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9月20日訊】最近的一項關於社會道德有否共同底線的網絡調查表明：認為「沒有共同道德底線」的，遠遠高於認為「有共同道德底線」的，兩者比例為一比一點二六。

文藝復興時期法國最重要作家拉伯雷（亦譯為「拉貝萊」）有句名言：「學術無良知就是靈魂的毀滅，政治無道德就是社會的毀滅。」時隔四百餘年，這句名言在中國網絡發言中被高頻率地引用，可知社會整體的良知與道德狀況是何等模樣了。

學術無良知是知識精英階層的事情，與老百姓日常生活關係不大。政治無道德則是時刻影響百姓生活的重大因素，以至於他們隨時都感到處於被剝奪、被羞辱的境地，因為政治運行在最微觀處必然表現為權力產生的利益分配效果。比如說，普通市民排隊申請經濟適用房數年不果，而剛交付使用的經濟適用房小區裡卻停有不少豪車 ——有權人士使用冒名方式侵佔了弱勢群體的利益，但是弱勢群體的質疑往往又被公權力體系指為「缺乏證據」而遭搪塞。

政治本能導致常識匱乏

在中國社會，常識本來就不可靠，「潛規則」大行其道。再加上利益集團的政治本能過強，社會病態就成了難免之勢。本能戰勝常識的最經典例子是國防大學教授張召忠的預言：他曾預測薩達姆可利用全民皆兵的優勢戰勝美國，結果薩達姆不但敗了，而且被吊死；他又認為卡達菲比奧巴馬支持率更高，因此，在人民的支持下，也會戰勝美國。人們十分納罕此人之言行，以至於說「張召忠挺誰誰死」。

稍有常識的人都不難知道奧巴馬的支持雖低但是真實可靠，即便不得未來連任也非本人承受不起的事情；而之於卡達菲不僅高支持率是虛假的，而且他承受不起正常權力更迭的結果，更何況武裝反抗所致。

所謂物傷其類，所謂兔死狐悲。由於無法秉持最基本的是非觀即道德底線，靠公權力牟取暴利的諸多集團就採取「能騙一陣兒就騙一陣兒，能騙一會兒就騙一會兒」的辦法。比如說，在杭州，為掩蓋燕窩有毒即致癌的真相，有關利益方推出假冒的馬來西亞官員做證並虛構對方官方機構，以證明燕窩生產源血燕「絕無問題」。事後發現：不僅馬來西亞的機構與官員均系子虛，而血燕作為一個物種在馬來西亞也是烏有。

病態社會源於病態政治

編造事實欺騙公眾在惡劣治術中已屢見不鮮，其變種則是「否認原則」。比方某地或（及）某人被曝出醜聞，官方發言人很本能地出面否認。即便不是直接否認，也會採取變相的手法來為醜聞辯解。鐵道部的王勇平因「反正我信」一言而名聲大振，外媒則驚訝地問：「中國的發言人出了甚麼問題？」

外媒除了驚訝，還有建議，有的（如BBC發表裴敏欣的文章）好心地建議「中國政府需要加強微觀治理」，但同時也無奈地歎息「一個如此強大的政府在許多問題上表現有些糟糕」。此種判斷遠離了中國制度性腐敗的現實。面對制度性腐敗或言「社會性腐敗的膨脹」，一些學者（如上海大學的王曉明教授）指出：人們對制度性腐敗是無可奈何的，多數人只能歸化於此種無奈，以便分羹一杯。為了分羹一杯，有關的方法論也成為公開話題。有作家甚至寫出「搞關係」的專著，幫助人們確認「從一種不公平的安排中獲益的手段是平等地利用它」的原則。

仍如右引的王曉明教授轉引斯賓諾沙「道德敗壞的人其實就是精神上有病」，而引伸出「個人如此，社會亦然」那樣，我們仍可以從無法計數的個案中抽取樣本進行分析。比方說，人們可以指責武漢醫生因患者交不起一千元的手術費，給後者已縫的傷口當場拆線；也可以指責慈善機構濫用捐款，而致社會善心遭傷害。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任何敢於公諸於眾的缺德行為，均有它自己的「合法」依據。

政治制度派生政策導向，政策導向派生收費權力。這是中國到處需要證明文件或手續的「基本原理」。因此，在最大的權力批發中心北京，流動人口多的地方無處不見辦證廣告（見圖）。

利益集團穩居盤剝地位

據一些媒體透露，外地民工的孩子在京上小學需要五種證明，而即便辦完五種證明，也不一定能爭取到合法的就學機會。在另一端，教育分利集團卻能通過貌似合法的渠道、發出紅頭文件，取締民間自發辦起的民工兒女小學。此為「中國版的種族隔離政策」無疑，也是醜陋的收費政治的一個縮影。

北京民工兒女就學需要的父母在北京的長期務工證明，一份以「出手續」方式代辦的假證明需要六百到四百元不等的費用。涉及到其他證明的辦理及人情疏通費用，整個市場規模超過兩億元人民幣。

人民的叫罵、輿論的指責也許會讓一些行為有所收斂，但本質是改變不了喪亡趨勢的。比如人們普遍質疑的慈善機構，不僅會從善款中提出超比例的手續費，還會給捐贈品「定價」，以撈取更多的非法交易。《經濟觀察報》曾在七月份披露：紅十字扶貧中心的扶貧也是有償行為，它會對無償贈品收取市場價百分之十至十五的「售價」而以扶貧名義賣出去。

由此可見紅十字扶貧本不扶貧，反而吃的就是窮人，靠的就是政府批文。靠批文、吃窮人是病態政治的核心密碼。以經濟適用房為例，全國三四線城市的該類住房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被權力分子冒名佔據，或轉售或租出。官員倒賣經濟適用房的毛利潤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五，並且不用交稅。

政改無共識的「北京共識」

革命性意識形態失敗，經濟增長宗教化，國學復興為官本位提供了歷史資源，其中矛盾糾纏非短時間可釐清與解決。因此，本來歧義頗生的社會轉型問題更加複雜化；因此，政治改革沒有共識才是真正的「北京共識」。一段時間裏，作為中共理論重鎮的中央黨校，有人提出加強「頂層設計」型的政改思路，意在中央再集權的基礎上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是，由於黨控意識形態體系而不是行政分級體系裡面，出現了沒有共同道德底線的情形，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只要排除群眾參與，只有死路一條。

如果存在黨控意識形態體系的共同道德底線，就不可能在「跨省」成為醜陋政治商標之後，再次出現「跨省」；就不會在鐵道部發言人「反正我信」的雷人話語之後，再出現「反對我就是反黨」的狂妄叫囂。

中國已經錯過了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的窗口期，更何況，全球共產黨政治體系裡面，只要成為執政黨，其黨內民主從來就沒實現過。前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裡亞蒂早有總結，此處無須多說。

（轉載《動向》雜誌2011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