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7月31日訊】（編者按：《新紀元週刊》234期的專題新聞報導了大陸律師的生存狀態和行業潛規則。專題由兩篇文章組成： 大陸律師揭行業潛規則，「廣西四律師偽證案」始末。）
大陸律師揭行業潛規則
所謂「大三長（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公安局局長）會議」，已經在案件開審前就把判決結果提前決定了。這等於又回到了文革時代，這樣的模式等於事先把罪名都定好了，後面的「控訴、辯護、審理」只是走過場。
文 ◎ 高紫檀、文華
最近兩位大陸律師把自己的情況發給《新紀元》，囑託萬一他們被大陸公安抓捕，希望海外媒體能把真相報導出來，給人感覺這些律師在從事一種非常危險的行業，不久楊在新律師真的被抓了。採訪中還偶然發現，一位從業十多年的律師，現在寧願賦閒在家務農，也不願再去淌律師行業這潭渾水，緊接著上海又傳出李天天律師有家不能回的消息。這不禁讓人聯想：大陸律師的生存狀況到底如何呢？大陸律師成功的潛規則是什麼呢？下面是六位大陸律師的看法。
未審判 判決結果就已決定了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江平撰文表示，前不久北大法學院賀衛方教授發表了《為了法治，為了我們心中的那一份理想》，裡面披露了一個事實：重慶文強案二審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網站上王立新法官的日記表明，所謂「大三長（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公安局局長）會議」，已經在案件開審前就把判決結果提前決定了。
這等於又回到了文革時代，這樣的模式等於事先把罪名都定好了，後面的「控訴、辯護、審理」只是走過場。在中國，誰敢和公檢法三機關唱反調？當然就更不允許律師以「存在刑訊逼供」作為辯護理由了。司法公正應該建立在控辯平衡和法院中立的基礎上，現在大陸根本沒做到司法獨立，律師的合法權利當然就無法保障了，這是問題的關鍵。
潛規則：誰給的錢多就判誰贏
四川建設律師事務所徐淑蓉律師對《新紀元》表示：「我都很久沒有做案子了，因為司法太腐敗，沒辦法再做案子。大陸律師其實是社會最底層的人，他本身沒有基本工資和保險，什麼都要靠自己。即使掙到錢後，首先繳6.8％的營業稅，律師事務所提成30％，剩下的再繳個人所得稅，再除去律師辦案時的交通食宿費和通訊費，剩到手裡就沒有多少了。大陸很多律師生活其實並不好，壓力很大，掙錢難。一般一個案子一萬元，辦理下來自己並不能賺多少。掙錢多的，就是做風險代理，前面只收餐飲費，案子辦好後再按比例收費。
律師要生存必須靠社會關係，特別是法院和檢察院的關係。能掙錢的律師，大多是勾結法院、官商勾結。我給你舉個例子。前幾年我給一個民營企業成都大禹水電公司代理一個執行案子，他們幫政府建好一個水利工程，但收不到750萬元工程款，打贏了官司，但拿不到錢，我就幫他代理執行案子。我托關係，由四川省高院出面，幫這家企業收回了所有的錢，但他回頭卻賴帳，只給我事先定好的代理費的一半，另一半說要做回扣。
於是我把這家企業起訴到成都金牛法院，儘管我提供了14份證據，完全應該贏得這場官司，但金牛法院卻判我敗訴，原因就是對方給了法院很多錢。在成都，把一個應該贏的案子判成輸的，對方要付給法官及相關人員案子標的金額的三分之一，這就是大陸律師行業的潛規則。誰給的錢多，就判誰贏。我這個案子，對方給了法官20多萬， 你說這樣的環境下，律師怎麼生存？！
