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6月04日訊】六四這一天已經來過22次了，我們不僅在這一天沒有忘記這個日子，22年來也從未忘記，如同家中遇難親人的忌日。

5月25日我在[博訊]中讀到：最近一個時期，中國相繼出現了異見知識份子被失蹤被拘捕的事件。他們不同程度地遭受中共酷刑，甚至危及生命。

國保大隊人員逼迫異見人士和維權人士依照範本寫一份承諾書，承認自己的行為違反了國家法律，願意悔過自新，不再發表文章，不再接受外國媒體的採訪，不再參與維權活動等等，並簽名和留下指紋。還被警告若有違反，後果自負。這是近年來最大規模和最嚴厲的一次整肅行動，對國內敢言的知識份子、良心人士、維權人士肆意的綁架毒打更是開創了文革以來的先例。

劉沙沙在近日發表的文章《我的兄弟，我的英雄》中寫道：“我親愛的兄弟，當他們打了你、傷了你卻制服不了你，於是威脅要整治你的兒女、你的妻……他們拿你那乖巧女兒的照片給你看，又拿耿格精神失常的照片給你看，如此痛苦下被迫屈服的我的兄弟啊，你是真男子。你不用做了，你不欠國家的了，不欠民族的了。在你痛楚地垂下的眼簾前，這個國家應該羞愧，一個國家，保護不了你無辜的妻，無辜的女，所有人都該羞愧。”讀到此，我熱淚盈眶。不知劉沙沙為這篇文章又要付出怎樣的代價？

22年過去了，今天國內的局勢惡劣到了極點。

89年之後，國內的人們一直把很大的希望寄託在海外民運人士的身上，認為他們是六四的領袖、火種，勢必會發展壯大成為推動國內民主事業的強大後盾。每當國內的英雄好漢們遭遇迫害時，人們總以為來自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因六四移居海外的幾十萬同胞們肯定會想方設法多方救助的。可是，20多年來人們看到的是那些好漢們的孤軍作戰和個人遭難後家庭陷於絕境的悲慘經歷。

一位因六四入獄十多年的摯友對我說：“海外民運一門心思的想領導國內，推翻中共，而對國內朋友的幫助上卻不願下功夫去做。”他的實話驗證了人們的感覺。

這真是虧欠啊！我們這些親身經歷過六四已定居海外的中國人，我們逃離了魔窟在自由民主的國家發展繁衍，不論你的護照是否改變，我們對於那塊土地和同胞不都負有良心上的責任嗎？

讓我們除了六四周年的紀念之外，自覺地挑起救助國內英雄和他們家人的擔子吧。其實某個月匯去100元對於我們的家庭生活影響並不大，可對於陳光誠、胡佳、劉賢斌們的妻兒卻是30天生命存活的保障啊！想方設法從網上記錄下他們的電話、郵箱和帳戶，像待您的親人一樣給她們打電話，即使有監聽也不怕，把你的關愛勇敢地傳遞給她們，把你有限的資金真誠地奉獻給她們。在黑暗恐怖的那一邊，她們得到的是海外同胞誠摯的關注和牽掛；在孤獨困苦的日子裡，她們從你我這裡得到的是心靈的溫暖、生命的援助和與丈夫堅守下去的支撐。什麼樣的付出能夠有這樣的價值呢？我們太值得做下去了（根據我的經驗這些都是能夠做成的）！

在中共爪牙遍佈的世界裡，我們的聲援和支援也可能會付出代價，比如簽證的刁難、甚至對國內親人的騷擾。但是，和眾多被迫害的異議人士相比，上帝為我們量身定做的這副軛不是容易的嗎？這副擔子不是輕省的嗎？

我很欣賞這句民諺：如果你想做，自然能夠找到辦法；如果你不想做，自然能夠找到理由。

我常想起20年前拜訪過的一位老師，她的父親是孫中山的追隨者。我曾問她：“一生中什麼對於您是最重要的？”鄺老師微笑著說：“哦，還沒有人向我提過這個問題呢。我想一想吧。”她沉思了一會說：“到了老年，我感覺對於人一生最重要的是問心無愧的活著。內心的平靜和安寧是人晚年最可寶貴的。”鄺老師的話我不僅銘記在心，而且儘量傳講給身邊的年輕人。

面對短暫的人生、深重的國難，讓我們每個短暫而渺小的生命，在人類善與惡的較量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問心無愧地活著吧。

怎樣活，才是問心無愧呢？

我的答案是：做你該做的事，而且盡心竭力。

願我們為《六四》的死難者受難者、為一切被中共監禁、迫害的志士仁人、黎民百姓獻上衷心的恒切的禱告，願我們的感同身受和持之以恆的救助成為一種擔負；願上帝儘快拔除世界上一切獨裁專制政權，嚴懲那些自以為是神，殘暴迫害人民的掌權者，並求神拯救他們被邪惡捆綁的靈魂。

人盡人力，神動神功。

願上帝的公義與慈愛與我們同在。

資料來源：

時隔三十年，中共再對知識份子動用酷刑/趙春海
(博訊北京時間2011年5月24日 來稿）

劉沙沙《我的兄弟，我的英雄》

（責任編輯：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