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7月02日訊】八十歲的回憶（五）

被釋放回家後

兩個月後，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我被釋放回家了。 出獄回家後，污穢下流的謠傳、加油加醋的誹謗從四面八方向我襲來。我出門買糧、買菜又總有一群孩子在後面跟著跑，簡直讓我受不了。我的孩子們受到的傷害更加使我難以忍受，我曾想我不能活了，我也想倒不如不釋放在監獄裡躲一輩子。

我工作單位的好心人們，幫我辦了改換名姓的手續，還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我澄清謠傳。跟在我後面跑的孩子們，後來也在學校告訴同學們，再不要欺負我的孩子們了，他們說我是「受矇蔽的」，這些事情都給了我活下去的勇氣。也有不少認識不認識的人來找我，有高中學生紅衛兵找我調查研究，為我們呼籲把平反公開；有派出所的警察來叫我去派出所，不知道是甚麼意思？我拒絕了；也有基層組織的人，來交流情況，XX街道基層組織來了兩位部隊退休的老幹部，是夫妻倆。他們講：「那個死了的金姓老頭，是他們街道的居民，他的事兒不僅和總部沒關係，和基層組織也沒有關係，所謂「嚴刑拷打」是根本沒有的事兒，還說當地居民都知道他是和她女兒生氣走的，因為他不滿意他女兒找的那個對象。天哪，事情竟是這樣，難怪那個基層組織的負責人小謝不服氣，一直嚷嚷「不對！」，「不是這麼回事」。公佈的罪行全是編造的謊言，我久久不能明白為甚麼要這樣？

但是，我是一個好黨員，是黨的馴服工具，根本意識不到共產黨會站在老百姓的對立面，搞陰謀、耍手腕，還一個勁兒用黨的思想和語言思考和說話：黨是不會錯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會錯的。之所以要這麼做，是黨的需要，形勢的需要，要服從黨的利益。當時覺得這樣想法是思想覺悟高，其實是被共產黨的黨文化桎梏著的可憐蟲。是共產黨專制暴政造就的，沒有了自己思想的行屍走肉。

被抓鬼的日子

不久，我們都集中在市委機關學習班學習，說是學習其實就是過關和批鬥。當時，各級領導都靠邊站了，軍管組主持工作，軍管組是由支持左派的部隊組成的。原來市委的部、處編製變成連、排，我們學校是一個排。我在排裡很受重視，和靠邊站的領導一樣，要過關，而且過得比較難，對領導，要查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問題，對我這個鬼則是揪出來在大庭廣眾之下好好整治整治。但是揪我甚麼問題呢？

我十八歲進市委機關以後的事情，檔案裡都有清楚的記載，他們要求我重點講清楚國民黨時期，在中學時侯我都幹過甚麼事情。中學時候的事情本來我早就都忘了，老天保佑，到了讓我講的時候，事無鉅細我全想起來了，我負責的壁報和發表的主要文章——勞動號子形式的長詩，不分高來不分低，共同勞動、共同收穫、共同富裕的幻想，對學校工人老黃的描述，他最聰明、最能幹，能夠擔負學校全部水暖、電氣、鈑金、木工，生活卻最艱苦、最孤單；我在同學中教唱的歌——「當黑暗就要過去，而黎明就在遙遠的天邊，我們為甚麼不歌唱」；以及我參加的地下共產黨外圍組織。

抓不到我甚麼問題，他們還不肯罷休，「壁報的名字叫甚麼？」「大動脈，為甚麼叫大動脈？」「你是個野心家」。你的個人野心家思想太嚴重，這可不是小問題。不知道怎麼搞的，又一下子轉向了我媽媽有文化的事兒，說我媽媽不一般，叫我老實交代我媽媽到底是甚麼人？走廊裡呼啦啦地貼出了好多關於我媽媽有文化的大字報。這個事兒把我嚇壞了，我真怕他們和街道聯起手來，不分青紅皂白，把我媽媽拉出去批鬥一頓。媽媽年紀大了，受不了這個。我回家跟媽媽說：「咱們別看書看報了吧，別叫人家知道咱們有文化。咱裝傻吧！」媽媽氣得不行，說：「哪有這個道理？」兩三天悶著沒有說話呢。

在學習班，小會大會不停地開，過關的、批鬥的一個接一個，我會怎麼樣呢？不知道！我沒有甚麼問題可揪，可是我的朋友們卻為我擔心的了不得。後來知道有人已經佈置了要在全體幹部大會上，以群眾臨時動議的形式，把我揪上台去批鬥，如果真是那樣，我會被打得半死，因為當時我是臭名遠揚的鬼，有很多誹謗和謠言流傳著，很容易激起民憤。

是在緊要關頭吧， 市委軍管組組長——那位部隊的老政委把我叫到了他的辦公室，我們排的那個造反隊頭頭跟著在門外隔窗去看了三次，我傻乎乎地甚麼也不知道，但是老政委卻自言自語地說：「不到十分鐘來了三次！」，那次我在老政委辦公室，直到下班回家才離開，臨走時老政委對我說：「明天過五一，我就在這兒，不回家，你有事隨時來找我！」 接著我被調離了原來的排，以我情況特殊為理由，讓我參加另外一個，由市委各部組成的小學習班，避開了非要置我於死地不可的人，直到結束。

過關暫時結束了！我本來是人，是堂堂正正的人，卻要被當做鬼抓。是把我打成鬼的部隊，又來保護我。部隊的領導明白他們抓的不是反革命，可是平反為甚麼不能公開呢？我想不明白！

學習班結束了 ，我被抓鬼的日子，能夠隨著學習班的結束而結束嗎？

學習班結束後，我們被下放到工廠勞動，工廠會怎樣對我？我將遇到甚麼？我不敢想。 意外的是，在廠軍管組的幫助下，竟讓我在車間辦公室和車間主任一起工作，度過了這段時間。有幾個男工人試圖找我麻煩，我很客氣地請他們到我家做客，並且介紹他們認識了我丈夫。我這樣客氣地、友好地示威之後也就相安無事了。這一段時間，我非常感激黨，常常為黨工作得忘記了去託兒所接孩子的時間。孩子說：「人家都接走了，我媽媽還不來，我等啊，等啊，等啊，還不來。」那傷害現在還在使她感覺痛，她已經四十多歲了還不能忘記那種痛，只因為媽媽當時心中有太多對黨的感激，媽媽得了一種叫做斯德哥爾摩的精神病。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