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9月23日訊】從去年開始，中國貪官外逃話題就成為一個經常被中央政府部門不斷「關照」的話題。每逢某政府部門或研究者對外發佈貪官外逃的相關報告，不久後就會有其主管部單位稱這一研究是「謠言」或「嚴重失實」，甚至還逼迫當事人出面收回原來所言。今年6月份網上流傳一份《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旋即被中國金融學會出面否定，說該報告所言並非事實。但三個月之後，中紀委、監察部宣佈啟動省級防逃追逃協調機制試點工作，等於再次承認官員外逃現象嚴重。
貪官攜鉅款外逃曾被北京列為國家級研究課題，給予研究者經費資助並提供查閱資料的便利。既是事實，中央政府各部門之間為何又要如此不顧形象地互掐？背後原因複雜。
貪官外逃進入公眾視野的來龍去脈
中國貪官與國企負責人外逃發韌於上世紀90年代。那時最著名的外逃案件是號稱「距中南海最近的企業家」、武漢長江動力集團公司董事長于志安外逃事件。于志安12歲即被八路軍收留，16歲入黨，曾與焦裕祿並列為全國六大標兵，外逃前曾被稱為國企改革典範。因其政治身份特殊，他的外逃案曾轟動一時。
有關資本外逃的研究，目前可考的是王軍所寫的「中國資本流出的總量與結構分析」一文（《改革》雜誌1996年第5期）。後來我在《現代化的陷阱》（1998年北京出版）一書的第五章專列一節「原始積累過程中的資本外逃」，從此之後，貪官攜大量資金外逃現象進入中國公眾視野。以後又出現過一本由李廣森撰寫的《中國追捕外逃貪官紀實》，但因沒有對新情況的系統性研究，一直未形成媒體討論高潮。
2004年，由湖南大學《新世紀懲治腐敗對策研究》課題組參與者王明高對外發佈該報告中有關貪官外逃部分，《中國新聞週刊》（2004年第10期，3月18日）以「中國貪官外逃路線圖」為題，發表了一組專題文章，很詳細地揭示了廳局級官員成為出逃主力；出逃準備是個系統工程，一般需要經過出國探路、海外安家、資金轉移這「三部曲」，每個貪官至少會攜款數百萬元至逾千萬元，等等。
從那之後的幾個月內，中國貪官外逃成為中國媒體討論的重要話題，其中最有名、被媒體廣泛徵引的資料來自於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的研究報告《離岸金融中心成為中國資本外逃「中轉站」》，據當時媒體報導，商務部的研究結果是「商務部披露資金外逃內幕4千貪官卷走5百億美元」，並言之鑿鑿地談到總理溫家寶、副總理黃菊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門儘快洽商提出解決辦法。該報導還特別說明：「該報告是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報告《中國與離岸金融中心跨境資本流動問題研究》中的一部分。」
媒體追問外逃貪官及攜款數額到底有多少
鑒於當時關於貪官外逃的資料太多，且差別過大，《中國青年報》發表一篇署名為「李先梓」的文章：《請給公眾關於貪官外逃的準確數字》，援引了幾篇當時比較權威的報導：
「2003年，《半月談》6月上半月刊統計說，中國共有至少4000名貪官攜款50億美元外逃；
「2004年2月4日香港《文匯報》援引內地統計數字說，單是2003年上半年，內地外逃黨員幹部高達8000多名，具體攜款數目不詳；
「2004年7月23日《法制晚報》報導說，公安部在5月份召開的新聞發會上公佈目前我國尚有外逃的經濟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額700多億元人民幣；
「2004年8月16日《法制晚報》報導說，據商務部首次披露的數字顯示：我國目前尚有4000多名貪官外逃，共卷走資金高達500億美元。
「這些數位給人一種撲朔迷離之感，500人和8000人之間的差距，以及50億美元與500億美元之間的差距更是判若雲泥，到底誰的數字更準確？公眾到底應該信誰的？」
儘管公佈上述資料的都是政府部門或者官方的權威雜誌，但因中國《新聞週刊》的專題報導登在各大門戶網站上，加上說是總理副總理過目，從此以後貪官外逃的資料大抵都以商務部報告為准，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逃貪官數量約為4000人，攜走資金約500億美元，人均卷走1億元」。
