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7月19日訊】按，年初應盛雪女士之請參加了她的祖父臧啟芳先生逝世五十週年的紀念活動，會前我作了很仔細的準備，寫下了這篇文章。作文過程中盛雪二叔臧英年先生，家姐朱學文女士對史實和人物有許多指教。
教育家和經濟學家臧啟芳先生是中國早期的留美學者，他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七年擔任了東北大學校長，其中八年是在四川三台度過的。這個離亂的八年中國高等教育卻很有成績，那是因為中國有了一批學貫中西的人才，他們專心致志於將中國教育與西方接軌，胡適之、梅貽琦、臧啟芳等就是這些人中的傑出者。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總共畢業了二千名學生，東北大學在校學生也達八百名，因此東北大學是很有規模而且很有地位的學校，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還說它是辦得最好的大學。
西方語言裡「大學」University與Universal是同根的字，本身就有「包容」的意思，先行者蔡元培靠「 兼收並蓄」把「京師大學堂」改造成一所接近西方形態的學府。其實，西方社會形態的核心就是「寬容」，惟寬容能達至穩定，惟寬容能創意無窮。中國要變成穩定而有創造力的國家，就必須建立有制度保證的寬容。胡適之、梅貽琦、臧啟芳、吳有訓等人是中國西化的繼行者，他們沒有機會在中國主政，但是他們把持了幾所著名的大學，推行以寬容為核心的西化事業，
東北大學是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初創的，他們是軍閥，但是辦學很有誠意，是放手讓知識份子當家做主的。臧啟芳是東北地方不多的留美學生之一，他比張學良只大六七歲，兩人很早就認識，而且輔導過張學良讀書，但是關係並不好，因此臧啟芳就進關在蘇北鹽城當專員。而張學良好走極端，反共的時候殺了李大釗，親共的時候又鬧出了西安事變。西安事變後東北大學需要整頓，教育部派東北人臧啟芳去當校長，當時教育部部長先是王世傑，後來是陳立夫。有人說臧啟芳是CC，大概就就是這層上下級關係。
臧啟芳不認同共產黨。六十年代我在四川一間縣城中學教書，學校裡有幾位很有學問涵養的川籍的老教師，他們都是在抗戰期間內遷的大學裡受的教育。東北大學畢業的屈義生老師還有一段「叛徒」歷史，他是臧啟芳親自授業的學生，讀書時參加了共產黨，臧校長聞訊找他談話說：「屈君，你很有才幹，參加這些過激活動非常可惜…… 」屈義生說他很崇拜臧啟芳，因此接受了校長的勸告，畢業後臧啟芳為他介紹了工作，還想把他帶到東北去，但是屈義生拖家帶眷沒走成，留在家鄉教書。
三台校園裡的共產黨活動很活躍，後來國民黨的東北政要高惜冰的兒子高而公就是一個非常左傾的學生，臧啟芳是張作霖時代東北大學法學院院長，高惜冰是工學院院長，兩人的關係極好，所以共產黨組織的許多活動是由高而公出面領頭，臧啟芳對子侄輩的執迷不悟當然是無奈的。後來高而公還去了解放區，成為共產黨的新聞廣播事業的一個積極而傑出的工作者，寫有許多著名的報導，但是因為家庭成分而不得重用，一九六○年又向黨交心，批評三面紅旗和反修鬥爭，結果在文革中受到慘烈的鬥爭而英年早逝。
那時東北大學教授不到五十人，名人卻很不少，一代宗師蒙文通、金毓黻，五四健將陸侃如、馮沅君，史學新銳丁山、陳述、楊向奎，作家姚雪垠，戲劇家董每戡都很令人注目；而思想前衛哲學家趙紀彬、楊榮國還是真名實姓的共產黨，共產黨及其外圍組織也很活躍，馮沅君、趙紀彬、姚雪垠、董每戡都是所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會三台分會」的積極份子。
趙紀彬，一九○五年生，一九二六年加入共產黨，組織農民運動，參加武裝鬥爭，在河北大名監獄裡服刑三年期間自學成才，精通中國古代哲學、邏輯學、倫理學，大學者顧頡剛非常器重他，長期任用他，一九四三年把他介紹給臧啟芳，在東北大學教授哲學。一九四六年後趙紀彬轉去東吳大學，山東大學，一九四九年後任山東大學校委會副主任兼文學院院長，平原大學校長，開封師範學院院長，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哲學教授兼顧問。
楊榮國，一九○九年生，畢業於上海群治大學，一九三八年加入共產黨，在武漢、長沙、桂林參加左翼抗日救亡運動，一九四一年流亡到四川，與左派學者翦伯讚、侯外廬、吳澤等人過從甚密，發表了不少反對傳統的文章，一九四四年去東北大學教書之前生活非常拮据。一九四九年以後長期擔任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哲學兩系的領導，畢生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批判儒家學說。
