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7月20日訊】從1921年到2011年已有90年了，生活在這90年裏的人們很難說是幸運的。這無論是中外都是如此。因爲這90年中，前80年都屬於上一個世紀，這是一個是戰爭與奇跡共存的世紀——而戰爭則使它成爲人類歷史上最悲慘的、最殘暴、最野蠻的世紀。生活在這90年裏的中國人當然不會例外，經歷了世界大戰之外，我們還經歷了國內戰爭，其悲慘、殘暴、野蠻絕不在他人之下。更何況，我們還經歷了土改肅反、三反五反、院系調整、反右運動、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饑荒、文化革命這些空前絕後的災難，中國人所受的煎熬，是他國人難以承受、難以想像、更難以理解的。雖然他們也經歷過最悲慘、最殘暴、最野蠻的20世紀。

過幾天就是中共建黨90周年，作爲一個政黨，紀念自己的誕辰，需要歌功頌德，需要自我表揚，情理之中；但這90年——至少在上個世紀的近80年的血雨腥風，註定中共的功德——如果有的話，都無法掩蓋那麼多的殘暴和野蠻。尤其是20世紀後半葉，中國人承受的苦難，中共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對此，歷史最終會做出公正的結論。如果把中國人所承受的那麼多苦難視而不見，我們這個民族的煎熬何時是盡頭？如果把那麼多的悲慘、血腥、野蠻引以爲中共的成功，那中共的成功就是中國人民最大的失敗！我們沒有理由爲人民的失敗歡呼，沒有理由爲人民的失敗而歌頌。而是清醒、理智地瞭解這九十年的真相，知道自己犯了什麼樣的錯誤，應該有什麼樣的擔當。而不是捏著鼻子哄眼睛，說自己如何如何的光榮、正確、偉大。這才是一個現代政黨走向成熟的一步，才是中國未來的希望。

中共從它成立的那天起，就和蘇俄、和史達林主義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之後的發展和崛起，也和蘇俄的支持密不可分。這個問題在20年代就引起中國知識界的高度重視，被視爲事關國家民族命運的大問題。講蘇俄和中共的關係，絕不是講他們間聯系本身，而是講這種聯系給中國社會已經造成和將會造成的後果。事實上，在中共相當一段歷史裏，和史達林主義是密不可分的。史達林主義對人類所犯罪行，包括了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

1925年10月，徐志摩等人在《晨報》組織展開了「蘇俄仇友」的大辯論。在討論的前言中明白無誤告訴了讀者：「這回的問題，說狹一點，是中俄邦交問題；說大一點，是中國將來國運問題，包括國民生活全部可能的變態的。」

張奚若在《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中寫到：「帝國主義的國家僅暗中幫助我們的吳佩孚張作霖，蘇俄竟明目張膽的在廣東做我們的高級軍官和外交官！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強暴惡劣的手段，在這個毫無自衛能力的國家裏橫行無忌，‘如入無人之境’，還要說他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倒要問不是敵人是甚麼？」「照蘇俄現在的手段辦下去，我滿保你不要幾天中國社會將完全變成了流氓搗亂的局面」。

梁啓超在1927年初在一封家書中寫到：「共産黨橫行，廣東不必說了，（廣東完全變了外蒙古，鮑羅廷即唯一之主權者。）各地工潮大半非工人所欲，只是共産黨脅迫。其手段在闖入工場，打毀機器，或把燒火人捉去。現在到處發現工人和共産黨鬧事（因不願罷工而打），實是珍聞。……握權者都是向來最凶惡陰險齷齪的分子，強盜、小偷、流氓之類，個個得意，善良之人都變成了俎上肉。……所謂工會、農會等等，整天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産等更是家常茶飯。」他還對此預言道：「若共黨派勝利，全國人真不知死所了。……當他們的計畫全部實現時，中國全部土地變成沙漠，全部人民變成餓殍罷了」。

果然不出梁啓超等人所料，中共在建政後的所作所爲，其野蠻和血腥的程度，遠超出20年代知識界的想像。在經歷了土改肅反、反右運動、大煉鋼鐵、人民公社、三年大饑荒、文化革命這樣的苦難之後，使人不得不佩服梁啓超、徐志摩、張奚若爲代表的中國知識份子的政治遠見。

毛澤東自稱爲馬克思加秦始皇，其實是史達林加秦始皇，只是他比史達林走得更遠。因爲毛澤東的一意孤行，中國在暴力政治、血腥政治的泥潭裏越陷越深，最終走到了文革那裏。一場浩劫的降臨，幾乎摧毀了這個國家，摧毀了這個民族。這場災難之所以稱爲浩劫，不光是國民經濟瀕臨崩潰，更是將中國人置之於死地。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才有了改革開放，才有了這相對安定的三十年。