商務部報告六年後被突然否定
按說多個政府部門均有自己的研究人員在做這項專題研究，也經過多年來媒體持續採訪報導，一向喜歡堵國民嘴巴、蒙國民眼睛的中宣部對資本外逃的討論也未制止，聽憑各媒體「炒作」，這類事情的真實性應無疑問。但中國政府確實是個創造奇聞的政權，也從不吝惜製造謊言，並利用權勢逼迫他人與自己一道撒謊。於是從去年以來，貪官外逃數量規模兩度被否定。其中一例是2010年4月26日《證券時報》發佈消息，稱商務部否定自己過去做過一個研究報告，即「所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逃貪官數量約為4000人，攜走資金約500億美元，人均卷走1億元」。
這種否定，當然是為了現實需要。只是商務部逼著研究者出面否定自己6年前聲稱做過的報告，其中蹊蹺實難以猜測。我當時只寫了一篇文章，指出商務部是中央部委，該報告提供的貪官外逃資料反復被中國媒體徵引，比如2009年1月19日，新華社旗下的《瞭望新聞週刊》在《「跨國家庭」為貪官提供外逃捷徑》一文中再次引證這組資料。這就讓人產生疑問：商務部的公務員人數至少一二百人，自2004年之後的6年當中，這個報告的內容被反復大量徵引，商務部的人不可能沒看過這些徵引，為何遲至今天才會出面否認？梅新育本人在2010年4月27日發表博文《4000貪官卷走500億美元謠言始末》說：「我當天一眼就看到了這個標題，再一看內容頓時深感震驚，馬上便打電話與該記者交涉，要求他們報社通知網站刪除這條新聞，又花時間寫了封正文1300多字的郵件，一一列舉說明那篇報導中的主要捏造和訛誤之處，當天下午發了過去。但由於該報導已上網，網上流傳已經無法消除。」
我仔細讀了梅新育這篇博文，感覺是：這是托詞。我自己在媒體工作過，確實多次看到媒體更正報導的情形，通常做法是發現偏差失誤後立即儘快發聲明以消除影響。該篇報導所涉之事重大，作者又是中央部委研究人員，如系不實報導，記者不可能不受處罰。如不能證明是記者製造虛假資訊，那麼作為新聞提供者的梅新育，所擔干係可謂至大，此中利害，作者自應知曉。為何要遲至6年之後才發表文章消除這篇「不實報導」的影響？我相信其中自有作者不能為外人道的緣故在。我感興趣的是為什麼選在這個時間發表？――我這裡指的「選時間」的主體當然不是梅新育，而是指未出場的主角。順便說一句，梅新育今年8月再度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重提國企資金被離岸企業通過開曼群島等轉移這一事實（《中國離岸企業被指侵吞國資轉移五百億美元資金》，《中國經濟週刊》2011年8月2日），從中可知梅新育去年被迫否認事出有因。
這一輪否認背後的因素只能猜測。我猜想當時有兩大因素迫使中國政府堅決否認大量貪官攜款外逃之事。一是當時有關中國太子黨利用權力斂財的黑幕頻頻見光，英國《金融時報》2010年3月29日以不署名記者名義發表《生而為錢的中國太子黨》；二是以保密安全與謹慎做為商業品牌的瑞士銀行，其保密大門已被美國攻破（《美國敲開瑞銀保密制度內幕》，路透社2010年4月13日），正準備通過《獨裁者資產法》。這兩件事情給北京造成了危機感，因此得極力否認中國貪官攜款外逃的事實，這倒不是為已經外逃的貪官著想，而是於「公」來說，得穩定軍心；于私來說，高層家屬也有海外財產安全問題。
今年為何舊戲重演
去年4月與今年6月，關於中國貪官攜款潛逃的數量與事實已經兩度被否認。為何現在中紀委與監察部又宣佈要試點呢？這裡有個時勢所迫。
中國政府通過大外宣努力塑造一個繁榮似錦、前途無限的「中國模式」，卻始終無法解釋一點：為什麼這個繁榮中國的既得利益者，即富人與官員紛紛棄國而去？據說子女家屬已定居國外的「裸官」已高達118萬，如果說官員們是擔心其腐敗曝光，那富人們卻是用腳投票，光明正大地通過移民等方式，並很清楚地解釋移民的第一位理由是為了安全、子女前途。無論北京的外宣經費投入多少，精英們棄國而去這一事實都展現了一幅清晰的畫面：中國這艘外表華麗的巨船已經被掠奪得千瘡百孔，瞭解船況的「大副」、「水手」正想方設法棄船逃生。這一現象對內是動搖軍心，對外則有損党的光輝形象，再加上黨工、維穩與紀檢部門中還有大量無法外逃者，因此才出現了黨對於這個話題搖擺不定的態度。
──轉自《中國人權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