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9月05日訊】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羅伯特.蒙代爾曾在北京大學演講說，「當代最偉大的事情，是美國的崛起。」為什麼是美國？我的理解是：美國高舉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旗幟，並把這面旗幟所代表的保護個人自由、個人權利的價值向全球輻射！

我以前曾寫過，「如果沒有1776，今天世界就可能是《1984》」——英國作家奧威爾筆下的極權鐵幕世界。事實上，縱觀世界歷史，美國的崛起，不僅是「當代」最偉大的事情，而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事情。

在美國建國的短短二百多年中，無數人謳歌美國，當然主要是以生長在美國、瞭解熟悉自己家園的美國人為主。但是，在我有限的閱讀中，發現對美國價值具有最準確、最深刻、最全面的理解，並以最大能量傳播出去的，恰恰是幾個曾和美國有一定「距離」的思想者。比如這三位：

謳歌美國文明的巨人

首先是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他1831年到美國考察，隨後寫出《論美國的民主》這本經典著作。書中他首次提出「美國例外論」，即美國與眾不同：沒有歐洲那種世襲和等級，其自由、平等的內涵和歐洲不同。托克維爾一反柏拉圖、莫爾、孟德斯鳩等歐洲思想家的均貧富之說，而熱烈推崇美國人的發財致富、把勤奮賺錢視為美德的價值觀，以及為此提供實踐平台的「市場資本主義」。他認識到，在這種制度下，美國人不僅得到了物質上的富有，更得到了最大的個人自由和個人尊嚴。「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或者更準確地意譯為「美國特殊論」）這個詞，是托克維爾首創的。

第二個是比托克維爾更深刻、更觸及本質問題、卻因遭美國左、右兩派封殺和攻擊而在學術界遠沒有托克維爾那麼得寵的安．蘭德（Ayn Rand）。她在俄國出生，21歲才來美國，寫出極力推崇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精神的暢銷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和《源泉》，以及十多本強烈反對共產主義（以及各類變種群體主義）、捍衛資本主義的著作。蘭德一生致力傳播以理性、個人主義、人的創造性、資本主義為核心價值的美國文明。

第三個是《時代》週刊的創辦人亨利．盧斯（Henry Luce）。他的父母當年到中國傳教，在毛澤東五歲那年，盧斯出生在山東蓬萊。辛亥革命爆發、中國人推翻帝制那年，盧斯還是一個生活在中國的少年。直到15歲，他才第一次踏上美國土地，後畢業於耶魯大學。他在思想上的原創建樹當然無法和前面兩位相比，但卻曾是傳播美國價值、主導美國風潮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盧斯1923年創辦的《時代》週刊，發展成一個龐大的媒體帝國。盧斯有明確的信念，二戰時他曾發表題為「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的演講，認為他的雜誌有責任向世界傳播「美國文明」：自由、平等、憲政民主等價值。在盧斯活躍的40年中，這個媒體帝國一直致力傳播這種理念。

沒受到左派毒化的少年

托克維爾、安蘭德和盧斯這三位熱烈謳歌美國的思想者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他們的青少年時代都不在美國。托克維爾出生在血雨腥風仍彌漫的法國大革命剛結束之後；安蘭德21歲前經歷的是沙俄和共產蘇聯；盧斯15歲前目睹的是辛亥革命前後的混亂中國。在青少年身體和思想成長的歲月裡，他們在物質生活上，都沒有享受到美國當年已超過歐洲國家的優越條件；在思想上，他們既沒體驗過美國式的自由氛圍（以致後來對這種自由感受更強烈），也沒受到彌漫美國校園、知識界的左派思潮的毒化。在青少年時代躲掉這點至關重要。

15歲之前的盧斯，是在中國的父母傳教士等圈子長大的，這個圈子都是保守派，沒有左翼。盧斯曾說，「也許我對美國的想法太浪漫、太理想主義；簡單說，這不僅因為我是遠距離（從中國）看美國，看得更明白……還因為我小時候成長的周圍，都是很好的美國人。」這些「很好的美國人」，用盧斯後來的解釋，尤其是以中西部的美國人為代表的中產階級。

盧斯的父親到中國傳福音，他的理想是把「世界耶穌化」；而盧斯則通過辦雜誌，要把「世界美國化」（Americanism）。它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讓世界分享美國價值。