我從2000年開始當律師，但常常自己的權益都得不到保障。我住的地方被當地政府強佔了，賣地的錢被相關官員給吃了，據說新華社都有記者下來採訪，但最終不讓報，托朋友找到北京高層，高層批示下面要處理，可2003年的事拖到現在還沒處理。這幾年大陸司法界更加腐敗了，2005年前，找關係找領導打個招呼，要求公正判決，還能起點作用，現在不行了，現在都是金錢交易，整個法院系統都成這樣了，誰交錢就判誰贏，有良心的法官太少了。
你問哪種律師最賺錢？那就每天跟法官們喝酒的，跟他們混在一起的，那些律師就活得很好。現在有些大的標的金額的案子，當事人起訴到法院，就直接找法官，請法官幫忙指定律師，判決結果可想而知了。
我以前幫農民做一些維權案子，農民沒錢，即使官司贏了，我也掙不到錢，輸了，哪怕只收了農民一元錢，心裡也過意不去。所以我現在就不接案子了，賦閒在家。我還是因為有親戚朋友在公檢法，否則，我幫的那些維權案子，早把我弄去判刑了。大陸律師也是弱勢群體，我們是生活在中國底層的人啊。」
黨的利益至上，就不可能法律至上了
為了安全，江蘇知名維權律師陳先只同意接受匿名採訪。當了30多年律師的他認為：「律師工作最難做的就是最近幾年，完全是大倒退。有高層法院院長提出『黨的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法律至上』，事實上，有黨的利益至上了，根本就沒有法律至上的可能性了。
原來律師法規定了律師相對的取證權，新修改的刑訴法卻規定，要取得對方當事人同意才能取證，這等於說是沒有了取證權。《刑法》306條的偽證罪，是懸在律師頭上的劍，檢察院甚至可直接將律師抓起來。我都遇到過好幾次，我指出起訴書的錯誤，檢察院就威脅要把我抓起來。
中國的律師執照是司法局管，司法局負有保護律師的責任、保護律師的合法權益，但現實是司法局不但沒有保護，而且跟公、檢、法聯合起來打擊律師。律師協會的主要負責人基本上都是官方定的，也沒有經過選舉，起不到保護律師權益的作用。
最近幾年司法部長講話說，律師要顧大局，守紀律，就是不講主持正義、維護法律。明確規定，對政治敏感案件、群體事件、法輪功案件，律師要上報或得到批准才能接這個案子。實際就是不讓律師接這種案子。這本身就違背律師法的。
比如前幾年，我接了一起法輪功的案件，受到各方面的阻擾。我閱案卷時發現，檢查院立案的案由都是假的，就是因為當事人煉法輪功，他們就非得編造一個罪行來判刑。我堅持給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結果法院故意判得很重，一個被判13年，另外三個被判6年。我自己還被多次警告，不許再接法輪功的案子。」
律師連自身安全都無法保證
著名互聯網知識產權律師周賓卿說：「我剛當律師時，喜歡做刑事案子，覺得有挑戰性，可做過幾個之後，覺得中國律師在刑事案件上無所作為，有很多案子在律師辯論時候，判決書已經寫好了。即使律師在法庭上再慷慨激昂，最後結果也是內定好了的。
律師本身就沒有辦法保證自己的安全，在刑事領域更不用說去保護被告人了，我自問也沒有什麼自我保護的背景，所以現在我只做知識產權這塊，但案子一旦涉及到一些有背景的當事人時，判決結果還是有影響。比如一個老員工被美國思科公司解僱，雖然證據對員工有利，但思科想出種種理由，又動用了公關力量，最後判決很不利於這名員工。
現在很多律師找不到好案子，很多掙錢的案子都被有關係有背景的律師壟斷了。大陸還出現了案源律師，他不做案子，他主要是搞關係，搞公關，拉案子回來，讓下面人做，給下面人開工資。
中國的刑事判決，如果律師能將原來準備判10年的減少到7年，已經算成功了，能改成無罪釋放的，絕對是鳳毛麟角，這是中國體製造成的。如果法院認為公安和檢察搞錯了，這意味著國家賠償和責任人追究，公安和檢察就會要求法院按照案子的慣性下走，將錯就錯。這也就是為什麼律師做的辯護，很多都沒用的原因。」
大陸正義律師都活得很壓抑
河南薈智源策律師事務所黃琨律師介紹說：「中國律師分訴訟業務和非訴訟業務。做訴訟律師就得跟公檢法打交道，沒有關係沒有背景的，根本贏不了。所以我現在主要做非訴訟業務，這樣律師的人格尊嚴相對能得到保證一些。