抗戰勝利，民族鬥爭一告段落，階級鬥爭就重新開張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盛行，是因為中國有仇富的傳統。「打富濟貧」是公義，「殺富濟貧」是美德，有這樣的文化依托，中國的共產革命就變本加厲。臧啟芳和他的東北大學就成了它的犧牲品。
流亡西南的學校大都是在一九四六年復員的，西南聯大也是在那年解散的，那時國共兩黨在校園裡的鬥爭也非常激烈，一件典型的歷史事件是昆明左傾教授李公樸被殺，聞一多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的《最後一次演講》中說：
一九四六年四月，西南聯大宣佈解散。走了，學生放暑假了，（特務們）便以為我們沒有力量了嗎？特務們！你們錯了！你們看見今天到會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來了，我們昆明的青年決不會讓你們這樣蠻橫下去的！
當天下午聞一多也被殺了，國民黨做了非常愚蠢的事情，中國歷史發生了悲哀的轉折，中華民族沒有區別利害的原則，更沒有「兩害權其輕」的智慧，亢奮的學生們不知道，十年二十年以後中國會是甚麼樣？事實上，連劉少奇、彭德懷、林彪這樣的共產黨人也不知道：「勝利」對於他們自己最後意味著甚麼？
東北大學最出名的校友大概是柏楊，柏楊幼年失母，環境惡劣，初中時因不敬師長而曾被開除，一九四四年冒名「郭衣洞」插入東北大學政治系，在三台圓了他的「大學夢」，他回憶一九四六年夏天的畢業典禮：
……地點在大禮堂。我和那一屆的畢業同學坐在前排，由校長臧啟芳先生致辭，臧校長神采飛揚的在台上宣佈說：「我們終於勝利了，八年抗戰是國民黨打的，全世界人都知道，共產黨再也無話可說，再沒有辦法號召人民反抗政府。」這段話引起雷動的歡聲，師生們都深具這樣的信心，因為這是事實。（《柏楊回憶錄》，源流出版公司，台北，頁153-154）
如果梅貽琦在西南聯大大禮堂講這樣的話，台下可能是一片倒彩，三台的政治情緒顯然比昆明溫和多了。在國民黨領導抗戰勝利的興奮情緒鼓勵下，郭衣洞也到東北瀋陽去求發展了，他很自豪地回憶他見到的東北大學：
和三台的東北大學相比，瀋陽的東北大學雄偉壯麗得像一個獨立王國，僅工學院，就擁有一個修理火車頭的龐大工廠，如果要繞東北大學一圈，步行的話，恐怕要六、七個小時。（《柏楊回憶錄》，頁159）
青年柏楊是何其熱愛東北和東北大學啊！
臧啟芳帶了東北大學的隊伍回到瀋陽，陸侃如、馮沅君夫婦跟臧校長去了東北，陸侃如在那裏當教務長。金毓黻到北京圖書館去當館長，姚雪垠到上海大夏大學去當文學教授，趙紀彬去了東吳大學教了一年哲學，因為支持學生鬧事而被解聘。楊榮國到桂林師範學院去教書，他到了廣西就被抓進了監獄，坐了十個月的大牢，乃至今天的廣西師範大學對這位名氣非常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竟沒有任何的記憶。若是他去了東北，或許是可以免了這場牢獄之災的。
但是，當了十年校長的臧啟芳自己卻倦怠了，回到瀋陽就請辭，國民政府改任他為「東北九省教育特派員」，那時東北是被分成九個省的。
歷史沒有論功行賞，抗戰功臣國民黨在東北戰局最初很佔優勢，但是一年就翻了盤。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在松花江以北站住了腳的林彪部隊開始南下出擊。六月，共軍攻打四平，軍事形勢開始逆轉，鄉間清算更動搖了城裡的人心，瀋陽的人口開始向北平流失。七月，學年結束後，陸侃如、馮沅君就去了青島，東北大學的骨幹鳥散了。十月，臧啟芳去南京轉任財政部顧問兼中央大學教授。一九四八年，共產黨的農村包圍了國民黨最後的兩個城市——瀋陽和錦州，東北大學無疾而終。
那時，中國瀰漫著改朝換代的氣氛，連堅守傳統的陳寅恪和馮友蘭（馮沅君的長兄），也都留了下來等待共產黨的改造。那年，馮友蘭五十五歲，才從美國講學回來，在清華大學當文理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以後二十幾年中毛澤東一直注意著他的思想動向，文革時他的立場已經馴順到與楊榮國完全一致了；五十九歲的陳寅恪從北平南下廣州，傅斯年邀他去台灣加入「史語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但是他留在廣州不願再走了，那至少是認為國民黨死定了，沒有再多搬一次家的必要了。
