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9月03日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百年前中華兒女挺身點燃的革命烈火，終結了腐敗專制的晚清王朝。武昌起義告捷，並非一舉而成，前面的十次浴血革命失敗都在蓄積成功的能量。但，若說滿清亡於人民揭竿起義，未若說其亡於自身的顢頇專橫，戕殺民心的同時也自堵了生路。
追昔撫今，暴權末路表現何其相似？無論是站在大砲前的清官，或是坦克車前的無名氏，都試圖在龐大血腥的殺戮命令中挽救一些什麼。恐懼陷入圍剿的政府，嚴密封鎖訊息與聯絡管道，試圖延長黑暗的統治手法如出一轍，然而百密終有一疏。曾經以為千秋萬歲的異族統治，就這樣墮入滅亡的劫數。
百年回顧，武昌起義成功了，但中華民族的「革命尚未成功」，中原大地仍被西來幽靈盤據，「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在今日中國顯得意義非凡。
孫中山vs.美國 革命淵源與祕辛
文 ◎ 陳柏年 翻拍 ◎ 劉佳柔
慶祝辛亥百年，美臺聯手舉辦難得一見的珍貴史料展，揭開了孫中山革命歷程與美國的淵源與祕辛。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國家理念，開展了孫先生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思想圭臬，進而催生了亞州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今年夏天，為慶祝中華民國誕生100週年，臺北國父紀念館與美國在臺協會合作舉辦「孫中山先生與美國特展」，首度公開展出孫中山在美倡導革命之珍貴文件，並於7月25日舉辦「孫中山先生與美國」座談會，中外學者齊聚一堂，深度探索孫中山革命與美國爭取民主經驗的思想淵源。
《孫中山與美國特展》資料與照片，來源自美國國務院、美國國家檔案局、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及荷馬李（Homer Lea，1876~1912）家屬等，為臺灣難得一見之歷史文件。
即如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司徒文所言：「1863年11月19日，美國總統林肯在賓州蓋茨堡戰場的獻碑儀式上，做了一段三分鐘的演講。這三分鐘的演講，徹底改變了美國和臺灣。」林肯所揭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國家理念，感召了孫中山，開展了民族、民權、民生此三民主義的思想圭臬，爾後催生亞州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而特展中，也呈現了協助孫中山策劃黃花崗事變，最終推翻滿清的美國軍事專家——荷馬李的事蹟與照片。他被當時媒體稱為「和孫的親近程度，勝過全地球上任何其他人」以及「孫對他的依賴程度，也勝過全地球上任何其他人」的美國友人。民國肇建後，他被任命為首席軍事顧問，不久即因中風，返美病逝。他的遺願是葬在中國，大殮火化時，仍身穿中華民國的將軍服裝。
為了履行父親返中安葬的遺願，1969年，荷馬李繼子約書華．B．包爾斯輾轉接洽，始將李氏夫妻倆的骨灰移交給中華民國政府，以隆重典禮安葬於臺北陽明山公墓。據說當時蔣中正亦對義子承諾，他日統一，終將遷葬南京。
另外，會場展出一珍貴文件，就是孫中山的夏威夷出生證明。1895年，由於孫中山因首次廣東起義失敗，受到滿清政府通緝，又因美國排華政策無法進入美國安排革命大業。在親友勸說下，只有申領「夏威夷出生證明書」，不僅順利入境美國本土，並獲得了美國公民身份。
在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一職之後，他便數度公開自己出生於中國的事實，也確立了中華民國的公民身份。
座談會中，美國三一學院歷史系主任李文璽（Michael E. Lestz），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長黃克武，皆表示孫中山與美國經歷的民主思想，淵源甚深。
