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7月02日訊】1966年6月24日，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系德語專業的四年級學生王容芬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簡短的信，一針見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 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並鄭重聲明自己從即日起退出共青團組織。她曾參加天安門的「8.18」毛澤東接見紅衛 兵，就是在這次紅色海洋的集會上，林彪的講話讓這位學德語的學生想到的卻是希特勒的講話錄音，她說兩者簡直沒甚麼區別，從天安門廣場回 來，她強烈地感到「這個國家完了！這世界太骯髒，不能再活下去」。
她最終決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裏話說出來，她給中共中央、給共青團中央、給團校、給「偉大領袖」寫信，貼上郵票寄出，然後買了四瓶 敵敵畏喝下，她當時確是抱了必死的決心。可是等她醒來時，她已經躺在公安醫院，接著被送往監獄。
在關押了近10年後，她在1978年1月被判處無期徒刑，3年後被無罪釋放。王容芬透視紅衛兵猶如納粹運動，應該說，她可以被視為中 國大陸最早洞悉「唱紅」真相的人之一。
為了那封信，她在獄中耗費了13年的青春，進去時她是一個19歲的花季少女，等到出來時她已經33歲，牢獄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難磨滅的 痕跡，她明顯比實際年齡要老得多。她後來成了研究馬克斯．韋伯的專家，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所。她是幸運的，比起那些因為揭穿皇帝 的新衣而遭槍殺的遇羅克們，她畢竟活下來了，見證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造神運動的隕滅。
在那個「紅海洋」的年代，能認識到「唱紅」危害並不惜用生命捍衛真理、正義的人遠遠不只是王容芬一個人，比如前面說到的遇羅克。不應 該忘記的，還有劉文輝等思想先驅。
當19歲的王容芬說出「文革」不過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時，30歲的上海青年劉文輝寫下了洋洋萬言的《駁文化大革命十六 條》，他直言不諱地指出：「文化大革命強姦民意」，「當權者人人自裝，登天安門城樓掀起瘋狂的紅衛兵運動，宣揚窮兵黷武，高唱世界革命， 控制報刊廣播，操縱全國輿論，對內專政暴行，鎮壓知識份子，焚書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猶過人之處，人人唯唯諾諾不敢言，陷社會暗 無天日，使神州大地百業俱毀，遍地飢餓赤身，窮山荒鄉，白丁文盲。工人不幹活，農民不種田，學生不讀書，教書者牛棚勞役，形形色色流氓高 喊革命口號。武鬥傷民，抄家捕人，慘無人道……」。
他呼籲「民主主義者在抗暴鬥爭的旗幟下聯合起來」。他和弟弟一起複寫了14份，以匿名信形式分別寄給北大、清華、復旦等14所著名的 大學。劉文輝當然知道自己這樣做意味著甚麼，他將為此獻出生命，他對弟弟說，自己甘願做當代的譚嗣同、中國的普羅米修斯。他的理由很簡 單，如果不去撞槍口，「全讓毛澤東一人專制獨裁，為所欲為，中國遲早會退到封建舊社會去！」；「古今中外，反專制反獨裁，必然有人以身許 國，拋頭顱、灑熱血，喚起自難而軟弱的民眾奮起反抗，那末，今天就從我劉文輝開始吧！」
1966年11月26日，月黑風高之夜，劉文輝兄弟雙雙被捕。19678年3月9日，劉文輝被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直到 1981年宣告無罪。
