進監獄。台灣時期，與蔣介石發生過最大衝突的兩個人：台灣省長吳國楨和陸軍司令孫立人，蔣介石的最壞表現也僅是使計謀迫其辭職，並沒有剝奪他們的生活自由，更沒有奪其性命。吳國楨去了美國，在那裡度過了自由的晚年，還可以公開譴責蔣介石。像李宗仁、唐生智、陳濟棠等一再搗亂，他從未施以報復，反而給他們節節升官。張學良壞了國家大事，讓蔣介石作為一國之君顏面失盡，罪該萬死。但蔣介石既沒有賜其死罪，也沒有將他投進監獄，而只是將其軟禁。試想想，假如張學良以兵犯上的對像是毛澤東，張學良能活到今天嗎？他的下場會比彭德懷、劉少奇及大批的老幹部更好嗎？

有人曾以《兩個「花園」的對比》為題談了蔣介石與毛澤東的不同：後來擔任中共《人民日報》總編的胡績偉當年在國統區辦了一分進步刊物，因批評國民黨而遭查禁。胡績偉換了刊名繼續出版，結果再遭查禁。就這樣出版、查禁，再出版、再查禁，前後一共換了10個刊名仍然能夠繼續出版。這在宣稱民主的共產黨統治下只能是天方夜譚。

也許蔣介石終是行伍出身，他感興趣指揮的是軍隊與國家，而不去染指文藝。因此，在他統治下的台灣文藝花園能夠有某種生長空間，也允許獨立的民辦報紙、刊物存在，包括反對派雷震創辦的《自由中國》。在蔣介石統治台灣的歷史中，只發生過一樁「文藝事件」：一九六五年，《文星》雜誌因發表保護新聞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一年。

與蔣介石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毛澤東對文藝的控制異乎尋常。從建國初期批電影《武訓傳》開始，毛澤東瞄準文藝陣地的機關鎗再沒有停止過掃射：評《紅樓夢研究》、胡風反黨集團、丁陳反黨集團、《劉志丹》反黨小說案、評《海瑞罷官》……，直到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顯然，蔣介石的台灣花園要比毛澤東的文藝花園要繽紛許多。

1975年4月5日晚11點50分，蔣介石去世。4月6日凌晨，蔣介石的遺體被運上靈車，送往台北榮民總醫院。據台灣媒體報導，是日台北市天空突然雷聲激震，大雨傾盆。在這個季節，極少有這樣的雷雨。蔣經國在日記中記述：「風雲異色，天地同哀。」

英國首相丘吉爾在開羅會議上曾與蔣介石會面，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對蔣有如下評價：「他的那種沉著、謹嚴而有作為的性格，給我以深刻的印象。這時，他的權威和聲望正處在頂峰。在美國人的眼中，他是世界上的一個舉足輕重的力量，他是『新亞洲』的一個鬥士。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堅定地捍衛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人，同時他又強烈地反對共產黨。美國各界人士公認，在這次戰爭獲勝以後，他將成為世界上第四個大國的首腦。後來，許多持有這些觀點和估價的人們都拋棄了他們原有的看法。我在當時並不同意人們這樣過高地估計蔣介石的力量，或中國在未來的貢獻，然而，我在這裡還是可以指出，蔣介石大元帥至今仍然獻身於當時曾使他獲得廣泛聲譽的同一事業，但是，後來他卻在自己的國家中被共產黨擊敗，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表示，蔣介石一生有三大功業，分別是奠定北伐完成中國統一大業；二次大戰中浴血抗日八年，保住大中華不受日本軍國主義迫害；堅決反共抗俄，守住台灣不受共產主義荼毒。這三大功業足以讓蔣介石被尊稱為一代領袖。明居正最後說，回顧蔣介石一生，最為後人稱頌的是以堅毅精神力拒共產黨這一西來幽靈，雖在軍事行動方面沒有成功，但他在寶島台灣建立了一個沒有共產主義的新中華民國，這50年來為國際稱道的「台灣奇蹟」，若沒有他打下基礎，恐怕難成如此功名。

