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7月05日訊】八十歲的回憶(九)
共產黨的專制和鬥爭面向全方位
共產黨的專制制度決定,任何人都會成為鬥爭對象。我和我丈夫都成了無產階級專政對象,我的家庭曾被譽為 「革命家庭」的,也都被共產黨鬥爭得死的死、殘得殘,輕的也被審查、考驗了一輩子。
我的哥哥,我那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的哥哥,無限忠於共產黨的哥哥,被說成是「四人幫」,害死了。
哥哥在部隊時,因為重傷住在醫院四、五年,他身邊的病友一個一個的死去了,比他病情輕的也死了,但是他活下來了,是他的意志戰勝了疾病。他長時間住院,卻能不間斷地在部隊的報紙上發表講話材料,供給基層官兵學習。他的精神狀態幫助他奇蹟地恢復了健康,最後能夠出院繼續工作,只是不得不轉業到地方。
他轉業後到Z省文化局工作,在遇到工作中的分歧意見時,他沒有處理好,只是按照在部隊時的習慣,直來直去擺出了自己的看法,沒想到對方沒有在桌面上和他交流,卻暗中捅了他一刀,他們說他的機要員是反革命,給抓走關進了監獄,哥哥明知道機要員是冤枉的,卻救他不出。哥哥心急如焚,卻無計可施。最後,他去了北京,想見宣傳文化方面最高領導人楊尚昆,但是他沒有見到,上交的一封信被轉回了Z省。哥哥被戴上了一頂時尚的帽子——「四人幫」,他被專政了。很快他撿回來的那條命,就又送走了。哥哥走了事情還沒完,他的子女還被株連著,不可以入黨、不可以重用。
我的姐姐,被懷疑是特務。我那個唱著青春之歌,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去找共產黨的姐姐,找到了共產黨後,就滿腔熱忱的在新聞界開始了她的革命工作,也很快就入了黨,但是,也很快就被懷疑是特務,開始被審查,而且被審查了一輩子。她在報社、新華社、廣播事業管理局等單位工作的一輩子,也是被審查的一輩子,直到退休才給了個結論:「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還給恢復了黨籍。
審查過程中,有過勞動改造,有過批鬥,姐姐都能夠用黨的思想思維,用黨的語言說話,說:「審查是黨的需要」,「是應該的」。在共產黨的黨文化統治下的人們,都是這樣的。
姐姐退休後,天滅中共的前夕,大家都在退黨避災的時候,她恢復了黨籍,要為罪惡滔天的共產黨殉葬?她會明白退黨保平安嗎?我很惦記她!
我的弟弟居然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絆腳石,還被打得半死,只因為他和農民有緣,他的妻子來自農村。
弟弟對共產黨忠心耿耿,十五歲報名參軍走了,回來後讀了個中專,畢業被分配在上海的工廠做技術工作。在他應該結婚的年齡,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使他無法結婚,因為一九六八年女朋友宣佈停止和他交往,因為她爸爸被打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不想讓弟弟受牽連。弟弟也裹足不前,因為自己的姐姐被打成了反革命,不願意帶給女朋友災難,因為在共產黨統治下,這是天大的問題,會讓人倒霉一輩子。沒想到他們就這樣分手了!因為不久,弟弟被迫和別人結婚了。
