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1月11日訊】(大紀元記者貴遠編譯報導)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師何曉清女士近期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悼念哈維爾」，除讚譽這位捷克前總統之外，並指出制度化欺騙腐蝕今天的中國，就像20世紀70年代在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一樣。

她說，2011年12月18日哈維爾去世，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深切哀悼，如喪國寶。20世紀70年代哈維爾因為是少數幾個敢於針對其祖國的高壓政權講真話的人而一舉成名，後來他引領他的國家和平地走向自由。我的一個來自捷克共和國學生深情地寫道：哈維爾使他的國家「活在真理下」。

作者認為，哈維爾不僅屬於東歐。他也給予了中國的民主和人權事業很多道義上的支持，當今，也許他的著作在中國引起的反響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大。

得到哈維爾去世的消息時，作者正在整理分類一個研討會的最終稿件，這個研討會是由她主持，討論1989年天安門抗議事件及其影響。一些學生來自中國，雖然他們可以自由獲取信息和查詢，但卻對各種證據視而不見，寧願相信官方的說法；還有許多人在某些方面較為複雜，被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財富和物質成就所迷惑。

哈維爾曾對此作過警告，相對主義和拜金主義可以剝奪人性，繼而導致人們喪失對他人道義上的責任。1989年，他以最嚴厲的語氣譴責六四大屠殺。

作者說，在她對學期做總結時，傳來朝鮮獨裁者金正日死亡的消息。平壤街頭誇張哀悼金正日的場景讓她想起35年前毛澤東的去世，深切認識到這樣的製度下謊言的危害性。

毛澤東在1976年去世時，作者的父親邀請他最好的朋友到他們家，緊緊地關上了門，啟開了他們家唯一的一瓶葡萄酒。第二天，她的父母帶她參加集體追悼會，我們臂戴黑紗，很多人悲痛欲絕。作為一個小女孩，作者說她被大人們的做派搞糊塗了，大家在公開場合看著那麼傷心，昨晚背地裡她的父親卻非常高興。

多年後，天安門事件剛過，作者臂戴黑紗去學校，她的老師看到後說：「如果你不把它拿下了，現在開始沒有人能保得了你。」她忍著淚水，被迫摘下袖標，她想起了毛澤東去世時我父親反差極大的兩種面部表情。我們兩代人都不容許隨性表達自己基本的悲傷和喜悅。

多年來，先在加拿大，後來到美國，作者研究天安門事件時總是試圖無視、設限和自我審查。她迴避大學朋友對她的研究課題的問詢，擔心國內的家人受牽連，糾結著她如果被允許回國探家那該多好。

作者說，當她的工作變得廣為人知，憤怒的年少中國學生指責她對歷史事實不誠實，而數以千計的網絡貼子稱她為「國家叛徒」，受「西方」所僱批評中國。1989年6月4日的無助一直在不斷提醒她，中共當局已成功地，哪怕是暫時地，讓人們相信了天安門抗議活動是西方旨在削弱中國的陰謀，因此鎮壓是「愛國」行為，為中國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表面上，天安門事件似乎與「崛起的中國」毫不相干，八竿子打不著，但每逢6月4日之際，政府的嚴控都加強，有關天安門事件仍然是一個政治禁忌，官方的定論不變，國外對此的記憶似乎隨著各地孔子學院的興起和報攤上免費的《中國日報》的廣為發行而淡化。

越來越多的政治家和商人順水推舟地符合著官方的宣傳人云亦云，說什麼中國歷史、社會和政治特殊，西方國家不應干涉中國內政。哈維爾知道這種侵蝕的危害，堅持不懈地捍衛普世人權。

2010年，他在給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公開信中寫道：「當一個國家的公民不被允許有行動、結社、思考和言論自由時，這個國家的物質和精神就是不健全的。」

幾年前，當盲人人權律師陳光誠被軟禁、毆打時，作者說她悄悄地幫助他的妻子翻譯求助信而沒有站出來。當她通過Skype和劉曉波對話的第2天他被警方帶走時，作者悄悄地打印出他的雜文發給學生，沒有站出來。

去年，當哈維爾散文的中文翻譯者、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被禁止出國與作者和其他同事一同參加「拒絕遺忘」座談時，作者悄悄地取消了崔的機票和酒店預訂，沒有站出來。當持不同政見的作家廖義烏2011年初不能出國時，作者悄悄地通知為他組織演講的朋友，沒有站出來。

1989年當作者被迫取下黑色袖標，她覺得什麼都完了，身體已經被碾碎、生活被毀、聲音被消。他們有槍、監獄和宣傳機器，我們什麼也沒有。

作者指出:「然而，無論如何，6月4日，民主的種子植於我心，對自由和人權的嚮往茁壯成長。這終究不是結束，而是一個開始。」

哈維爾曾寫道：「但是，始於誰？誰站出來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唯有從自我做起……。是否真正失去一切完全取決於我是否放棄。」哈維爾作為個人是無能為力的，但他向我們證明了無權無勢者的群體力量。

作者最後結論: 「在此我向哈維爾致敬。我將以實際行動哀悼他，如果我們想要光明，就必須戰勝黑暗。」

(責任編輯:張東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