如果律師有正義感，在中國社會是很難受的，心理壓力太大。比如我曾經接了一個案子，法院拖了一年，老太太氣得要上北京上訪，一審判決老太太獲賠60萬，二審法院駁回重審，但不說理由，最後二審法院撤消了原判，老太太只好接受調解，剛調解15天老太太就死了，官司打了三年多，你說我們做律師的心裡啥滋味？ 」
「我徹底不想做律師了」
因在網上發言而被拒絕回到上海的李天天律師很痛心地說：「我從事律師十多年了，但現在我是徹底不想再做律師了。我84年做護士，1995年辭職，參加律師資格考試，97年正式拿到律師證，但做起來很難。我沒有同學在公檢法，家庭也沒有背景，結果做得很累。比如一個大學老師生了雙胞胎，因為醫院沒給及時輸血死了。一審判10萬，二審判3萬，因為二審時請來了一個當過法院院長的當律師。
2002年我停下來讀了四年書進修，然後去上海發展，認為上海可能更清明一點，結果我更失望。在大陸做律師，重要的是關係，而不是法律。我常聽老律師閒聊時提到，給法官送了寶石戒指呀，判決情況就挺好的；還有什麼開庭前一晚跟法官一起喝酒，第二天開庭法官迷迷糊糊的，律師也迷迷糊糊的，但案子判得就很有利於自己。
我印象深的有一個刑事案，村委會貪污了上億土地拆遷款，村民上訪被抓。一樣的事情三個村民請了三個律師。我做的是無罪辯護，其他的律師不敢做無罪辯護，反而我的當事人被判了兩年，他們的當事人判了一年和半年。因為我是「站著」辯護的，其他律師是「趴著」的，所以結果不同。
一次我去外地辦案。檢查官說那個人罵我，今天必須休庭，法官就馬上同意了，不管我們來了40多個旁聽的，我從上海過去住了好幾天等著開這個庭。當事人被刑訊逼供得厲害，我去看守所都不讓我見我的當事人，都把律師當猴一樣耍。不但公安阻擾，檢查院還經常讓律師複印案卷材料很困難。法官都特別聽檢察院，因為法官個個都不太乾淨，都怕有事落到檢察院手裡，所以官官相護，而且配合起來弄錢。
概括說了，在中國做律師，我覺得很痛苦，這個行業裡基本成了笑貧不笑娼，只要你賺錢了，就是好律師，其他一概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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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四律師偽證案」始末
現在大陸很多律師都不敢取證了，只在偵控機關提供的證據材料中找漏洞。面對一個連基本訴訟程式都不予遵守的辦案機關，能在實體上保證案件客觀公正嗎？在現代社會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被告，公檢法辦案猶如一言堂，人人自危矣。
文 ◎ 王淨文
最近大陸律師行業很不寧靜。重慶的李莊案還未徹底了結，廣西北海又爆出四位律師涉嫌作偽證案。此案在全國20多萬從業律師中引起強烈反響。專家學者指出，公安動輒利用《刑法》第306條來加害辯護律師，律師被暴力毆打而公安置之不理，如今大陸律師行業已處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中。這樣下去，中國還需要律師嗎？
從偽證案到暴力毆打
對比重慶李莊案和北海偽證案，兩案幾乎出自同一範本：都是公安先通過酷刑審訊，得到被告的認罪供詞；被告家屬找到刑法辯護律師，律師會見被告時，被告聲稱自己無罪，認罪口供只是酷刑所致。於是律師利用新證據，推翻公安機關的判定，在法庭未判決期間，公安回頭再用酷刑審訊被告，被告於是站出來指證自己的辯護律師誘導他「做偽證」，結果律師鋃鐺入獄。
不過，似乎北海案子走得更遠。廣西楊在新律師被捕後，得到整個律師行業的同情和聲援，由全國各地10多位律師組成的「北海律師聲援團」親赴北海，要為楊律師等人辯護抗爭，而北海公安卻暗中指使所謂死者家屬，暴力毆打聲援團律師，律師報案，當地公安也置之不理。
