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8月04日訊】「你是作家，別搞政治。」這句話從警察到親朋好友的嘴裡，我聽了幾十年了。所以，住在了英國，除了大學和文學節演講，從未去過街頭或大使館抗議示威，但我還是躲不開政治。今天第一次在中國使館以英國公民身份申請入境就被拒簽，使我更明白：只要你站直了，政治就是影子，如影隨形。作家就是背著文字政治罪的囚徒。

昨天的中國大使館如黑棺材般緊閉著，只有對講機與外界溝通，像奧維爾描述的《1984》。

我湊近了問：可不可以進去和簽證官員談一談。

對講機：領導們都在開會。

那我向你〔對講機〕申述一下？

對講機：你說。

我看了看陽光下馬路對面正打坐的法輪功抗議者和旁邊流著汗的太太與孩子，道：我上週用回鄉證被拒入境，現在用英國護照申請簽證，你們答應儘快回答，我明天一家六口人就要飛北京了，如果不批，我只好繼續用回鄉證入境，被擋住了那責任歸你們。

對講機：去簽證處那邊詢問。

我連續四天都在那兒，沒人回答我的問題。

對講機不再回答。

我寫了個申述請轉交秦剛公使，抬頭便看見了錄像機。

那你從門縫下面塞進來吧。

卡夫卡在《城堡》中描述的那個權力機構如迷宮，現代版中國政府比迷宮更難接近。

我沒有體力飛到北京再被押送回英國了，身邊四個孩子也陪不起我舉著牌子上演「馬正虎」，只好損失了六張機票五個簽證費，三千三百磅被「破財免災」，讓共產黨贏了。

親情確實是個易被擊中的弱點。但這件事也證實了政治尤其在專制國家，滲透在生活中的每個家庭，要迴避是不可能的。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理想主義作家，都逃避不了。專制政府利用政治腐蝕了整個社會，也使社會更加墮落。我必須更清醒地看到：文學應該有社會責任，因為文學就是一種行為，中國大使館和北京的警察們一直在提醒著。在他們眼中，我正在進行語言行為，在犯政治罪。

那麼，我們的生活首先是維護自由思想的權力了，其餘都不重要。作家也要有作家的政治，那就是以文學的立場去思考社會政治，而不是站在社會政治的立場去要求文學。我們更不能讓統治者成功地使多數人失去獨立思考能力。

在自由寫作的社會更清楚不自由寫作的危險。我也明白，長期生活在缺乏世界觀以及哲學的社會，道德觀念已無法建立。在那裏，官僚主義加警察暴力就可以控制一切了。大使館其實也是袖珍版的政府機構，是封建思想的現代版。但我更懷疑的是，在政治上毫無信譽的國家，商人們竟然在這難以捉摸的制度下如魚得水，生意做得很好。很多外國人都辦了簽證住在了沒有真相也沒有正義，甚至連網絡都上不去的北京、上海等城市裡談情說愛，生兒育女。如果八九年之後作家沒有注意到共產黨是人民的敵人這一事實，則是盲目地把自已的創造性靈魂剝離了。但如果他知道了這變化又偽裝成不知道，他就是個機會主義者。人們都說金錢是萬惡之源，但當面對金錢時都俯首貼耳。中國今天的政治爛傷就是那些外國商人和政客縱容壞的。

我母親今年八十八歲了，她安慰我：回不來不要緊，只要你一家人平平安安娘就高興了。

可我不高興。因為一個政黨怎麼有權力切斷親人之間的情感？就因為我寫了《肉之土》？難道文字真的從發明至今的三千多年就沒獲得過自由？多少文人墨客因語言文字被囚、被流放，我就非去繼承這文字獄傳統？我不想被一個政權控制著過完人生，不但毫無意義，還要接受謊言者的審查，接受侮辱而活。我不幹。離開中國至少在文學中找到了尊嚴。

從極權社會出來的作家，很快會站在反對謊言政治這一邊了，同時就要承擔著反極權所帶來的風險。單身們還好些，如果拖家帶口的作家，就要面對更加殘忍的親情切隔。

提醒中國的思想審查官們，在全球化和網絡時代，有共同語言和共同道德目標的地方就是作家的家鄉，你沒戲。今天的中國已成了大小政客內褲裡手淫用的私器，你們就捂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