睹物思人，我們彷彿看到百年前動盪的大時代中，一位成大事業者難免歷經許多祕辛委屈，也對美國及中華民國兩國的淵源，有了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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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革命據點使命未竟
文 ◎ 吳雪兒、木干
年輕時赴港求學的經驗，讓孫中山萌生了革命的思潮。當滿清在對傳教士下達禁止令的鎖國政策後，英國治理下的香港也就成為大陸最重要的資訊中轉站，更進一步成為革命的根據地。而今日的香港，一如辛亥，將一圓孫中山革命未竟之志。
1923年2月20日，國父孫中山從上海返廣州，途經香港停留，應邀到香港大學發表演講。期間有人問到孫中山，何時及如何得到民主革命的思想？孫中山回答說：「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至於如何得到，則我於30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則散步市街，見其秩序井然，建築宏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深刻之印象。我每年回香山兩次，兩地比較情形迥異，香港整齊而安穩，……外人在七、八十年間由一荒島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研究結果，知香港政府官員皆潔己奉公，貪贓納賄之，絕無僅有，此與中國情形正相反。」
孫中山於1883年始先後在香港拔萃書院、中央書院和香港西醫院讀書。於此期間，年輕的孫中山正值思想形成的階段，香港法制和自由所帶來的進步，為孫中山立志改變中國的民主革命思想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其後在日本、檀香山組織革命，考察美洲和歐洲的過程中，更完善了他的民主革命思想。
香港不僅是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發源地，同時也是辛亥革命最主要的祕密根據地。1895年2月21日孫中山在香港與楊衢雲、陸皓東、謝纘泰、陳少白、尤列、鄭士良、楊鶴齡等多人建立了香港興中會，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的16年間，興中會及以後的同盟會發動的十次武裝起義中，有6次都是以香港為祕密基地，香港興中會及以後的同盟會香港分會一直是廣州以至華南地區革命起義的策劃、指揮中心，同時也是籌款轉匯及購買轉運軍火的祕密基地，每當起義失敗後，香港又是革命黨人逃命的落腳點。當時的中環士丹頓街13號的「乾亨行」和跑馬地35號都是孫中山、黃興等人進行武裝起義的祕密籌備所。
辛亥革命 港富商相救
1900年1月25日革命黨人陳少白在香港中環的士丹利街24號創辦了《中國日報》──香港革命黨人最早的報紙。此報為興中會以及後來的同盟會、國民黨的初期革命活動作了大量的宣傳工作。當時報紙的經營異常困難，幾經生死波折，都是在香港的富商李紀堂、李煜堂、何啟、區鳳墀、林直勉等人的幫助下度過難關的。
興中會首任會長，中國近代革命家楊衢雲，領導了第一次廣州起義及惠州起義。失敗後逃回香港，1901年1月10日楊衢雲被清廷刺客陳林槍擊於中環結志街 52號2樓自己的寓所內，次日逝世。後下葬於跑馬地墳場。墓碑立於同年12月23日，因擔心繼續遭到報復，故碑上沒有字，只刻有編號6348。墓碑以天圓地方的概念設計，上有青天白日的圖案，象徵著楊衢雲一生的革命精神和宏偉功績。2009年香港上演了話劇《無名碑》和電影《十月圍城》，都是以當年的歷史為背景，再現了楊衢雲的事跡。
滿清設宗教禁令 埋下革命伏筆