1971年12月，毛澤東曾召集文宣部們進行內部談話，論及蔣介石的功績：「蔣介石有幾個優點是客觀的史實，我們講史必須留心：一、北伐統一中國；二、抗日戰爭；三、收復台澎；四開拓海疆。1946年蔣從法國手中取得南海四島嶼，這塊370萬平方公里的海疆相當於三個外蒙……」

馬英九認為蔣介石對台灣的貢獻有三方面：光復台灣、建設台灣與保衛台灣。建設方面除土地改革、九年國民教育及發展經濟外，更重要是蔣介石在政府剛遷台、朝鮮戰爭方酣動盪之際，毅然推動地方自治，對台灣民主的基礎有很大貢獻。

2011年7月，面對民進黨叫囂讓馬英九承擔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中所犯下的「罪行」，馬英九強硬地恢復「中正紀念堂」的牌匾，中正紀念堂牌樓上的「自由廣場」也恢復為「大中至正」。據台灣媒體報導，馬英九當局的行動遭到了綠營的強烈反彈，但是卻獲得了多數民眾的擁護，很多人認為，民進黨在下台之前將「去蔣化」表演到極致，並不符合民意。現在很多台灣人對蔣介石不滿，主要是他殺台獨分子，而對蔣介石的經濟政策是基本肯定的。儘管蔣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不僅奠定了台灣日後繁榮的基礎，同時也為使台灣成為華語世界唯一的民主實體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結語

不管各方如何認識蔣介石及其與中共的鬥爭，總體上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實事求是地講，是給中國給世界送來了空前的災難。蘇聯共產黨以暴力奪取了國家政權，給中國共產黨一個極其惡劣的示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因此成了中共暴力革命的目標。綜觀中國近百年來的戰爭，主要是國共之間的戰爭。蔣介石主掌的國民政府1926——1928年的北伐戰爭，已基本解決了中國的統一問題，如果沒有共產黨，可以說，中國人民可以就此過上好日子，起碼國內的戰爭不會有了。而已經皈依基督教的蔣介石，也不可能發動對外戰爭，像共產黨打所謂的抗美援朝和對越自衛反擊戰。當然，共產黨執政後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及其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巨大殘害也不會存在。

相應的，因中共而起的或者說，中共明裡暗裡支持的國際恐怖組織如柬埔寨紅色高棉、朝鮮、中東地區、拉美地區等等的紅色政權、極端組織等，對於世界和平事業的破壞，也不會存在，最起碼是要減輕許多。人類社會的歷史與現實將會是另一番樣子。但是，很不幸，中國沒有這麼幸運，世界沒有這麼幸運。這是《蔣介石日記》面世之後，在對中共的主要敵人國民黨及其總裁蔣介石全面瞭解後，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一個基本判斷，也是不得不承認的一個基本事實。

抗戰勝利後，1945年12月3日，一張巨大無比的蔣介石肖像被掛在天安門城樓上，這是蔣介石的標準像首次出現在天安門上，蔣介石身著戎裝，是其1944年當選國民政府主席後專門拍攝的標準照，其時蔣還身兼二次大戰中國戰區總司令之職。這張標準像不同於後來的懸掛方式，直接豎立在城樓上，其頂端已經到達第二層，在城樓下則大收「天下為公」四個大字。在此之前孫中山去世後的1928年，孫中山的巨幅標準肖像也曾首次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當時的《時報》在8月24日刊發的一張圖片中可見孫中山的標準像被懸掛於天安門城門的正中，兩邊並掛有孫中山的著名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

作為中國政治的坐標，甚麼時候，孫中山或蔣中正的標準照懸掛於天安門上，中國才能真正的走向自由民主，五千年文明的中國也才會真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2011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