事情是弟弟遇到了一位拚命要逃離農村的姑娘,這位偶然相遇的姑娘緊緊抓住弟弟不放。她假冒我家親戚名義,打電報探查弟弟是不是真的出差在外;她到達上海後,假冒我們妹妹打電話請求接站;他自己找到了弟弟的工廠後,下車伊始就背著弟弟大事嚷嚷:我是來結婚的,我們已經訂婚三年了。弟弟解釋說不是這樣,但是沒人信他,反而埋怨他,太不夠意思,訂婚三年了一點都不透露。姑娘在弟弟面前則是:不和我結婚,我就死在你這兒。那年頭,電話還沒有普及,弟弟寫信向我求援,我連續五天回了五封電報告訴他如何應對,卻全被姑娘截取了。弟弟的好心朋友們,甚麼也不知道,只是熱心的籌辦婚禮,促成婚事。就這樣,姑娘的夢圓了。
三年後,姑娘帶著孩子再來上海的時候,弟弟倒霉的日子就開始了。因為弟媳是農村戶口,共產黨的戶籍政策,是不准農民進入城市的,尤其是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她們到上海後不能批給房子住。(國家統一計劃經濟體制下,住房沒有買和賣,全部由共產黨控制)。不能發給食品票證。弟媳在療養院找到過一份工作,她幹得很好也不行,不久就被辭退了,只因為她是農村戶口。
工廠招待所的洗衣房裡邊連著一個儲物間,3.8平方米,能放一張床,在朋友們的幫助下,工廠領導同意弟媳和小女孩暫時住進去了,弟弟帶稍大一點的兒子住在集體宿舍。
他們在上海一系列問題都不能解決, 弟弟說服了弟媳,一同離開上海,他們聯繫好了一個在北方的開發區新建的工廠,他們同意接受弟弟,但是,上海的工廠說弟弟的工作沒有人接替,不給辦手續。 開發區的工廠用人不能等,於是弟弟痛心地失去了這個逃生的機會。
弟弟失去調離機會後,上海的工廠卻調進了接替弟弟工作的人。弟弟請求黨組織重新幫他找一個接收單位,他沒有甚麼奢望,大城市小城市他不在乎,是城市或是農村他也不在乎,只要工作單位給他一個住房就夠了,但是親愛的黨媽媽沒有幫他,不但不幫他另找接收單位,還停止了他在廠內的工作。從此弟弟在廠裡成了沒有工作的閒人,相應的他的待遇也停步不前了。
停頓了二十年的提升工資和評定職稱工作恢復了以後,大家的職稱和級別普遍的迅速提升,弟弟卻像編外人員一樣,職稱和級別都只是原地踏步,被遠遠拋在後面,職稱和級別反過來又使他的調離也成了一步死棋。他曾善良地體諒黨組織安排他工作有困難,自己翻譯了一些國外先進技術資料,填補工廠的空白,工廠還不屑一顧。他的精神崩潰了。我去看他時,他說他很害怕,說廠裡的某某某被害死了,某某某可能也快被害死了,他說因為他們沒有姐姐,他是希望我這個姐姐救他。
弟弟的預感沒有錯,共產黨統治下的人們,都用黨性代替了人性,都沒有了人性,沒有了人性的人們對弟弟的痛不會感覺痛,還會藉機向黨表白自己的黨性有多強,他們又給弟弟加上了一頂帽子「社會主義建設絆腳石」羞辱他,在各個方面難為他。我不明白共產黨領導下的人們怎麼竟會變成這樣?
弟弟的孩子長大了,小女孩也上了中學,他們還住在3.8平方米的洗衣房的儲物間,儲物間陰暗、潮濕、狹窄,除了放一張床外,室內唯一的傢俱就是一個小板凳,女孩坐在小板凳上,把床當做學習桌,已經讀完了小學,孩子長大了,小板凳卻還是那麼一小點,加上房間潮濕造成的皮膚病的騷擾,怎麼活呢?親愛的黨媽媽的關心和幫助是等不到了。於是弟弟自己動手,打開了隔壁常年空閒的房間,自己做主搬了進去。招待所有很多長年空閒的房間,那只是其中一套,是個帶廳的一房,能讓長大了的男孩和女孩都有一個自己的角落,能讓一家人都住在一起而已。好心的朋友們說:「早就該這樣。」可是,為此弟弟卻付出了慘重代價。那些人性早已被黨性取代了的人來了,他們把弟弟的東西從窗子扔了下去,又舉起木凳朝弟弟頭上砸去,弟弟用雙手去擋,手指被砸骨折,在他們忙著討論手指骨折算不算問題的時候,弟弟倒在地上昏厥了過去,送到醫院去,醫生診斷腦梗塞,搶救的醫生發出病危通知,告訴家屬準備後事
可能是心靈感應?我在迢迢千里之外,心神不安,非要到上海去看他不可。到上海後,我看到了還在活著的弟弟,因為閻羅王幫助他,讓他延長了時日。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