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9月12日訊】她出生於一個來自加勒比島國波多黎各的貧困移民家庭，在紐約最低廉的布朗克斯區長大，8歲患病、9歲喪父，但她從未放棄過自己的夢想。索尼婭‧索托馬約爾的傳奇人生，是「美國夢」的又一個最佳註腳，感動著許許多多的美國人和美國以外的人。

兩代人的夢想

2009年8月，索尼婭成為美國首位拉美裔最高法院大法官，她也成為了美國最成功的女性之一。

在她宣誓就職的儀式上，站在正中間的是一位手捧《聖經》的白髮老人-—索尼婭的母親塞琳娜。宣誓儀式結束後，索尼婭動情地擁抱了自己82歲的母親，此時成真的不僅僅是她的夢想，還有母親的夢想。正是母親的「美國夢」成就了她的「美國夢」。塞琳娜以一己之力，將兒子培養成醫生，將女兒培養成美國歷史上第一位拉美裔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婭說：「我有今天，全是因為我母親，我的能力只是她的一半。每次想到她克服了多少困難，我都感到驚訝。」

索尼婭這句話背後，蘊含著比她自己的「美國夢」更為感人的美國夢故事。

母親的選擇：最謙卑的美國夢

10年前，索尼婭在萊曼學院的開學典禮致辭中說：「我要給你們講講我母親的故事，一個關於希望、勤勞、教育和奉獻改變人生的故事。」那也是非常謙卑、非常傳奇的一段故事。

索尼婭的母親塞琳娜出生在加勒比小島國波多黎各的鄉村，9歲時，她的母親去世，父親拋棄了家庭，她淪為孤兒。當時島上大多數人是文盲，女孩子能受到的教育少之又少。她用一根木棍做教鞭，假裝給後院的樹木講課，以此記住每一堂課的內容。17歲時，她終於擺脫了讓人直不起腰的貧困，加入美國陸軍婦女隊，到佐治亞州受訓後，成為一名電話接線員。索尼婭說：「對於母親當時面臨的文化差異，我只能想像。一個只受過點西班牙語教育的少女，卻嚐試在美國南部工作。」

塞琳娜在美國南部堅持了下來，之後與胡安‧索托馬約爾相識並結婚，在紐約布朗克斯區開始了新生活。不過這個「新生活」事實上也只是在紐約有名的貧民區，丈夫在工廠做工，塞琳娜在一家私人醫院當電話接線員。

儘管生活在貧民區，但感謝母親和波多黎各人的樂觀，索尼婭並沒有感到貧窮的傷害，在她記憶裡，自小就浸潤在波多黎各人特有的傳統中。她在家庭節日吃到西班牙血腸、豬腸、豬舌、豬耳、豆子燉豬腳等食物，在家庭聚會上聽到感人肺腑的西班牙情歌，看到源於加勒比海的梅倫格舞。週六下午，她和親戚們一起看Cantinflas的電影（他是在拉美廣受歡迎的墨西哥喜劇明星）。週六晚上，大人們打牌，她和夥伴們玩「賓果」（填格子遊戲，先完成的人喊「bingo」），祖母大聲讀出孩子們用鷹嘴豆畫在卡片上的數字。

9歲那年，父親胡安因病去世，年僅42歲。母親塞琳娜並未絕望，她更加努力，每週工作6天。

索尼婭1998年回憶說，政府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住宅區內有各種窮人，包括打工族、病人、染毒癮的人，面對苦難，每家人都有不同的選擇。她的母親塞琳娜也作出了選擇，她將子女的教育擺在第一位，給孩子買了《大英百科全書》，那在貧民區算是新鮮物，為此塞琳娜在鄰里間頗有名氣。

塞琳娜關心的不只是子女的教育，在子女上高中的某一天，她讓子女坐下來，請他們幫助自己重返校園。當時塞琳娜只是職業操作護士，如果能通過考核成為註冊護士，就能賺更多的錢，就能為子女提供更多追逐夢想的自由。索尼婭姐弟非常樂意幫母親讀書，過了不久，一家人都進入新學校：塞琳娜如願成為註冊護士，在醫院裡當上急診室主管；胡安加入城市大學的6年醫療培訓計劃，之後考入紐約大學醫學院；索尼婭考進普林斯頓大學，之後入讀耶魯法學院。

索尼亞的夢想（一）：求學

小時候索尼婭第一個夢想是做警探，像她喜歡的故事書《南希‧德魯》中的少女神探那樣，不過8歲時她被診斷患有糖尿病，需要終身注射胰島素，看來警探當不成了。不久，她的熱情轉移到法制劇《佩裡‧梅森》上，夢想當法官，因為「法官是那屋子裡最重要的角色」。索尼婭說她喜歡「超級律師佩里」，是這些故事促使她成為法官。