即使在黑暗、殘酷的「文革」牢獄中，海外歸來的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不願苟全性命，臨死前夕他慷慨直言25分鐘：「我想活，但不願 這樣行屍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寧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災難。我不願在暴虐、浩劫、災難下苟且貪生。」；「文革消滅了 真誠、友誼、愛情、幸福、寧靜、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有過之無不及，它幾乎要想整遍大陸知識份子，幾乎要斬斷整個中華文化的 生命鏈。」；「如果社會主義就是這樣殘忍無比的模式，那麼我寧做『反革命』，寧做『反社會主義分子』，不做專制獨斷、一味希望個人迷信的 毛澤東的『順民』！」4天後，他被槍決。當時同獄的年輕政治犯劉文忠多年後寫下回憶錄《風雨人生路》，記錄了這位音樂家生前擲地有聲的這 番話。……
如今，40多年前翻滾的濁浪依然在歷史中喘息，生者的頭頂不是自由的藍天，死者的亡靈未得到安慰，徹底揭露「文革」不僅仍是一個大大 的禁區，甚至強權迫使全民族遺忘「文革」。我們拒絕遺忘，更拒絕有選擇的遺忘。歷史不應該忘記，當遇羅克被槍殺後，高幹子弟（也就是現今 人們常說的「紅色貴族」）們曾經歡欣鼓舞，他們毫不隱晦地說「主席還是維護本階級的利益的」。
很悲劇的是，當年的「紅海洋」人們還記憶猶新，40年後的中國大陸，又興起一種「唱紅打黑」的狂潮。但有兩點不同，一是現在唱紅打黑 的中堅們，正是當年被打成「黑幫」的後人們，二是唱紅不再是完全的政治目的，伴隨了更多的經濟目的。而招式卻與40多年前幾乎完全一樣。 比如有媒體報導，廈門女子唱紅歌，唱醒昏迷210日的植物人丈夫，為紅歌療法再獻新猷；兩名重慶的大學畢業生自籌30萬元，創建紅歌網； 重慶奧體中心舉行中華紅歌會開幕式，來自全國各地108個合唱團登台演出。……
這些招數，是非常可笑的。唱紅可輔助治療癌症、治療精神病、治療植物人，是一回事，包括新華社在內的官方傳媒刻意去報導這些個案，是 另一回事。大千世界，無奇不有，有些疑難雜症在唱紅的心理輔助下得到治療，不敢說不會有如此奇蹟，但是因此提煉出紅歌療法，並以此作為治 病的良方，那只能與邪教相提並論。創業者喜歡創建哪類網站，那是他們的自由。但是，如果設立紅歌網，目的是為了討好主政者，進而從公帑裡 分一杯羹，則其心可誅。
現在，江西有中國紅歌會，重慶有中華紅歌會，相信亞洲紅歌會、世界紅歌會的誕生，其時不遠矣。會員們愛上那練歌就上那，那怕像重慶的 易如國先生那樣不奔母喪而要進京唱紅歌，那也是他們的自由。但網民早就揭露，這些媲美文化大革命紅衛兵串連的歌會，卻都耗費的是納稅人的 稅銀！
比如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教授指出：重慶累計唱紅10.4萬次場，參與人數8000萬，場地費服裝道具一人1500元，共計 2.1億元，每人次誤工費、交通費加起來共計2700億。如果全國唱紅會是幾萬億，為甚麼不搞醫保？！而中央電視台卻說，唱紅歌完全是群 眾自發的。西安市民反駁說：「各個單位、各個街道唱紅歌、跳紅舞，早晨起來打小鼓。完全是政府補貼和操縱的，任務下達的。」有上海市民 說，「上海現在每個街道紅歌比賽，退休的老年人、有些是沒工作的，來了給你們30塊錢，然後吃頓飯、給錢，這個錢它願意付的。單位也是一 樣的，都是增加點獎金。搞這種宣傳有甚麼用呢？沒用的！」
國內網民對此議論紛紛，人民網《強國論壇》的網友說：「紅歌就是人民鮮血染紅的歌；拿百姓的血來歌功頌德？無恥！」，還有「紅歌唱了 幾十年，越唱人民越可憐；貧富分化差別大，看病就業買房難！」北京大學法學院賀衛方教授對此指出，這種「集體和強制性的狂歡」，被當局作 為「馴服和動員民眾的精神力量」。而這些紅歌裡，隱含或張揚著「個人崇拜」，「嗜血的仇恨」，集體主義同時壓制個人尊嚴和自由主義。