改革開放是什麼？首先是把中國人從那血雨腥風的階級鬥爭中解脫出來，從毛澤東、史達林的政治模式中解脫出來。沒有這個前提，之後的任何一步其實都是很難跨出去的。不論是聯産承包責任制，還是取消人民公社；無論是打破計劃經濟，還是鼓勵民營企業都是如此。中國人之所以能在這些年喘口氣，吃口飯，就在於取消階級鬥爭、無産階級專政的政治壓迫，遠離了史達林、毛澤東的政治模式的血腥。你可以說是這是經濟改革的成果，沒有錯；如果沒有平反冤假錯案、解放黨內成千上萬的幹部、平反右派、給地富摘帽、取消人民公社；黨內黨外依然惶惶不可終日，這經濟改革的哪一步能走得出去？經濟改革之所以能走出來，就是對人的解放的結果，是政治變革的結果，而不是其他。這一點和西方工業革命時期並沒有什麼不同，西方也是從人的解放、政治變革開始的。

人們爲什麼認同胡趙時代？其關鍵就在於他們從不同角度做了解放人的工作，做了政治變革——哪怕是有限的變革。使我們這個民族、國家從毛澤東野蠻政治的苦難中走出來。即使對鄧小平，雖然他後來出昏招、捅簍子、釀悲劇；但走出毛澤東、史達林血腥政治的艱難一步，他依然是功不可沒。

毛澤東、史達林模式的政治是野蠻政治，是中世紀黑暗的復辟。即使對資本主義來說，也是一種極大的倒退和反動。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後發國家——其實就是那些沒有接受工業文明洗禮的落後國家；相當一部分都以社會主義爲幌子，頑固守望中世紀的政治黑暗。毛澤東、史達林如此，納賽爾、卡紮菲也是如此。他們無一不是獨裁者，他們國家無一不是員警專制國家。他們無一不宣稱自己是資本主義的敵人，無一不是宣稱自己先進社會制度的代表，而實質上，他們所代表的只是中世紀野蠻的政治理念，代表這個世界的反動勢力，以落後向先進挑戰，以野蠻向文明挑戰。瘋狂地維護專制主義的領地，維護中世紀的黑暗。

2010末到2011年初北非突尼斯爆發了茉莉花革命。很快，這場革命席捲了阿拉伯世界，埃及、也門、約旦、利比亞、敘利亞紛紛出現了反政府抗議示威，矛頭直指最高當局，而他們幾乎無一不是獨裁者，因此也有人把這稱之爲後民主主義革命。不論給這場革命冠以什麼樣的名字，其實都可以理解爲擺脫中世紀政治黑暗，走向現代文明的一步。文明發展的總趨勢決定了，進步一定會戰勝落後，文明一定會戰勝野蠻。

按理，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已經爬出了毛澤東血腥野蠻政治的泥潭，爲什麼在走向康莊的三十年後，又拼命把自己捆綁在毛澤東、史達林的戰車上？使之成爲野蠻政治最後一隅。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野蠻政治是中共一筆政治負資産，這無論對內政外交都是如此。之所以如此的內外交困，政治上的倒退是一個根本原因。在北非中東的革命掀起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之時，竟如此的驚惶失措，就在於背著專制獨裁的包袱放不下。這種驚惶失措從另一個角度證實了這個政權的野蠻落後性質。

其實，就是在老一輩共産黨人裏，也是要爲民主而戰的，黨內那些兩頭真的幹部表達了這層意思，元老級中也有人表達過類似意思。這篇文章的標題用的就是陳毅詩中兩句：血雨腥風應有涯，人間遍種自由花。這位從戰火中走出來的共産黨元帥，在他最艱苦、最危險，可說是面對死亡的時刻，都能那樣真情地擁抱民主，這些坐享其成的新共産黨怎麼就那麼恐懼民主？不要民主要專制，不要文明要野蠻，最終還是抱住毛的僵屍不放，不把把亞洲第一共和國整成專制政治最後領地不罷休。一個危機四伏，並墮落到以綁架公民爲人質的下流政權，被歷史所拋棄的日子還會遠嗎？

所謂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到今天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蘇聯和東歐的革命說明了這一點，茉莉花革命更說明了這一點。而這一點對中國來說絕不可能是例外。無論你的宣傳機器如何的顛倒黑白，你的智囊如何絞盡腦汁；無論所謂的社會主義，史達林主義、還是卡紮菲主義，任何形式專制獨裁都將被歷史的車輪碾得粉碎。而只有這一天的降臨，中國才有真正的未來。

——《動向》雜誌2011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