在索尼婭出生的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對「布朗起訴教育委員會案」作出判決，宣佈美國憲法不允許教育中出現種族歧視，打破了公立學校白人和黑人隔離的制度。在那個年代，來自波多黎各的工薪階層大多為子女選擇天主教會學校，他們認為公立學校混亂而危險，索托馬約爾家也一樣，他們本來信奉天主教。於是索尼婭入讀當地有名的天主教高中，因成績優異，1972年畢業時由她致告別詞。

在高中時代，索尼婭的家搬到紐約市政府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公寓裡，她家的生活條件大為改善，公寓的餐桌成了她的學習小組聚會之處，他們討論學業，也討論越戰等問題。母親塞琳娜做護士工作，下班後給學生們煮飯，一般是米飯和豆類，有時做豬排。據她的同學說，索尼婭是討論會上的主宰，思維條理清楚，熟悉她的人都認為，她將來不是當律師，就會參與到社會公共生活中。

1972年，索尼婭入讀普林斯頓大學，在那裏主修歷史，畢業時獲得了校方頒發的畢業生最高榮譽獎Pyne獎。不過說起入學的時候她很不適應，校內拉美裔學生很少，更別說拉美裔教授或管理人員，她在課堂上極少舉手答問，常把自己關在圖書館讀書。到第一學期末，索尼婭開始積極投身社團活動中，加入了為波多黎各學生爭取權益的團體，並很快成為該組織的聯合主席。

1976年，索尼婭考入耶魯大學法學院。這時的她表現得很自信。在同學看來，她能與最高法院第一位非洲裔大法官馬歇爾相提並論，即使在名人輩出的學校，她也顯得前途無量。耶魯當時少數族裔學生很少，不過索尼婭表現出脫離「精英圈子」的意願，與非洲裔門衛、工人和自助餐廳裡的人交情不錯，有來自各族裔的好友。他們常在一起打棒球，或去當地的俱樂部跳舞。雖然索尼婭讀書刻苦，不過她也抽煙、喝啤酒，拉丁風格的薩爾薩舞跳得不錯。

那時的索尼婭的確顯得更成熟，一方面與童年經歷有關，一方面是因為她結婚了（1976年她與凱文‧努南結婚，7年後離婚），還因為她非常清楚畢業後該做甚麼。

索尼婭的夢想（二）：職業生涯

1979年，經耶魯法學院教授卡布蘭尼斯推薦，曼哈頓地區的檢察官羅伯特‧摩根索僱用了索尼婭，她成為一名檢察官。摩根索說：「一些法官喜歡支使年輕人，但沒人能對索尼婭這樣，她用一種勇敢而恰當的方式對待法官們。」

索尼婭29歲那年，紐約《時代雜誌》採訪了她，稱她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輕人，不停地吸煙，說著自己如何應付讓自由主義者不以為然的工作：「在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在處理輕度犯罪方面遇到很多麻煩—商店竊案、賣淫、輕度暴力等犯罪，它們可能是環境和貧困的產物。但當我經手重罪案件時，就沒那麼難了。不論我多麼傾向自由主義，我都無法容忍那種暴力，且不說我對罪犯行凶的動機有無同情。」

1984年，索尼婭加入曼哈頓的「帕維亞和哈考特」律師事務所。決定錄用她的合夥人帕維亞說：「她是個出色的律師，處事謹慎，雖是自由主義者，但並不過激，並不空談。」在這裡，索尼婭的大部份工作是與仿製奢侈品牌Fendi的侵權現象作鬥爭，有時是驚心動魄的，索尼婭經常要參與倉庫搜查行動，據說一次造假者逃走了，索尼婭騎上摩托車就去追趕。

或許與自己的成長經歷有關，索尼婭覺得幫助窮困人士義不容辭。1987年7月，時任紐約州州長的科莫委任索尼婭到紐約州抵押貸款機構工作，幫助低收入者貸款購房，這份工作沒有薪酬。但到她離開時，該機構表彰她「為捍衛低收入者購買負擔得起的房產的權利而不懈努力」。

1991年，老布什總統提名索尼婭為紐約南區法院的法官，推薦她的是紐約州國會參議員丹尼爾‧莫伊尼漢。這名參議員有和她同樣的工薪階層、教會學校背景，而且當時就確信，索尼婭將會成為最高法院第一位拉美裔大法官。次年，她的提名獲得通過。

索尼婭作過的知名判決不少，涉及宗教爭端、監獄黑幫，甚至觸及克林頓夫婦早年的白水案。不過她廣為稱頌的判決當屬1995年的「棒球判決」。那一年，美國職業棒球聯賽因球員罷賽瀕臨瓦解，球員和老闆把官司打到聯邦地區法院。主審法官索尼婭做出了有利於球員的判決，敦促球隊老闆與球員們達成新勞動協議，終止了球員們長達232天的罷工。在擁有棒球強隊的城市，她被奉為棒球運動的拯救者。奧巴馬總統提名她為最高法院大法官時，還特別提到了這次「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