在珍珠港事件前夕，盧斯就寫道：「美國已成為全球的知識、科學和藝術的首都」。這種「首都」之說，不是從版圖和征服的沙文主義心態把美國視為世界的中心，而是從價值的角度，認為美國文明代表迄今人類社會能達到的最高水平，是「歐洲文明的繼承和完成」，所以應該讓整個世界分享。

那麼盧斯要跟世界分享什麼？他在一次演講中總結為五條：美國《人權法案》；《獨立宣言》；美國憲法；工業產品；科技發明。前三條是精神，後兩條是物質。

盧斯這樣強調《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等是有洞見之明的。因為立國之本的《獨立宣言》主要確定「人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這三大權利，並用「天賦」的神聖名義來阻止任何力量的可能剝奪。這「三大權利」都是指個人，而不是群體。這是美國先賢最智慧的結晶之一。因為同樣是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後實現憲政民主，而法國大革命卻製造了血腥和恐怖。因為法國人強調的是「人民權利」，即群體利益，結果羅伯斯庇爾等任何人拿到權力，都可用「人民」的名義、群體利益等，剝奪具體個人的權利，最後用斷頭台把法國的憲政前景斬斷。

盧斯強調這三個美國文件，其實就是要向世界傳播「個人權利」價值，而這是美國文明的核心。盧斯在中國目睹辛亥革命。但中國人推翻帝制後為什麼走向法國的道路，而不是美國方向？這裡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隨後發生的「五四運動」等，主旋律是「愛國」和「民族主義」，強調的是「群體利益」，而不是「個人權利」。五四運動的標誌性事件「火燒趙家樓」就是典型的以「愛國」和「群體」之名，剝奪個體權利（燒屋毆人）。後來共產主義在中國興起，基調和基礎，都是這種群體主義，即用國家或人民的名義摧殘具體的個人。

盧斯信奉和傳播這種理念，有聖徒般的責任意識，他說，「美國對自己、對歷史，為她所生存的世界環境，都負有責任」。在盧斯看來，美國人有責任向「被暴政和邪惡統治的世界」傳播自由、正義等價值，輸出糧食、技術等物質幫助。魯斯視美國為「把理想輻射到全世界的動力來源」。

第二，信奉資本主義和自由貿易。

在美國等西方國家辦媒體的，多是左傾。他們雖然通過辦私營媒體（企業）而致富，但卻多是批判資本主義，強調左派的均貧富和大政府，以佔據道德高地。但盧斯從創辦《時代》週刊開始，不僅傳播理念，更把它真正作為企業來辦，按資本主義的市場規律來管理。《亨利．盧斯的理想》演講集序言說，「盧斯喜歡商業，喜歡實踐，也樂於觀察。」盧斯啟用最好的寫手、攝影師，在報酬上絕不一刀切，而是親定獎賞，親撰升遷報告，以資本主義的按勞分配、優者多得的方式來調動編輯記者作者的最大創造性。該序言說，「市場既需要、又最終獎賞那些真正迷戀經營企業的人；無論從個性、智慧，還是道德上，這話都正符合盧斯。」

有一流人才，就有一流的雜誌，成功的企業。從《時代》起步，盧斯又創辦了《生活》、《財富》和《體育畫報》等四家雜誌。四十年代中期，《生活》週刊發行400萬份，《時代》200萬份。這在今天，都是驚人的數字！當時在美國10歲以上的人口中，盧斯的雜誌讀者占20％，這是美國新聞史上從未有過的輝煌！

盧斯所以這樣熱愛商業，推崇資本主義，還跟他的「美國世紀」理念有關。他認為，「商業是美國世紀的力量機房的發動機」；只有全球自由通商，才是解決人類貧困的根本之路。而這個明顯的道理，今天無數的大學教授們、《紐約時報》獲諾貝爾經濟獎的專欄作家克魯格曼們、白宮的奧巴馬們，統統都不懂，還在迷戀大政府的烏托邦，幻想用更強大的政府力量，來劫富濟貧、均貧富。他們仍崇拜那種跟共產主義建立在同樣根基之上的社會主義思想。

正因為盧斯信奉市場經濟，所以他不僅強烈反對羅斯福搞大政府的新政，還曾用《時代》週刊的影響力全力阻止羅斯福連任，更一路在思想的戰場上跟左派毫不妥協地廝殺。盧斯甚至說出這樣的話：「我認為痛恨羅斯福是我的責任。」