香港成為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發源地，其實於1720年代就早已經埋下伏筆。據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客座副教授馮可立博士說，當時基督教教士到中國傳教，清政府和梵諦崗有爭拗，最後清政府禁止外國人來中國傳教，因此，從1720年到1840年差不多120年來，中國對外國的變化知道得很少，而那段時間也是西方工業社會發展和現代化最急劇的時候。
香港於1842年被殖民政府佔領後，其對滿清的影響力即於當年直至1911年，長達70年左右。初步的影響不是那麼大，到洋務運動開始後，由於中國內地的報紙無法在內地製作，所以要在香港出報紙再運回內地，於是香港成了一個訊息中轉站，讓內地瞭解到外國當時的發展現況。
成立同盟館 港成訊息中轉站
當年的香港封鎖並不厲害，所以大陸民眾很容易來到香港，他們來到香港後知道很多事情，也順道把資料運回大陸，香港也成為了中國認識整個世界的關鍵途徑。洋務運動其中一件事情是成立了同盟館，馮可立說：「同盟館其實就是要學英文，因為要翻譯外國書本，1842年後的中國很少有人懂英文，要翻譯書本唯有到香港找人幫忙，或經香港送人到外國學英文。因為中國脫離了整個世界，所以把香港作為一個中轉站。而香港經過英國殖民地統治後，慢慢也訓練了當地一批人認識這個世界。」
馮可立認為，辛亥革命的主角是中國國內的仁人志士，他們追求要推翻滿清政府，而香港則幫忙做了三件事：「香港有一個比較自由的環境，孫中山和一些朋友在香港租了地方做策劃工作；在香港籌錢。香港的富豪和關心中國人士都很願意捐款；香港作為中轉站，幫忙買外國軍火，再偷運到大陸。」
除了香港外，日本是孫中山第二個基地。馮可立說：「中國民眾當時要瞭解世界，第一個中轉站是香港，其次就是派了很多學生到日本，學習他們的現代化，其實日本有很多中國人，也有些有錢人，所以也籌集了很多捐款。」
另外，檀香山也是孫中山的基地。當地華僑也有捐款。南京政府剛成立時，資金並不充足，還要買軍火，支持軍隊，所以資金一直是很短缺的。
革命未竟 架構崩解民主未落實
據說，武昌起義成功後，在香港富豪當中，集資了100萬來主持革命政府。根據記錄顯示，當時曾經有一張英文報紙報導，指香港99％的人都熱烈支持武昌起義的成功。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週年，但「革命尚未成功」，馮可立說：「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封建的政權，然而事實上並未能夠推動（中國的）民主，只是有一個意念，但落實民主就很困難。百年後，我們看到中國是有條件去做民主的，但它既有的權力架構和利益集團是很反對有民主的。」
百年後，不少大陸民眾仍然將香港看待為爭取民主的橋頭堡。馮可立說：「最怕香港政府似乎想全面學習中共政權那一套，又要改補選條例，又要胡椒噴霧對付異議人士。」
再挑狂熱民族主義
馮可立說，辛亥革命前是義和團之亂，義和團基本上是狂熱的民族主義。現在歷史似乎在重演，他說：「目前在香港，這種風氣似乎在回復，說『大國崛起』，美國在衰退，這種民族主義不知道破壞性將來有多大。……這種民族主義是在醜化西方社會，不計後果地反對民主、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觀。」
對於未來香港扮演的角色，馮可立說：「如果我們不做，就什麼都沒有，事在人為，能做多少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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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擁清到滅清 四川保路運動
文 ◎ 陳柏年
辛亥武昌的光芒，幾乎掩蓋了四川保路這一關鍵運動。無能的滿清為了滿足列強貪婪，將原本交與民間經辦的川漢鐵路建設，不惜屠殺收回國營並轉予列強。怒潮引發保路運動，20萬川民揭竿起義，清兵入川鎮壓，武昌空虛，辛亥告捷。