「棒球判決」讓索尼婭聲名鵲起，1998年克林頓總統提名她為聯邦上訴法院第二巡迴審判庭法官。作為上訴法院法官的索尼婭在十一年中審理了3,000多樁案件，大約撰寫了380次「多數意見」（即法院意見，上訴法院在做特定判決時陳述的理由，代表參與審案的多數法官的意見），其中5樁案件被最高法院覆審，3項判決被推翻，兩項判決得到支持。

她在法庭上的硬強提問為她贏得了榮譽，美國聯邦司法部2009年的年鑑中收錄了律師們對法官的匿名評論，其中大多數律師認為她專業能力很強，只有幾個人不滿。

她經手的最受關注的案件，是2008年紐黑文市的「歧視白人」案。在該市消防隊的晉陞考試中，很多白人隊員合格，拉美裔兩人合格，黑人無一合格，紐黑文市政府基於種族方面考慮，決定將考試結果作廢。白人隊員對此不滿，起訴市政府，特別是弗蘭克‧里希，他有學習障礙，為準備考試投入了巨大精力。索尼婭支持市政府的決定，但最高法院卻以5:4的票數裁定市政府違法。儘管她的判決被如今在最高法院的同事們推翻，但並不意味著她在法理上是錯的，因為這個案件本是兩難的問題：她的判決是依從美國僱傭歧視案件的慣例，出於對弱勢的少數族裔保護和補償的心理，這也得到了最高法院4位大法官的支持；同時考試合格的白人隊員也是無辜的，最高法院「多數意見」對他們所付出努力的同情，更無可厚非。

2009年，奧巴馬總統提名她為大法官人選，接替退休的法官戴維‧蘇特，同年8月8日她正式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拉美裔最高法院法官。據報導，得知女兒獲提名之後，在第一代實現「美國夢」的塞琳娜說：「我非常為她驕傲，感覺很好，不過覺得很累。」

索尼亞的生活

據瞭解，索尼亞是個嚴格的上司，但工作之外她對待下屬就像家人一樣，關心他們的生活，參加他們的婚禮，和離職僱員以及他們的孩子在辦公室照相，並一直保持聯繫。參加助手的婚禮時，索尼婭曾與另一名法官比賽跳薩爾薩舞，看誰跳的時間長。曾為她工作的詹姆斯‧萊維尼回憶說，第一次和她面談時，她最先問的問題是關於他和他的家庭，而其他法官上來就問法律問題。

曾為她工作的米麗莎‧默里也是她的朋友，她曾和默里一起去看洋基棒球隊的比賽。索尼婭是洋基隊的球迷，買的是露天看臺上的座位，因為她喜歡「真實的體驗」。在她們走向看臺的路上，周圍很多人喊索尼婭「法官！法官！」……

1976年8月，索尼亞與中學時代的戀人凱文‧努南結婚，兩人均從事法律工作，但不幸兩人7年後分道揚鑣，沒有孩子。現在索尼婭獨自生活在紐約的格林尼治村，有空會去看芭蕾和戲劇，這與她早年的生活大相逕庭，但有些事沒有變，比如她「無法完全融入周圍世界」的感覺。她奮鬥的動力和雄心，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此。她依然在很多場合主動提起自己的身份標籤—拉美裔、女性，念念不忘在自己8歲那年，雷納爾多．加紮成為第一位拉美裔聯邦法官。

在法庭之外，索尼婭一直關注著拉美裔的利益：她在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論文，寫的是波多黎各第一位民選總督路易斯‧穆諾斯‧馬林，題為《獻給我島上的人民，屬於我的豐富的歷史》；她在耶魯研究的課題仍是關於波多黎各—從法律上來說，如果波多黎各成為一個國家，它能否保有其海床的權利？她曾在波多黎各法學院演講，也參加了2001年普林斯頓大學發起的研討會「波多黎各人：我們民主體制中的二等公民？」

索尼亞並不富有。2007年她的個人財務狀況報告顯示，她的主要資產就是格林尼治村的那套獨立產權公寓，購於1998年，從大通曼哈頓銀行貸款32.4萬美元。她沒有股票或其它投資，除了法官的薪酬，還有些在紐約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授課的收入。多年來，她的存款總額在5～10萬美元之間浮動。

她的朋友羅莎同樣少年家貧，又是她的大學校友，據羅莎看來，從貧民區到最高法院這樣的人生經歷，會使人對世界如何運轉有生動的理解。羅莎說：「我們成長在一個富有道德感的時代，追求社會正義的時代，我們許多人心中被植入一種觀念，即生命不僅等於我們自身，更不僅等於銀行存款總數。」

索尼婭本人有一句話，或許可以視為她人生的註解：「坐在法官席上的每一天，我都學到新的東西，既是關於審判程序，也是關於在這個時不時以懷疑的目光看待我的世界裡，如何做一個拉美裔的職業女性。」

（責任編輯：李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