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8月14日訊】「要實現政治民主化，必須有具體的措施，這方面的突破口是什麼？」1986年，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在青島舉行的「中西文化研究會」上這樣回答：「我認為報紙能不能自由批評，應該是一個突破口。……要建設真正的民主，就需要輿論對政治和領導人加以制約。」那個時代沒有互聯網，如果批評的聲音不能從報紙上發出來，就無法變成公共的輿論。即使言論自由不是民主化唯一的突破口，也是最重要的突破口之一，這也是任何阻擋民主化的力量為什麼要嚴防死守的緣由。

方勵之教授以他在科學界的地位大膽敢言，領風氣之先，在那個時代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他的這些言論公開刊登在當年10月4日的《深圳青年報》上。當有人問及：「民主與一黨制是否矛盾?」他回答：「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不在一黨制還是多黨制。有些國家長期一黨執政，也建立了民主生活。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民主化。」實際上他迴避了一黨制還是多黨制的問題，但《深圳青年報》在發表他的這些「新見解」時，赫然以《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一黨制還是多黨制？》為題，觸及了當代中國最敏感的神經，雖然標題後面加了一個問號。

這樣的報導，這樣的大標題，相隔二十五年，許多同胞看到還是禁不住發出驚嘆。有一次把我這篇報導的照片放在博客和微博上，就引起了很多網友的圍觀，在新聞界從業的朋友見了這樣的報導尤其感慨不已。就在那一天，《深圳青年報》同一版面還有一篇文章《「衝突」——政治體制改革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作者李紅光。開篇即說：

「黨法」大還是憲法大？當然是憲法大。但實際上很多情況並非如此。「黨法」和憲法的衝突是一個客觀事實。

此前9月12日，中國新聞界的良心劉賓雁與記者關於中國變革大趨勢的長篇談話，以《中國一直在進行著一場無聲的充滿血和淚的大辯論》為題整版發表，他直言「報紙沒有批評是最大的不真實」，「沒有言論自由，這個民族的素質只能退化」，「解放後的自由不是擴大而是在縮小」，「政治體制不改革，中國走上老路的可能性永遠存在」。9月30日，再次整版發表《中國新聞人物談中國「敏感問題」》，欽本立說《要淡化黨的權力觀念》，於浩成說《政治不公開，人民無法參政，也無法監督》，王若水說《把民主和人權的吶喊推向更高層次》，王若望說《現有體制培植個人專橫》，李洪林談老百姓最為憂慮的一個問題《「寬鬆」局面能維持多久？》

10月21日，《深圳青年報》頭版頭條發表錢超英的文章《我贊成小平同志退休——與微音同志商榷》，成了「爆炸性新聞」。一週後，又在頭版頭條刊出《本報「我贊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引起強烈反響》，並配發評論《人民應有議論領袖的權利》（許國）。同一天，頭版上還有幾篇報導，溫元凱在合肥新聞沙龍上呼籲中國人不要熱衷於「窩裡鬥「，創造寬鬆、寬容的人際關係；包遵信在深圳參加討論時說，「人的權利得到充分肯定，人的價值得到充分尊重，人的創造精神得到自由發展，人的世界性主體的真正確立，就是現代文化的標誌。」

這些大膽的言論在當時能公開發表有特殊的原因，鄧小平有意推動政治改革，胡耀邦在台上，中宣部長朱厚澤提出了著名的「三寬」（寬容、寬厚、寬鬆）。《深圳青年報》在這一特定背景下有過短暫的輝煌，在它之外，《世界經濟導報》、《蛇口通訊報》、《經濟學週報》這些報紙都曾吸引過許多有良知、對這個國家懷抱希望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言論成就了那些報紙，使那個時代在面對歷史的時候不至於太羞愧。雖然，那些報紙、那些人幾乎都沉沒在了時代的暗夜裡，但他們的聲音已在圖書館發黃的紙上凝固。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我們打開那些報紙，依舊會聽到歷史的心跳，聽到1980年代的呼吸，那個懷抱希望與夢想的年代被鋼鐵的履帶碾碎了，碾不碎的是一個古老民族自我更新的希望與夢想。