晚清末年，專制帝國已至窮途末日。雖然勢不可為，仍有一派心存復辟的君主立憲信仰者對延續滿清命脈寄予厚望。發生在四川的保路風潮，原是一群良民富紳，意圖以溫和手段，向割地鬻國的滿清王朝爭取一條中國人擁有的鐵路。這不單為了保衛自己多年來投注的血汗與希望，也為了不讓環伺的強權敲骨吸髓，侵佔這條光緒皇帝曾經欽准人民擁有的鐵路。起初，他們期待透過理性溝通與談判的文明方式，向政府爭取一點點微薄的權益與尊嚴。然而，當殘暴政權向人民高舉屠刀時，這個最後的希望破滅了。而露出嗜血面貌的清末帝國，注定走向覆滅的命運……
天下未亂蜀先亂的四川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這兩句古語說明了四川之地的意義特殊。古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由於資源富饒，地形上得天獨厚，再兼以民風強悍，是各代亂世避難地，卻也常是亂源之始，向為兵家必爭之地。在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中，就列舉秦先併蜀而兼諸侯、晉先舉蜀而後滅吳，桓溫、劉裕有問中原之志，則先從事於蜀，宇文泰先取蜀，遂滅梁。羅列各代據蜀而得天下之論為例，說出「以四川而爭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的定論。而在滿清覆亡的前夕，四川也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然而這個關鍵角色的形成，卻是任何人始料未及。
就在四川人民陷入保路運動，如火如荼的揭竿而起，榮縣石破天驚的第一個宣稱獨立之際，辛亥年9月25日，遠在海外的孫中山在信中寫道：「近日四川省起大風潮，為民眾政府之間發生鐵路爭端所引起。我黨在華南的總部諸君大為激動，因為謠傳四川軍隊已捲入紛爭。如所傳屬實，則我黨人擬策動雲南軍隊首先回應。而廣東下隊亦將繼起。但我不相信此一傳聞，因我們從未打算讓四川軍隊在國民運動中起首倡作用，這方面它尚毫無準備。」
然而正如孫中山在宣揚民主革命時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由四川保路運動所點燃的戰火，在半個月間迅速延燒，爾後就帶來了中國的新生……
建造一條真正屬於中國的鐵路
清末朝廷喪權辱國，由於背負著沉重的戰後賠款、鐵路借款、新政建設，又必須應付日起的革命與民變，軍餉稅捐一日沉似一日。然而面對狼虎般窺伺中國的列強，保住奄奄一息的政權，色厲內荏的清朝只有加重剝削人民一途。古來富庶的四川，除了要承擔西南各省餉銀的「常捐輸」之外，還要增加因各種賠款而增的「新捐輸」，巧立名目的稅項層出不窮。如農民擔糞入城要「糞稅」、娼妓要繳「花捐」……負荷之大筆墨難形。然而八國聯軍之後，中國人民的愛國情緒逐漸高漲，再如何刻苦付出，也抱著收回喪失各項國權的希望，「鐵路路權」即是其中之一。
在當時，中國境內鐵路多為外商集資建造。或透過強行築路，或假借｢合辦｣或「貸款」控制，搜刮中國的鐵路權益。有清一代修建鐵路約9,400公里，帝國主義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就占80％，喪失國權莫此為甚。1903年，在四川人民強烈爭取下，四川總督錫良上書「自辦鐵路」的計畫，獲得上諭許可，光緒皇帝詔文中有兩句：「庶政公諸輿論，鐵路准歸商辦」。這一消息傳來，人人歡喜若狂，奔相走告。「商辦川漢鐵路公司」隨後成立，並宣佈這是一間完全由民間集資，只召中國人入股，不借外債，也不招洋股的鐵路公司，特別聘請「中國工程之父」詹天祐為鐵路總建築師。然而「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這條預估要耗費5,000 萬兩白銀的鐵路修建資金，要從何而來呢？
資金來源，除了少數富商仕紳以資金自願認購之外，還以全省各戶的農田收租，徵受賦稅。後者的款項，就佔了集資的七成以上。也就是說，川漢鐵路大部分透過全 7,000萬四川人民自願徵收的稅金繳交而成。短短6年，四川一地集資銀兩高達900多萬，鐵路也快速動工。然而眼看豐厚彙集的資金與鐵路建成後擁有的巨大利益，各國逐漸眼紅。面對國庫漸空、外有豺狼的窘境，清政府遂對這條川民血汗打造的鐵路，起了覬覦之心……
風起雲湧的保路運動