問題是：當初對蘇俄發生過的一切，這些高明學者都一無所知嗎？
無知的確是事實。蘇俄的暴行在西方早已傳知，但並不為中國知識份子所普遍關注。我的岳父張錫嘏先生畢業於燕京大學，兩次到美國留學，二十年代那次在衣阿華大學學農業經濟，他的猶太室友的桌上放著一張照片，岳父認為那是室友的家長。二十年後，共產黨讓岳父認識了馬恩列斯，他才恍悟當年在衣阿華似曾相識的是列寧。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是到美國來見識西方財富，學習西方技能，很少的有人注重西方價值和準則。而中國人把美國大學當作職業教育的格局，至今未變。
困難也是事實。有人說陳寅恪先生「學貫中西」，實在是過獎之辭。中國的傳統學問的目的、方法和結論，於西方看來一無是處，因此中國文科學者在西方很難立足，陳寅恪和馮友蘭當然也是慮及了「聘書何來？」才留在大陸聽天由命的。若以我們今天的覺悟問：為甚麼不逃到美國去？則無異於問：何不食肉？再說，中國共產黨反人類惡行會嚴重到後來的程度，也很難有人預料，前輩的無知和疏失也就應該原諒了。
胡適之、梅貽琦、臧啟芳離去了，傅斯年帶了「史語所」的李濟、凌鴻勳等人去了台灣，一年後他自己累死在台大校長的位上。胡適之、梅貽琦、臧啟芳、傅斯年、陳寅恪、馮友蘭都很有名望，但是都沒有錢財，要他們到美國當小兵去打鬥，也不是現實的事情。胡適之與國民黨的關係並不好，他不要蔣介石的美金，連台灣的邊也不沾就直接去了美國，結果在美國很潦倒。
東北大學同人丁山、趙紀彬、楊向奎、陸侃如、馮沅君等異途同歸，都成了共產黨文科名校「山東大學」班底，那時他們都才四十多歲，楊向奎後來還主編了一本很有份量的雜誌——《文史哲》，它上面發表的李希凡、藍翎二人聯名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文章，被毛澤東讚賞而發展成一場批判「胡適唯心主義思想」的政治運動，那位被毛澤東捧為「小人物」的李希凡正是趙紀彬的內弟。
今天山東大學有人回憶，陸侃如和馮沅君同任一級教授和副校長。其實五十年代他們定的是二級，當副校長還是「改革開放」後的風光，共產黨一進門是要他們「脫褲子割尾巴」的，這種湖南粗話教溫良的馮沅君女士如何上得了口？毛澤東天性刻薄，一九五七年他玩真的，陸侃如先生就當了「右派份子」，而那只是中國知識份子受屈辱的一個里程碑，後面還有「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苦境在等待著他們。
一九四八年，楊榮國回到長沙老家的湖南大學教書，一九五三年院系調整到廣州中山大學，開始了三十年大起大落。以他三八年入黨的資格，至少該是個十三級幹部，而在舊社會混久了，又難免沒有這樣那樣的「三朋二友」和「歷史問題」。文革時紅衛兵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見識，把「反孔」的「走資派」的妻子逼得精神分裂，溺水身亡。後來他總算被「四人幫」捧上了天，當然又被鄧小平打下地。共產黨的事情冤來枉去，常如「大水沖了龍王廟」。
趙紀彬是一個稟悟極高的學者，毛澤東在延安就注意到他的一些立論，後來對他的《論語新探》又備加讚賞，但是他在國民黨反省院裡寫過一篇關於三民主義的心得，黨中央就一直懷疑他有「叛徒」的嫌疑，他與侯外廬等人合著的《中國思想通史》也就很久不能再版。而他的批孔立場久已有之，並非是為「批林批孔」專用，不巧江青曾經向他不恥下問……。既然他可為「四人幫」所用，鄧小平上台就被清除出黨，還是靠善人胡耀邦幫忙恢復了黨籍。
比起大悲大喜的餘生，東大校長的寬容，三台草廬的淡泊，或許是馬克思主義者趙紀彬和楊榮國悲劇人生中最美好的片斷。
除了長子長女，臧啟芳攜家去了台灣，那時島上名人如雲，經濟又沒有起飛，他為官一生卻潔身自好，在台中東海大學執教經濟學時，清貧到讓次子英年放棄台大機械系，而進了免費的海軍機校；三子凱年先生回憶，高惜冰在美國學的是紡織，去台灣後參與創辦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成功，因此常常幫助他們一家。
但是，貧困無礙剛直，國民黨政府號召名人獻言，啟芳先生就實話實說「學生勞軍」 是形式主義，執掌軍隊政治工作的蔣經國聞之大怒。一九六○年五月雷震於《自由中國》發表「我們為甚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指責國民黨「一黨獨霸」、 「操縱選舉」，還進而籌組「中國民主黨」，九月國民黨當局以「煽動叛亂」的罪名逮捕雷震、傅正、馬之驌、劉子英等，雷震被處十年徒刑，這就是舉世震驚的「雷震事件」。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心焦如焚，呼籲名士聯署營救，懾於白色恐怖僅二十餘知識份子敢於出頭，東海大學臧啟芳、徐復觀、藍文徵三人壯士榜上有名，臧啟芳也就與國民黨反目了。是年啟芳先生心肌梗塞故於台中東海校園，當局竟拒發公務員死亡撫恤金，藉口竟可以是「來台後未行登記」。