現在，唱紅反唱紅開始了激烈的衝突，已從網絡上口水戰、黑客戰，發展到現實世界的司法戰，發展到鐵幕後的高層權力戰。唱紅派發起公訴 學者茅于軾，一班人在上海準備向市人大遞交公訴書時，竟與公安發生衝突，頗有大水沖了龍王廟的劇情。文化光環下的利益衝突，只會越來越 多、越來越密集。
針對在全國範圍內掀起的紅色風潮，包括唱紅歌、跳紅舞、播紅劇、背毛澤東詩、貼大紅標語、做巨幅黨旗、萬名黨員宣誓等等，國內民眾和 海內外學者指出，又回到了文革瘋狂的時代，紅潮在全國耗資數萬億，老百姓怨聲載道。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說，這些紅歌就像浸透著專製毒汁的「惡之花」。
所以，歸根結底，當前席捲中國大陸的「唱紅」，是毛澤東專制主義的迴光返照。毛澤東活著的時候，凡做官當幹部的，全都是毛派。不是毛 澤東派也得裝成毛澤東派，否則官是肯定做不下去，人也未必活得下來。幸而「毛主席萬歲」未遂，如今，不當毛派也能活命，也能「貪而優則 仕」。所以，以前的毛派必有贗品。但如今的毛澤東派，雖有品種之別，卻無真假之分。
當今毛派有兩種：
第一種，是思想、感情上的毛派。他們認為毛澤東是「人民領袖」，毛澤東是「大救星」，毛澤東思想是真理，毛澤東路線很正確，毛澤東功 勞特大，毛澤東雄才大略，毛澤東用兵如神，毛澤東無人能敵，毛澤東東方不敗，毛澤東拯救中國，毛澤東打敗美帝，毛澤東抵制蘇修，毛澤東為 人民服務，……；即便毛澤東發動文革也動機良好，毛澤東搞階級鬥爭沒錯（五類分子臭老九走資派就該往死裡鬥，斗死了社會才會進步），毛澤 東搞大躍進沒餓死幾個人（餓死了又如何，毛澤東照樣很偉大），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整的都是敵人和壞蛋（非敵非壞者是別人亂整，跟毛澤東 無關），毛澤東特別儉樸，毛澤東從不腐敗，毛澤東不亂搞女人，毛澤東不修別墅，……如此等等。他們還認為鄧小平不如毛澤東、今不如昔，當 今中國所有嚴重問題都與「違背主席教導」、「復辟資本主義」有關，假如毛澤東死後繼續搞毛澤東那一套，則階級敵人必定玩完，革命人民必定 昇天，「三大差別」早已消除，第三世界十分牛氣，……如此等等。這種毛澤東派似乎是真正的毛澤東粉，因為他們不僅以毛澤東欺人、更以毛澤 東自欺，自己吸毒成癮，還鼓勵親戚朋友一起吸，滿以為那就是世上最有營養的補品。——此種毛澤東派，大抵以平民百姓、失意文人、失勢政客 為主，或來自於地位被邊緣化、心理有失落感、對現實極其不滿的下降群體。
第二種毛派，是權力、利益上的毛派。他們未必是毛澤東的真粉絲，未必不知道真實的毛澤東，但他們就是不批毛澤東、不反毛澤東，而且也 不許別人批毛澤東、反毛澤東。他們還要封鎖、銷毀毛澤東的罪證，偽造、變造毛澤東的功績，若遇天時地利，甚至還要大張旗鼓復辟毛澤東思想 原教旨主義。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做「對我們大有利益」，其心態與當年遇羅克被槍殺後，高幹子弟（「紅色貴族」）們曾經 歡欣鼓舞，毫不隱晦地說「主席還是維護本階級的利益的」一樣。比如說，他們可以打著毛澤東的旗號，名正言順地煽動仇恨、強化敵意、籠絡民 粹、孤立精英，以便混水摸魚、亂中取勝。毛澤東仍然是「旗子」和「刀子」。所以，他們不僅要維護好毛澤東的政治靈位，要粉飾不斷褪色的毛 澤東光輝形象，更重要的是，還要重啟階級鬥爭、群眾運動等「一抓就靈」的專政工具，如此才能化毛澤東氏余炎為政治實利。
中國有所謂「紅色貴族」，血統是紅的，未必政見、政術也是紅的。因為「紅色貴族」不是齊一性的整體，其中自然有好人也有壞人，有人品 出眾、才華卓越者，也有心術不正、愚蠢弱智者，所以，「紅色貴族」這種東西，除了比平民百姓有錢、有權之外，在是非觀、價值觀方面，在人 性的美好與醜惡方面，與社會整體是基本同構的，沒有甚麼特別可愛或可怕的地方，不過承父祖餘蔭，以作晉身之資，其餘不足論。