宣統3年4月（1911年5月），郵傳部尚書（類似今日交通部長）盛宣懷，迫於英、美、德、法等四國淫威，驟然頒布「鐵路國有政策」，逕向四國銀行與日本分別貸款一千萬英鎊與一千萬元建造鐵路，取消之前允許民辦的成議，宣稱已動用的民間款項，由發行的股票抵收。於是立憲派的保守黨人，千方百計要使鐵路為民所有的努力落空，清廷此舉分明就是要借「國有之名」，行「賣國之實」。消息傳來，各省譁然，引發強烈反彈。5月21日（國曆6月17日），川漢鐵路公司召開臨時大會，討論四國借款合同，各界代表到會約2,000餘人，眾推青年翰林顏楷主持大會，一致對合同表示堅決反對。有一人立，淚流滿面，邊哭邊說：「訂了這個合同，鐵路完了，四川也亡了。」說完嚎啕大哭，現場哭聲震天。人們大痛清廷此舉無異「三賣」：賣路、賣川、賣國。大會上一致決議，成立「四川同志保路會」。
為了爭取朝廷認同，他們推舉立憲派所公佈，預備立憲時設立的四川諮議局議員蒲殿俊和羅綸為正、副會長。蒲、羅力主「文明保路」的意見：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聚眾暴動。為了表明自己忠誠擁戴清朝的立場，他們在鬧區搭建光緒皇帝皇位臺，焚香禮拜，顯示絕無作亂之心。兩旁是一副對聯：「庶政公諸輿論，鐵路准歸商辦」。幾天之內，各省城、機關、女子團體、回族、基督教徒……紛紛成立保路同志分會，人數竟高達數十萬人之譜，皇位臺亦隨處可見。於是川民推派蒲、羅二人向當時的川督王人文懇切上言，希望朝廷收回成命。
倘若是稍具人性、情理的統治者，自然會同情川民。都督王人文具體上奏川民所求，希望清廷體恤民情，收回成命。然而貪腐的獨裁者不能冒這個險。因為除了四川，湖南、湖北、廣東也在爭取路權。倘若開此肇端，川地動搖，如何壓制西南半壁？於是清廷嚴責王人文的疏失，革職查辦外，並立時任命以血腥暴力著名，有「屠夫」之稱的趙爾豐即刻上任川督一職，委以川漢鐵路國有化的職責。一場風暴悄悄醞釀……
用鮮血保路的「成都血案」
6月11日（國曆8月5日），趙爾豐到任不久，就被邀請參加川漢鐵路公司的會員大會。會員張瀾義正嚴詞，一一痛駁清廷將鐵路收歸國有的各項論點於情、於理、於法皆無所據，趙爾豐被說得面紅耳赤，啞口無言，只有隱忍不發。豈知盛宣懷等人又設下一場移花接木劇，密謀商量佈局，重金引誘川漢鐵路公司的駐宜總理李程勳背叛股東，受聘為「國有鐵路」總理，意圖私下轉移商辦鐵路路權。
6月14日（國曆8月8日），趙爾豐率16名官員參加會員大會，宣讀郵傳部電諮，正式委任李程勳為國有鐵路總理，此舉再次激怒川人，會場一片喧譁怒罵，股東會立刻決議撤銷李程勳一切職務，並請趙爾豐彈劾盛宣懷踰權越職、蔑視民意的騙局。豈料盛宣懷挾朝廷之命，不但執意委任李程勳為國有鐵路總理，並汙衊這群良民股東為滋事少年，請朝廷明降諭旨，「格殺勿論」。電諭一至，川人怒不可抑，罷市、罷工、罷課，抗捐、抗稅……自成都席捲全四川，家家戶戶在門前供奉搭建光緒皇位臺，頓時四川如大江潰堤，陷入不可收拾的亂局。
初時，心狠手辣的趙爾豐還對鎮壓有所疑慮，見到朝廷敕令後更無忌憚。此時，伺機而動的同盟會的革命派分子，決定利用保路群眾之力量，瓦解腐敗清廷，在股東大會上散發四川人自保商榷書，立憲派恐有變質為革命派之實。趙爾豐見事件一發不可收拾，恐怕丟官，他下定決心，要弭平這場民變。
7月15日（國曆9月7日）上午，趙爾豐展開行動，一舉誘捕蒲殿俊、羅綸、張瀾等股東與首腦，共羈押9人。消息傳出，成千上百的男女老幼，頭頂光緒牌位，手持焚香，湧至督署請願釋放人質。豈料趙爾豐竟下令清兵開槍，當場射死忠君愛國、手無寸鐵的良民30多人。不畏以死懼之，自請與蒲、羅同囚的請願民眾仍舊蜂擁前來，趙爾豐手下有一位喪心病狂的營務處總辦，膽敢下令士兵開大砲轟擊民眾，幸成都知府於宗潼撲身炮口，嚎啕大哭，才免於更大規模的屠殺。望著暴屍三日，懷中猶緊抱光緒皇帝牌位的死屍，清廷徹底失去立憲民心。這就是清廷覆亡前的血債——「成都血案」。
帝國輓歌響起的前夕
