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駱家輝平民化到京引討論

余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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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09月27日訊】美國最新的駐華大使駱家輝,因為他是華裔的第二代,他的父母大概是從臺灣移民來的,但是他跟中國、臺灣也沒有什麼關係,完全是在美國長大的,在文化上、血統上有中國的根底,但是基本上是一個美國人。所以他到中國去,在洛杉磯機場他到食品店買漢堡包吃,被一個中國記者拍了照;然後這個人又一路跟蹤到北京,一家四口自己拿包袱,非常平民化地到了北京。

這件事被渲染以後,在網上就引起各種討論。沒有想到一個駐華大使居然沒有一點架子之類的、隨便自己買東西吃等,這個在網上很多人都看到了,都認為是很少有的平民作風、沒見過。其實這在美國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緊接著就是美國副總統拜登訪華,他帶著孫女兒去,也非常平民化。有一天他到北京的一個小館子、中國飯店裡面,吃了一碗炸醬麵,大概花了79塊人民幣,他也沒有要收條,就這樣他自己付了。

這件事情引起更大強烈的反響,線民更是一傳十、十傳百,報紙、雜誌也紛紛登載,說這樣的副總統,他不要接受共產黨的招待,表現得那樣平民化,那更是不可思議了。所以線民就說資本主義副總統跟大使,這樣的平民化;而社會主義,只要你做了官、做了大老爺,出來以後一定是警車開道,老百姓是不堪其擾,到底哪個主義好呢?所以這個也引起媒體的轟動。

這個轟動對於中宣部非常敏感,中宣部最後不得不下令說對拜登吃麵的事情不能再報導了,而且網上也不能瘋登亂傳,說借這兩個事情做文章來罵中國自己;特別是線民,有些人就拿溫州撞車以後,有個北京的調查小組跑到溫州去調查,可是它飲食起居待遇是好得不得了,報紙上也報導了。所以拿這個跟拜登做一個比較,那就不堪入目了。

想不到的是《光明日報》還正式發表文章,說駱家輝這種輕舟簡從的背後是資本主義跟西方價值觀在中國滲透,這代表美國的新殖民主義,不知道從何說起這種話;這裡可以看到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類話更是可笑了。別人日常生活常態在中國解釋為來顛覆中國社會了、中國原有的秩序了,這是不可想像的事。

所以這件事情鬧這樣大的風波,可以看出兩個社會是完全不同。因為在美國來講,做官根本不是一個很高人一等的事情,往往只要一有機會就自己退出來做自己的事情,所以絕不會有官高人一等,可以擺擺威風這種想法。但是這是跟中國完全不同的,在西方如果你看到總統、副總統,或者國務卿在某些公共場合有安全人員保護,那也是不著痕跡、看不見的;而基本上都是老百姓把你選出來的,你給老百姓要負責任,你絕不會高於老百姓。總之你是國家領導人很重要,那是老百姓要你重要、你才重要的,老百姓不要你、不選你,你就沒有重要性了。

共產主義本來是以追求公平,為平民、為無產階級、為窮人伸張正義的,可是變成一個制度以後,尤其變成共產黨這個制度以後,特別是中共,中共比蘇聯情況還嚴重,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個集權社會墮落到完全拋棄了原來的為工農爭取利益的團體,只想做官,黨員自己用他的權力換取金錢,然後騎在人民的頭上。像這樣的社會,我想是共產黨一個很大的引誘,而且我可以說中國多方面的民變也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縣一級的官僚、甚至於村長,如果他是一個非常官僚化的人,常常跟國營企業的發展勾結起來,把百姓土地、房屋變賣等等,這些都是從官本位變來的,都是從一種中國式的、特別是共產黨式的官僚主義發起、開始的。

所以毛澤東在1956年、57年就開始要批官僚主義,引起許多人同情,甚至於反官僚主義在文革時候還有很大的號召力,都是因為這個原因。並不是毛澤東的指示有什麼對,毛澤東的動機也不在此,他是要借此機會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上。不過他找到了一個很好的題目,這個題目就是要打倒官僚主義。

所以這個反官僚主義一直貫徹,從一九五幾年,大概一九五六年就開始了,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一直貫徹到文化革命的後期,然後紅衛兵把這些人再慢慢趕盡。毛澤東的手法,他並不是真的要取消官僚主義,而是個人奪權。

不過他們對打倒官僚主義這一點,還是相當同情的,所以到今天還有人被毛澤東所騙,以為官僚主義是可以打倒的、打倒官僚主義這一點毛澤東是對的。總而言之,這是共產黨一個病,這個病也有傳統的根據,但是最主要還是在一個集權體制之下發展出來的情況。所以這是值得大家好好想想的問題。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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