而至於弱勢的平民老百姓中的「毛派」，其實遠比「紅色貴族」複雜，也遠比「紅色貴族」難纏。那些把毛澤東當成逢凶化吉、遇難成祥的護 身符的人（比如出租車司機等勞動人民），那些把毛澤東當成「路見不平一聲吼「的梁山好漢、當成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南海觀世音的人（比如底 層的維權民眾），此類「唱紅」者通常對社會是無害的，雖然他們偶爾「懷念毛主席」，卻並不真想回到毛澤東時代，尤其是不一定想回到民不聊 生餓殍遍野的1959年和如火如荼無法無天的1966年。他們只是以崇毛的名義發洩對現實社會種種不公不義的強烈不滿而已。但如果所有這 些無害的毛派在某個旗號之下匯合到了一起，並在某個「當代毛澤東」的強力統帥之下，接下來的事情就會失控，就要變味。
種種跡象表明，當前確有某一小撮「毛派」打定了主意，既要搞血統主義，又要走「群眾路線」；既要得鄧小平改革的好處，又要像毛澤東一 樣無法無天。這樣的毛派，就是毛派中的紅色貴族，或紅色貴族中的毛派。他上可通天，下可接地；可以一面籠絡紅色世族，一面煽惑弱勢民眾， 從而把隱伏在這兩股勢力之中的惡勢力導引出來，且冶於一爐、集於一身、為我所用。這種人是最可怕的。他雖然是紅色貴族，但他不會以「我爸 爸」、「我爺爺」自誇於人，反而會以「和人民在一起」自相標榜；他雖然「唱紅」，但不會真的把毛澤東當菩薩，只是用毛澤東這尊假菩薩去騙 取底層社會的真香火。
這種人逼人背語錄、唱紅歌，大造輿論、大樹權威，貶低別人、抬高自己，任用親信、鎮壓異議，整肅警察、治理貪官，馴服記者、抓捕律 師，運動群眾、恐嚇官場，左手打黑幫、右手滅法制，……。這樣的紅色貴族，非毛派不敢為。打黑、肅貪、治警、親民，這些都是好事，但好事 也必須用正當的手段、正確的方法循法治路線去做，才是真好事。否則，即使偶爾在法治之外做成一兩件「大快人心」之事，又豈是國家之幸人民 之福？！
在意大利，「打黑」成績最優秀的政府是墨索里尼政府；在中國，剿匪、禁娼最徹底的政府是毛澤東政府；在朝鮮，把黑社會全加在一起也斗 不過偉大的金正日將軍一根小手指頭。在「唱紅」聲勢與「打黑」威風這兩方面，希特勒、斯大林時代的德蘇兩國已數一數二，一切民主國家都沒 法與之相比。但要說黑，誰還能比希特勒、斯大林這夥人渣更黑！所以，人們寧可有條件地容忍某些適度存在的社會醜惡，卻不應允許出現一個比 土匪黑社會加在一起還要醜惡凶殘千萬倍的專制鐵腕強盜政府。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公開表示，增強憂患意識，比只是唱歌頌輝煌更重要。據《羊城晚報》報導，6月26日上 午，廣東省委辦公廳在陽光讀書廳舉辦了一次組織生活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省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張幗英和省委辦公廳的 黨員一起參加了活動。在談話中，汪洋說，「既要看到長期執政形成的良好基礎，更要積極應對長期執政正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現在經濟是發展 了，但確實還有些基層群眾的經濟權益沒有得到保障、政治權益沒有得到體現。」
汪洋最後一句說：就我們長期執政的需要看，增強憂患意識比只是歌頌輝煌更加重要。而《羊城晚報》標題特別將「增強憂患意識」和「歌頌 輝煌」用紅黑字體顯示，以突顯這兩個詞，其含義不言而喻。
而重慶，「唱紅」已愈演愈烈。正如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所指，重慶近兩年累計唱紅10.4萬場次，有8000萬人次參與。 「場地費、服裝道具費平均一人1500元，就共是2.1億元，每人次誤工費、交通費加起來共計2700億。如果全國唱紅會是幾萬億，為甚 麼這些錢不用來搞醫保？」確實，作為普通老百姓來說，實惠才是最重要的。至於「歌功頌德」，早在40年前的文革中，國人就已領教夠了； 但，中國有進步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