成都血案發生後，為免黨人聯絡聚集，趙爾豐斷絕郵電交通，進入戒嚴。同盟會當夜趕製數百塊木牌，上書「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外面再裹上油紙，投入錦江，以此「水電報」通知同盟會員揭竿而起。幾天之內，榮縣、華陽、新津、灌縣相繼起義，集結各地軍隊人數達20萬人，趕赴成都血戰清兵。但這些義軍多是文弱百姓，僅以刀斧與清兵作戰，如何戰勝？歷經大小戰役後，同盟會員王天傑率6萬殘部回到榮縣後，首先成立「榮縣軍政府」，9 月25日鄭重昭告天下，宣佈榮縣獨立。消息傳出，井研、仁壽、威遠各縣一一響應。各軍皆樹旗四面，上書「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革命已成熊熊烈火，君主立憲宛如明日黃花。
追昔撫今，暴權末路表現何其相似？當巨艦要沉沒之前，眾多用心良苦、蒼天可鑑的善良人民，以自己的性命與忠誠擁立勢不可為者，以為可以扭轉天命，卻最先被屠殺犧牲。無論是站在大砲前的清官，或是坦克車前的無名氏，都試圖在龐大血腥的殺戮命令中挽救一些什麼，令人為中國人苦難的命運痛徹心扉。恐懼陷入圍剿的政府，嚴密封鎖訊息與聯絡管道，試圖延長黑暗的統治手法如出一轍，然而百密終有一疏。曾經以為千秋萬歲的異族統治，就這樣墮入滅亡的劫數。
半個月後，清軍大兵鎮壓四川，造成武昌空虛，同盟會策動武昌起義，建立了全世界華人政體中最自由、最富裕、最先進的國家——中華民國。武昌起義之成，中華建國之果，四川保路之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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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百年反思
文 ◎ 申浩德
辛亥革命已過去100年了。今日回顧，大多對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創建民國抱持肯定態度。然而，中國自從辛亥革命以來一個世紀的命運並不順遂，中國至今分裂。百年後的今天，有必要對於這場變局做一個更為深刻的回顧。
仔細玩味不難發現，中國過去這100年來所走過的路程十分坎坷。辛亥革命成功以後，同盟會的領袖孫中山只擔任了短短幾個月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就去職了。繼任的袁世凱是北洋系統實力派軍人的首腦，對於民主共和既無認識更不認同。他在政治上的局限性很快就暴露出來了。他一方面全力清除國民黨在政壇上的勢力，一方面還在做著當皇帝的美夢，這就注定了孫中山最後必須發動二次革命和護法戰爭。但是，國民黨的政治實力畢竟不夠，即便袁世凱去世後他們仍然無力掌握中國的政權，中原大地遂陷入了軍閥混戰與南北對抗的亂局中。
退守南方的孫中山也曾經企圖以軍事北伐的方式再度統一中國，但是直至辭世他都未能如願。中山先生的繼任者蔣中正以黃埔軍校為基礎，首度打造出一支有革命理想、又有戰鬥力的軍隊，才得以在兩年半的時間內打敗從廣東到北平的軍閥，基本統一了中國。
本來對中國來說這應該是一個可以起飛的歷史關鍵時刻，但卻又同時面對來自內部和外部的艱鉅挑戰。一批懷抱著與國民黨三民主義的理念迥然不同的人，在俄共有心的利用與扶植下，於民國十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從內部侵蝕著這個剛剛要重新起步的共和國。而在東方海上，日本這個如朝陽升起般的亞洲強國，挾著一次世界大戰戰勝的威風，開始了針對中國的將近半個世紀的侵略。
近代中國史學家所稱的「黃金十年」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展的。這時的中國南有中共的叛亂，北有日本的侵略，而廣大的西部還佈滿著形形色色的軍閥、地方武力以及降叛不定的少數民族；更不用說在國民黨內部還存在著汪精衛及其他不滿蔣中正的政治勢力。所以，孫中山在他的《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及《實業計畫》等著作中所描繪的建立現代化國家的努力，在中國社會上的真正進展其實十分有限。中華民國的這種窘境進一步刺激了日本軍閥的野心，遂導致了長達八年的全面侵華戰爭。