第三，反對共產主義，愛中國。

在美國新聞界中，盧斯是少有的對共產主義深惡痛絕、並動用全部力量抵抗的出版家。他的名言是：「共產主義是前所未有的攻擊人類的最毒的癌症。」「我們應盡全力在所有時間、所有地點進行反擊。」在日本侵華時，盧斯疾呼美國放棄援日條約，把援助轉給中國，並與曾在中國生活以小說《大地》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成立「賑濟中國委員會」，聯絡美國工業、醫藥、教會等各界成立「援華聯合會」。盧斯主持的《時代週刊》推出「中國報導」專版，當時領導抗戰的蔣介石夫婦被登上《時代週刊》封面，以及宋美齡到美國國會演講等，都是盧斯一手促成的。

他還親自去中國。當飛機穿過日軍佔領區，要到達重慶時，他從機窗看到中國的田野和山峰，相當激動——那是他曾生活、成長了14年的國家。隨後他一生都想幫助中國，希望看到一個現代化的民主中國。

日本偷襲珍珠港那天，他聽到消息後，把雜誌已做好的內容全部撤掉，整本報導這個事件。然後跟病重的父親通電話，他父親說：美國人民終於會覺醒了，認識到幫助中國（抗日）對美國的意義，以及美國對中國的意義。當晚他父親就去世了。

日本投降後，他又飛去中國。因為美國的政策是調停，甚至寄望國共合作，建立聯合政府。盧斯敏銳地感覺到，這是不可能的。他早就說過，民主和獨裁絕不能在一個屋簷下共存。毛澤東到重慶，盧斯去參加共產黨的酒會，聽到毛說，國共之間，80％的問題都解決了，只剩下一小部分；但共產黨除了和平，絕不使用任何其他手段；毛還呼籲，中國人民要團結在蔣委員長的周圍。全場響起掌聲。毛演講後，盧斯跟毛有過簡短交談。後來盧斯還去見了周恩來。但這些見面，都加深了他的預感，共產黨要權力、要全中國；國共和談根本不會有結果。他建議美國向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提供全面援助，必要時出動美軍，幫助擊敗共軍，遏阻共產主義的蔓延。

被左派勢力淹沒的清醒者

但他的意見是孤獨的。馬歇爾去中國調停是要國共兩黨像美國的兩黨那樣輪流執政。美國人天真極了。盧斯動用全部關係，找所有能找上的美國權力人物，如祥林嫂一般喋喋不休勸說，希望美國增加對蔣介石國民政府的援助，希望美國出兵。但沒人聽他的建議，他到處碰釘子。就連他自己的雜誌，都違背他的意志；主要編輯都跟他的意見相左。雖然他開會警告說，他是老闆，可解雇任何人，但也沒用。整個美國上層和知識界的氣氛都往左傾。後來查出，連當年陪羅斯福去雅爾塔跟斯大林簽公報的國務院東亞官員希斯（Alger Hiss）都是共產黨員，並給蘇聯做間諜。檢舉希斯的《時代》週刊國際版總編輯也是前共產黨員。

毛的軍隊佔領整個中國大陸後，盧斯的情緒降到低點。這是他預感的。但他的呼籲、建言、警告，全都不被理睬。他的同事回憶說，盧斯時常坐在辦公室發呆，有時神情恍惚，丟三拉四。

隨後冷戰到來，越戰發生，尤其是美國和西方左派越來越主導媒體和輿論（他們不敢說支持共產主義，而是反—反共，排擠和打壓像盧斯、蘭德等堅定反共的人們），這些都使盧斯沮喪、失望，導致他在民主黨的約翰遜總統掌權、左翼勢力高漲的1967年與世長辭，才69歲。

他去世後，左派主導的新聞界和學界更有意忽略、貶低他的歷史地位。去年出版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寫的最新傳記《出版家：盧斯和他的美國世紀》，雖然承認盧斯是「成功的出版家」，但仍認為盧斯在所謂美國世紀、美國精神等方面的「遠見」是「失敗的」。

事實是：這位確信美國文明的媒體巨人所致力傳播的美國價值，今天已走向世界。沒錯，「當代最偉大的事，是美國的崛起。」而正是蘭德、盧斯等這些極少數的巨人們，用他們所傳播的思想，支撐美國的崛起，架構著當代「最偉大的故事」。@

——原載《開放》2011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