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9月07日訊】中國從遠古的酋長時代開始，所謂的氏族部落實行的就是「人治」，到了城邦、國家也仍然是「人治」模式。「人治」並沒有什麼不好，這個「人」一般指的是「賢人」。夏禹之後開始權力世襲，依然是「人治」，龍種就可能變異，成為跳蚤，所以出現了夏桀和商紂這樣的「惡人」。從此以後，傳統的「人治」就被污染了，「人」可能是「賢人」，也可能是「惡人」。

在「人治」傳統下，中國歷史開始了2000多年的輪迴。遇見「賢人」則為盛世，遇見「惡人」則為亂世。如果不幸遭遇「惡人」，中國的傳統是「人人得而誅之」。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其君也。」「殺惡人即是行善」，這是中國人對惡的抑制。

中國每一個王朝最大的夙願其實都是為了避免出現「惡人」的出現，「選賢任能」是這個中國傳統「人治」體制的核心。政治從根本上來說，它是正義和良知的產物。在政治的發展中，知識分子成為人類良知的代言人。因此，知識分子往往扮演著體制牧師的角色，甚至他們是構成體制的主要構成。中國儒教塑造了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在科舉制度建立以後，弘揚良知和正義的知識分子精神一直是體制力量的重要構成。沒有文化素養和學理思想的人不能成為帝國的官吏，最多只能成為下賤的「衙役」。

從知識分子這一特點上來說，中國傳統帝國時代與西方現代民主制度有相似的一面，就是構成國家體制的官吏群體基本為知識分子組成，即使個人品性不一。西方現代民主制度也是一種精英制度，制度的建立者往往是一群知識分子，甚至一些國家本身就是知識分子建立的，比如美國的「建國三傑」，民主捷克的哈維爾。

100年前，天朝崩潰，在禮崩樂壞中，中國知識分子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一場五四運動使中國重新樹立其一個社會良知。即使在軍人當政的數十年裡，知識分子一直扮演著國家道義和體制力量的角色。

民國三十八年，在大批知識分子的擁護下，一個最大的農民武裝成為中國的合法政府。在漢字中，「牢」就是「牛棚」的意思，在接下來的日子，知識分子全部遭到囚禁，囚禁的地方不叫「牢」，叫做「牛棚」。在傳統時代，歷代統治者是非常尊重知識分子的，「士可殺不可辱」，但到了牛棚時代，知識分子面對的不是「殺」而是「辱」。體制試圖消滅的不是知識分子，而是知識分子精神。

「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知識分子從來不是簡單的讀書人，而是一批擁有智慧和良知的賢人，他們是「人瑞」，是上天賜給人類的最珍貴禮物，他們是人類的希望，是人類不至於滅亡並保持發展，維持尊嚴的堅強保證。

從反右到文革，從體制內到體制外，從官方到民間，中國將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肉體消滅殆盡，也將知識分子精神徹底摧毀。中國陷入萬劫不復的可怕境地，直到毛萬歲的生理死亡。從1976年的清明節開始，中國知識分子的小草開始鑽出寒冬的土地，接下來「春風吹又生」。近乎崩潰的體制以「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來獲取民眾的諒解和合法性，這一做法無疑是有效的，從文藝界到思想領域，劫後餘生的知識分子精神開始復甦，進而將中國帶入一個萬象更新的1980年代，「文化熱」的背後是一場充滿希望的中國現代思想啟蒙運動。對中國來說，僅有知識分子是不夠，還要有廣泛的知識分子精神，讓中國恢復正義和良知。這一切社會變遷得益於構成新體制力量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作為良知和正義的代表，無疑與既得利益發生了衝突。知識分子遭遇到了來自體制的暴力，暴力是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一直面對的困境。此次災難之後，體制對知識分子進行大規模地清洗，知識分子全部被驅逐到媒體和學校，然後以酷吏組成的權力來進行嚴厲的控制。

經過淨化的體制完全「去知識分子化」，一個反良知反正義的純淨利益集團打造成功，他們壟斷了一切暴力和權力，甚至話語權。「囚禁」或者「圈養」知識分子的媒體與學校遭到酷吏的嚴厲監視審查和打壓。人類歷史上幾乎從來沒有這樣一個體制，知識分子淪為被劫掠到山寨的「賬房先生」。

在物質利誘和暴力威脅下，知識分子精神在中國不斷的洩散和萎縮，雖然還有苦苦堅持者，他們不是被趕到外國，就是呆著監獄。剩餘的基本都被「軟禁」在體制的角落。國學熱的興起與學術界萬馬齊喑正是知識分子被打壓消解的結果。

中國重新回到軍人體制下的酷吏時代，從一個城管、警察、街道辦主任、局長、市長到封疆大吏，無一不是軍人出身或者流氓酷吏出身。幹部學校成為一個效忠和洗腦的車間。體制拒絕一切關於良知和正義的想像，暴力和金錢成為體制唯一可以理解的語言。民眾只有在暴力和金錢層面才有意義，民眾的存在不過是權力的對象。

作為知識分子，無論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痛苦是難免的，因為他們都將遭到體制的嚴厲打壓和摧殘，體制不需要良知與正義。體制也不是沒有思想，體制的思想依然停留在100年前的法西斯時代。當時的世界是一個叢林社會，社會達爾文主義四處瀰漫，弱肉強食，強權就是公理，落後就要挨打，槍桿子裡出政權……當人們嘲笑北朝鮮還停留在冷戰時代時，其實當下中國比它兄弟更古老。人以類聚物以群分，這個體制需要的不是智慧和良知，而是一群鷹犬和打手。

五四運動的先驅胡適先生在台灣時，每天都要收到無數來自另一個體制的辱罵攻擊的信件，他試圖一一回覆，別人勸他說：一個處女怎麼能跟一群流氓惡棍搏鬥呢？在《肖申克的救贖》中，安迪說：「體制是這樣一種東西，一開始你抗拒它，然後習慣它，最後離不開它。」體制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思想的，它拒絕一切關於人類傳統和良知的想像，權力規則是它運行的唯一動力。對這個時代的中國來說，談民主談人權談啟蒙都是荒誕不經的，因為連人類基本的常識和良知都已經不存在了。一個失去知識分子的國家不過只是一具沒有靈魂的殭屍而已，如同一個植物人，你甚至無法斷定它是否還是一個人，更不用說它是否還有生命。

所謂流氓，就是喪失精神家園和道德感的人，從某種意義上，流氓是知識分子的反義詞。當一個社會消滅了知識分子以後，流氓就是這個社會的主流力量，他們挾裹著一個社會，綁架了整個國家，向著沒有未來和希望的罪惡深處奔去。對一個流氓來說，不要說正義和良知，連道理都是不存在的，跟不用說法律和程序。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是所有中國知識分子的不幸，因為他不僅是失敗的、孤獨的，而且他成為一個笑柄，連同良知、正義、未來、責任、智慧、尊嚴一起，都淪為一個荒誕的話題。

－－轉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