對於一個體質孱弱的中華民國來說，面對已經工業化了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侵略，實質上並無抵抗之力。然而中華民族當時認識到這是一場生死存亡的鬥爭，不容不全力以赴。中華民國的軍隊一敗再敗，國都一遷再遷，但是就是不肯曲膝投降。幸好日本軍閥的狂妄與愚昧使其自掘墳墓，1941年底偷襲珍珠港將原本袖手旁觀的美國引入戰爭，才使得整場戰事逐漸轉而對中國有利。
八年之後，日本投降。但是中國人民的歡欣鼓舞在持續不到幾天就重新跌落谷底，因為八年來，躲在浴血抗戰的國軍背後全力自我茁壯的中共，現在終於逮到時機舉起叛旗了。在不到四年的時間內，共軍先後在東北、華北以及平津一次次地擊敗國軍，最終竟然將國軍全面擊潰，席捲整個中國大陸。
從那時開始，中國遂以海峽為界，陷入分裂。大陸在中共領導下試驗共產主義，而臺灣則在國民黨的主導下實行三民主義。六十年下來，兩岸在經濟、社會與政治等面向已有相當差距。近年來兩岸雖然開始交流，但是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歧異依然巨大，以致戰爭的陰影始終籠罩在海峽的上空，揮之難去。
辛亥革命之不足
回顧歷史，重新檢視辛亥革命以來中國政局的發展，會發現中國政局的顛簸與混亂有一部分可歸因於辛亥革命。首先，發動和領導這場革命的是一個人數並不多、組織不嚴密而且訓練不精良的團體。嚴格說來，光憑它的力量應不足以完成革命、推翻滿清。掌握滿清兵權的袁世凱雖然心懷鬼胎，但是如果沒有他的「斡旋」，清廷不會和平退位讓出政權，而且當時一觸即發的南北戰爭也不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就煙消雲散。所以，事後看來，作為革命主力的同盟會，其組織之鬆散無力應該是其後民國政治亂局之主要原因。
其次，證諸當時的歷史，可以清楚看見同盟會與國民黨內部人心之不齊。在革命爆發的頭幾月內，武漢得而復失以及清軍在袁世凱的指揮下步步進逼時，有相當一部分革命黨人或者喪失信心、或者因為袁世凱本身是漢人而惑於狹隘的滿漢之分，遂致出現了接受袁世凱、甚至擁戴袁世凱的錯誤想法。這種人心不齊的現象也就從另一側面反映出了革命黨組織的鬆散。
復次，在清室覆滅前後以及民國肇建初始，同盟會與國民黨所呈現出來的各方面的紊亂，其實也顯示這個團體缺乏一個明確而有力的思想體系。作為意識形態的三民主義，眼光遠大，方向正確，但是由於孫中山多年來忙於國事，一直未能將其論述完整寫出，直到陳炯明叛變後中山先生才以演講的形式將其思想體系作了闡述。所以嚴格說來，整個國民黨對於三民主義的理解與信仰是不足的，而三民主義對於國民黨乃至整個中國的影響是有局限的。回首望去，這恐怕是辛亥革命最大的不足了。
辛亥革命的歷史里程碑
然而不論後人如何評價，辛亥革命在中國的近代史上仍是一個重要里程碑，它推翻了統治中國將近三百年的滿清政權，結束了在中國歷史上綿延超過兩千年的帝制，創立了中國以及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一般的史書都將這三者併為一項，其實它們在本質上是有極大的區別。如果重複中國幾千年來的歷史，則在推翻滿清後，人們其實可以重新建立一個漢人政權，但是孫中山與國民黨人並沒有這樣做。另外，在結束帝制之後的幾十年內，都曾經還有不同的人企圖在中國再度恢復帝制，譬如袁世凱、張勳、甚至日本關東軍，他們的失敗證明了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環境中，帝制已經成為不可接受的選項。這是孫中山及辛亥革命帶來的重大歷史轉折。
作為民主共和的中華民國，其命運固然坎坷，但是它的本質是完全吻合人類歷史發展的趨勢。因為二十世紀以來的100年中，世界各國的政治變遷，無論其為改良、改革、政變或是革命，即便其間曾出現過不同的體制，不論是軍人獨裁或是一黨專政，最後的最穩定的選擇通常是民主共和政體。這種趨勢在1980年代以降，尤其是蘇聯及東歐共產政權先後瓦解後，是更加明顯的。中華民國坎坷的過程，畢竟還是無法抹殺歷史的遠見。
在中華民國建國100週年前夕，退出中共組織的中華兒女超過了一億人。歷史大潮正在用此數據勾畫人類未來的藍圖。◇
本文轉自239期【新紀元週刊】「封面故事」欄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