時光的流逝彷彿專與生活在這塊地上的人作對，在追求更為開放、自主、有尊嚴的公共生活這一點上，二十五年，我們不能說絲毫沒有進步，卻讓人一次次產生今不如昔的感覺。當然今天已進入互聯網的微博時代，言論自由、批判自由並不完全仰賴紙媒，網絡毫無疑問成了中國人通往民主化時代的一條通道，雖然這個通道也很狹窄，常常堵塞，常常遇截，而且有一道高高的防火牆，將本來全球共享、信息自由流通的網絡隔離開了。但不能不承認，除了網絡上我們還能有一點公共呼吸的空間，還可以找到一點自主表達的可能性，在其他傳統媒體上我們面對的更是銅牆鐵壁。前些天，兩個在中學任教的朋友應一家雜誌之約做了一個對話，他們討論了中小學教師和知識分子的關係，這本個話題本沒有什麼敏感性，雜誌卻不敢登，編輯而且在短信中囑咐他們：「下次若是再做對話，不要選這麼敏感的話題了吧。」

這個時代，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媒體從業者高度的自律，也就是儘可能不觸犯底線，但又無法知道底線在哪裡，所以只好一退再退，自我設限，自我審查，有的把尺度定得比言論審查官也要離譜。另一方面，大量活生生的挨整先例擺在那裡，也確實令他們特別是 媒體的主事者不得不如履薄冰，步步小心，就是打擦邊球、走鋼絲的心思也很難產生。如果沒有互聯網的巨大衝擊，傳統媒體也許比現在更加遠離現實的社會矛盾，遠離任何有可能帶來風險的新聞、言論。大量公共事件都是率先在網絡上引爆，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在一個媒體缺乏真正的批評自由、動不動就要挨招呼、挨點名的時代，為什麼我們仍然可在媒體上看到一些批評性報導和言論，就是因為這塊土地實在是滿了罪惡，每一天，在各個角落裡都有惡劣的事情在發生，太不缺這樣的新聞了，即便在遮蔽、禁止了大量這樣的新聞之後，還會有很多沒有被禁止或來不及禁止的新聞漏出來，可謂天網恢恢、疏而有漏。

這個民族並不缺乏民主的願望與衝動，也不缺乏實踐民主的潛力，缺的是表達這些願望和衝動的公共空間，微博時代的來臨讓這些零星、分散、碎片化的願望、衝動得到集中，這是二十多年前難以想像的。此時，如果方勵之教授面對當年的那個問題，不知他會不會回答：微博能不能自由批評，應該是一個突破口。

當然，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報紙、期刊、電視這些傳統媒體不重要了，只是它們的管制更加細密，自由的縫隙更小，批判的空間更為逼仄，至少眼下還不能太指望。而防火牆內的網絡包括微博在內，儘管也在國家機器精密編織的天網之下，其享有的自由度與報紙這些媒體畢竟不可同日而語。今天，我們沒有《深圳青年報》這樣的報紙，我們只擁有互聯網，擁有各自的微博。去年11月下旬，廣州《時代週報》曾做過一個關於微博的專題，我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

微博只是一種工具，它是中性的，也是很個人性的，在每個微博的後面都是一個鮮活的、具體的個體生命，這個具體的生命借用這個工具，把自己的聲音傳達出來，然後可引起成千上萬的心靈的同感和回應。微博在這個時代的興起，以這樣的工具和平台來表達我們的聲音，是上天給中國人的一次機會。但我們不能將它看做最終的可以依賴的力量，最終可仰賴的還是人自身，而不是工具,只有依靠每個個體生命內心的信仰，依靠每個人價值觀的建立。

作為一種工具，微博一般而言只是在應急動員時可以發揮特殊的一些作用，在根本的層面還是要依賴於長期的思想啟蒙，不同年齡層的中國人都能對這個社會、這個時代有自己的基本價值判斷，而這些價值判斷在多大程度上合乎人類文明的標準，合乎人性的標準，這才是我們今天要關注的更重要、更核心的命題。

真正能改寫歷史的不是微博，而是微博後面的人。任何載體都有它的有限性和脆弱性，如果我們刻意地強調某種載體，那麼一心阻擋社會進步的那些人就會把這個載體消滅;如果我們不依賴任何載體，那麼任何載體的消亡都無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