「抗日青年」郭衣洞的人生就豐富多彩了，他從不委屈自己，說盡一切自己想說的話。一九四八年尾到一九四九年初，柏楊在遼沈和平津兩次被「解放」，他追隨蔣委員長，卻也不仇視共產黨，有時還表揚幾句解放軍；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價值觀問題上，他要的是自由和人性，這位東北大學小兵的頭腦醒過了許多大教授。在後來回憶北平「和平解放」時的社會情緒時，他說：
……政府所轄的江山，一半已淪入共產黨之手，全國知識份子的左傾程度，接近宗教狂熱，一個人是不是向共產黨靠攏，成為檢查他是不是進步人士的唯一標準。可是，共產黨沒有個人自由，唾棄溫情，標榜黨性，全都使我毛骨悚然，我性格上不喜歡拘束，覺得人性尊嚴和溫情扶持，是人類共有的美德，黨性只是英明領袖鞏固自己權力所加到群眾身上的私刑……
於是他決然從北平出走，經過青島、上海，到了台灣。在他服務於蔣經國的「反共救國團」的時候，竟用最尖刻的文字攻擊黨國的專制，因此被囚禁了九年，其中六年多在綠島度過。四十幾年後，他才回到過曾為頑童的故鄉，見到了心存虧欠的兩個有不同母親的女兒，但是價值勝於親情，他還是確認「我家在台灣」，那裏他曾有牢獄之災，但是他在那裏得到了遲到了自由。
共產黨在東北大學地盤上組建了「東北工學院」，那是一所採礦和冶金的專門學校，那時共產黨以為有了重工業中國就強大了，東北是重工業基地，離蘇聯「老大哥」又近，所以東北工學院最初辦得還不能算不認真。但是，後來幾十年「階級路線」、「 政治掛帥」，它也打了許多右派，封了更多的左派，所以今天這所學校有不少高樓，卻沒有甚麼高人。近年來它又恢復了「東北大學」的校名，但是它與臧啟芳離去時的東北大學的文理（Liberal Arts）傳統，已經毫無干係了。
東北大學，如果說它今天還有一個軀殼的話，我們紀念的臧啟芳先生主持的東北大學的人文精神，已經被革命和戰亂剿滅了。
二○一一年六月二日改成
二○一一年七月十六日修改
補記
高惜冰，一八九三年生，遼寧省岫巖縣人，曾入北京大學，一九二○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公派留美就讀羅維爾理工學院紡織系，一九二三年獲碩士學位，一九二六年起任東北大學教授，次年任工學院院長。曾聘黃侃、章土釗等幾十位學界名人到東大任教或講學。一九三○年任察哈爾省教育廳廳長，「九一八」後在北平籌建東北青年教育救濟處，一九三三年五月轉任新疆省建設廳廳長；一九三六年任國民黨南京政府銓敘部育才司司長，後任中棉公司常務董事；一九三七年出任國民政府大本營第四部輕工業組組長，負責為抗戰提供軍需物資，此後連續四屆當選為國民政府參政員，為駐會（常任）委員。一九四六年十月，出任安東省政府主席。一九四七年改任東北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一九四九年去台灣，被聘為台灣中國紡織建設公司董事。一九七三年遷居美國，一九八四年病逝紐約，終年九十歲。
一九八二年夏，我等游美東歸程經芝加哥，吳方城兄帶大家去高惜冰之女高遒迪家留宿，高惜冰先生和夫人住在那裏，我們因此見到了這位東北名人，方城的父親原來是東北大學的教授，也是惜冰先生的好朋友。近三十年前的那天，惜冰先生談興很足，說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可惜我大都遺忘了，記得他說在重慶當國民政府參政員時，見到過共產黨方面的王明，其人口才非常好，很有魅力。他還說到他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時候，毛澤東正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服務，常常見到毛澤東坐在閱覽室門口的籐椅上讀書看報，桌上有寫著「毛澤東」的三角名條，有一次他請教毛澤東說：「毛先生，某某書在甚麼地方？」毛澤東揚揚手說：「自己找，自己找。」連眼皮也不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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