律師是違法辦案者的最大敵人
北京律師李和平表示，律師團在辦案過程中受到暴力圍攻，這是一個具有標誌性的事情，顯示「目前中國律師的執業狀況、環境，到了非常危急的關頭。」「現在將近20名律師參與辯護，這些律師是中國律師中最勇敢、最有擔當的一個群體，我本人對他們表示崇高的敬意，有他們在前面，中國的法制、律師的執業環境才會更好。」
陳有西律師表示，這個案例最終可能會成為《刑事訴訟法》修改時保護證人、保護律師辯護權的一個很好的現成案例。」他指出公安機關的刑訊逼供，只有律師能夠揭露，因此律師就會成為違法亂紀的辦案人的最大的敵人。
「真正的影響證人、讓證人作偽證的，90％以上是公安局和檢察院。大量的法庭偽證是公權機關提供給法庭的。」中國的法庭偽證問題根源在於從前蘇聯學來的、那一套符合專政要求的、極為落後的不人道的制度。他還說：「司法制度不改，這種不斷抓律師的『中國特色』的荒誕劇還會不斷上演。」
《刑法》第306條是歧視律師職業的惡法
王思魯律師指出，為什麼《刑法》只是規定了「律師偽證罪」的條款，而不規定「警察偽證罪」、「檢察官偽證罪」呢？這是明顯的歧視。什麼叫「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呢？律師的循循善誘，目的是幫助證人將其所知道的事實全部講出，公安的偵查結論就一定代表事實真相嗎？
另外，從北海拋屍案和律師偽證案來看，偵查和起訴律師的都是同一班人馬，單位迴避的制度性缺失，怎麼能做到公正呢？程式正義是實體正義的前提和基礎。面對一個連基本訴訟程式都不予遵守的辦案機關，能在實體上保證案件客觀公正嗎？
現在大陸很多律師都不敢取證了，只在偵控機關提供的證據材料中找漏洞。不過，在現代社會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被告，公檢法辦案猶如一言堂，人人自危矣。◇
「11-17 拋屍案」和「廣西四律師偽證案」回顧
2009年11月17日，北海公安局在碼頭漁船底下，打撈出青年男子黃煥海的屍體。三天後公安宣佈成功破案，七名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官方稱是由一起酒後小糾紛引起。2010年8月～9月，廣西南寧百舉鳴律師事務所楊在新、廣西中龍律師事務所主任羅思方、廣西青湖祥大律師事務所梁武誠、廣西通誠律師事務所楊忠漢，先後作為四位被告的辯護律師，共同代理此案。
2010年9月，律師楊在新赴合浦縣看守所會見當事人楊炳棋，做了五頁的會見筆錄。楊表示自己不僅沒有毆打被害人，還幫助尋找他。「我在海城公安分局被吊、被打，現在左手還有痕跡。」9月26日，一審開庭：三名證人證實楊炳棋等人未毆打他人，且無後續作案時間。四名被告亦當庭推翻以前的口供，四名辯護律師都為四名被告進行了無罪辯護，並提出該案眾多疑點。
2011年3月10日，證人宋啟玲被檢察院批捕。6月初，證人楊炳燕也在家中被押到看守所。6月13日，楊在新等4名律師被公安局以「妨害作證」刑事拘留或監視居住，「北海四律師偽證案」成立。
6月27日，來自北京、山東、雲南的六名律師抵達北海，正式啟動對涉案四名律師和三名證人的法律幫助。這六名律師為：陳光武、伍雷、朱明勇、張凱、王興、楊名跨。其間，媒體對此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報導，人們紛紛聲援被抓律師。兩天後，楊在新律師被批捕，另外三位律師被取保候審而釋放。
7月18日，北海律師團的10多位律師，在北海賓館先後兩次被30多人圍攻、毆打。公安稱他們是死者家屬。19日，北海律師團到派出所申請會見當事人時，再度被一群人圍攻，無法見到當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