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百年辛亥─親歷者的私人記錄

傅國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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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07月12日訊】長期以來,我們所知道的辛亥革命幾乎是革命黨人單方面的敘事,教科書的普及,年復一年的紀念,大量的革命記憶,幾乎都是單向度的革命視角,我們看見的只是歷史的單一側面,而在不知不覺、潛移默化中當作了全部。換句話說,辛亥革命的史實是以革命黨人為中心建構起來的,僅僅呈現了歷史的一部分,處於這個中心以外或不在中心視野裡的大量史實則被遮蔽、忽略或遺漏了。我個人更希望看到革命發生時的社會心態?當革命來臨之際,那些掌握優勢資源、不願看到革命發生的人是如何反應,如何面對的?王公親貴特別是最高統治者隆裕太后怎樣一步步作出選擇,她的選擇帶來的正面效應該如何認識?革命在不同的社會力量當中如何激起迴響?這些力量之間的相互碰撞、搏弈又怎樣影響了革命的結果?他們的共識是如何達成的?革命在哪些層面達到了確實的目標?

這些問號,以往的歷史書或者沒有回答,或者回答得不夠清楚。百年之後,我之所以要重建辛亥敘事,就是想真正靠近現場,更客觀、更全面地看一看那場不同於王朝更迭、原地踏步的歷史巨變。真實是歷史的生命所在,在基本史實都不夠完整的前提下,我們做出的任何歷史解釋毫無疑問都是不可靠的。我們以往看歷史時,常常是先有了觀點,而且這個觀點是固定、不可動搖的,然後再尋找史料證明這個觀點的正確,與此相悖的史料則被毫不留情地捨棄了。

沒有親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想要最大限度地接近那個時代的真相,只有依靠親歷者當時留下的記錄,及他們日後的口述和回憶,我更看重的是親歷者的日記、書信,這些私密性最強的文字,記錄的往往是他們當時的親歷、親聞和他們內心最真實的感受,帶著他們的呼吸和許多可以觸摸的細節,因此也最具有現場感。

我曾說,在歷史的深處潛伏著無數雙眼睛,他們在各自的角度,看到了歷史的不同側面,體察到了歷史的脈絡是如何展開的。這些眼睛既包括了一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黨人,也包括被驅除之列的滿人貴族和依附那個政權的漢人官吏,從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到一般官員,也包括張謇、湯壽潛這些立憲派,也包括留學生、國內的師範生、中學生、小學生,……他們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對現實有著不同的感受,對未來懷有不同的期待,透過他們的眼睛,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個時代的面貌,體會當時的社會脈動。當革命發生,官員們到底是怎麼想的,怎麼面對、怎麼記錄的,過去我們知之甚少,幾乎缺位。在大臣當中,那桐、榮慶、紹英、徐世昌等人都有記日記的習慣,當風暴襲來,他們的反應、心態、舉動都是那樣的無可奈何,一句話,大勢已去,回天無力,也無人願意去回天。起草了大量詔書的許寶蘅、資政院欽選議員汪榮寶、翰林惲毓鼎、廣東地方官左紹佐等人都留下了日記,他們除了懷著不同的心情為這個王朝送葬,已無所作為。隆裕太后的眼淚挽回不了,升允的無限忠誠也挽回不了一個王朝的落幕,反對退位的恭親王溥偉只留下一個孤獨的背影。到最後,「京朝達官紛紛奏請開缺,可恥哉!安樂則麇集,患難則獸散。」惲毓鼎在日記中不無悲憤。

這背後是不可阻擋的人心思變,這是天長日久積累起來的,而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推背圖》、《燒餅歌》這些神秘預言書的流行,星象預警,特別是一而再的水災導致的糧荒,大米價格的失控,加劇了人心的變化。清朝去勢矣,最終沖跨清朝的是時也勢也,而不是革命黨人的謀劃和武力,時勢的後面是人心,正是人心恐慌,武昌起事引發了各地的擠兌潮、逃難潮,許多親歷者在日記中記下了大量細節,謠言的四處流傳,城裡人逃往鄉下,鄉下人逃進城,而最先提現金、逃跑的則是王公親貴、官員們。天津、上海租界的人滿為患,金融的恐慌、銀行的倒閉……他們目睹了時代的激變,深味著亂世的恐懼。
許多在華的外交官、記者、傳教士、海關人員、公司職員、情報人員見證了這個驚心動魄的過程,他們在日記、書信和報告中記錄了他們的所見所聞所思。間諜宗方小太郎、公司職員內田顧一、傳教士計約翰、記者莫理循的日記,大量外交官、海關人員之間的書信往來,讓我們看到革命是怎樣展開、一個王朝是怎樣跨塌的,更讓我們看到外國人在這場革命中選擇的立場,他們大致上保持了中立,而不是支持朝廷。即使日本有意干預中國內政,試圖影響這場革命,也因英國的反對而沒有採取有力行動。革命最終以妥協告終,就與列強中立有關,正是列強拒絕給南北雙方借款,南北財政幾乎面臨相同的困境,才走向對話,最終達成逼清廷退位、共建民國的共識。

如果說那時各國駐華使領館的大量信、電摻雜了本國政治利益的成分,那麼一個年輕的法國外交官儒勒‧樂和甘的家書透露的完全是他內心的真實感受。1911年11月19日,他在成都領事館給母親寫信:

現在在中國發生的各種政治事件,無疑是歷史上最重要和最不確定的。當然,不在場的人就沒有興趣。而對於我們這些一天天關注這場和平革命的人來說,簡直太讓人激動了。同時,也讓人疲倦,因為看到他們是如何拖延而使人無法預料結局。

在他們眼中,革命給中國帶來了嶄新的共和制,卻並沒有在最廣大的底層中國人中引起熱烈的迴響。這與魯迅等本國人的觀察是吻合的。辛亥革命帶來的變化,表面上可以感知的就是剪辮、易幟、改歷。五色旗在那場革命中的勝出具有標誌性,過去的許多史書對此都沒有說清,孫中山的表達也不對,1912年1月12日,他在給臨時參議會的信中說,「蘇浙則用五色之徽志」,「蘇浙之旗,以之克復南京」。史家張玉法的《中華民國史稿》也說:「武昌革命爆發後,鄂、湘、贛三省用十八星旗,粵、桂、閩、滇、黔等省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江、浙、皖及其他各省多用五色旗」。其實,江浙一帶獨立都是採用白旗,十八星旗主要在湖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主要在廣東,其他省很少採用。正是各省旗幟不一,南方臨時政府出現前,各方經討論通過以五色旗為國旗,此時南京已克復,五色旗從一開始即不是地域性的。就這面旗幟的象徵意義來說,更具包容性,與剪辮、改歷一樣,南北對五色旗也具有共識。這些最低限度的共識,降低了流血的代價,以較小的社會震盪完成政權的和平轉移。從這些具體而微卻至關重要的變化中,歷史推開了另一扇門。

在波濤起伏當中,被一個浪頭捲入或被浪花濺濕過的普通青年、少年,不僅有李宗仁、張治中、白崇禧、黃紹竑、陳銘樞、蔣光鼐、顧維鈞這些領袖、名將、外交家,更多在文藝、學術等領域各領風騷的人,如魯迅、胡適、梁漱溟、茅盾、郁達夫、徐志摩、顧頡剛、葉聖陶、吳宓、左舜生、王雲五、陳佈雷、吳虞……他們都已從這裡起步,這場革命給他們一生的影響有多大多深已無法測度,他們曾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的中國,至今仍在影響著這個國度。葉聖陶、吳宓、胡適、徐志摩、吳虞以及陸澹如、朱峙三等人留下了或完整或零星的日記,更多的人留下了回憶或當時的文字,他們都是辛亥之子,雖然他們不是那幕歷史的主角或配角,他們只是群角或觀眾,但是他們的私下記錄同樣具有不可替代的珍貴價值,那是大時代中一雙雙懷著不同夢想的眼睛,他們各自的見證豐富了歷史。當我在百年前的辛亥大變局中,在密集的人流之中陸續看見他們的身影,他禁不住想,歷史原來就是這樣悄然開始的,這一幕到下一幕。

2011年6月2日杭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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