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6月03日訊】提起《紅樓夢》的譯者，當代中國著名的大翻譯家楊憲益，瞭解他的人無不敬重他的學識和修養。他書香大家的出身以及與洋夫人珠聯璧合穩坐中國翻譯界泰斗的人生，在中國知識份子中堪稱一絕。楊憲益於2009年11月去世，《楊憲益傳》在大陸成為禁書，何也？因為這本書記載了他在大陸被刻意隱沒的真實故事。
22年前的6.4那一天，電波將一個中國老人憤怒的聲音傳向全世界，楊憲益的名字刷新了人們的全部記憶。
1989年春夏之交，由北京青年學生發起的反官倒反腐敗倡民主的愛國運動遭到中共的血腥鎮壓。6月4日凌晨，中共在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一帶開槍屠殺平民和學生。據統計，至少3000多人被殺害，受傷者10倍左右。
1989年6月4日上午，75歲的楊憲益在接受英國BBC廣播公司記者採訪時說：
「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可恥的事！這樣的血腥屠殺過去的任何反動政府都沒有幹過，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都沒有殺過那麼多手無寸鐵的無辜百姓；甚至連日本侵略者在佔領北京的時候也沒有幹過這種事！很多人都親眼目睹了這場殺戮。見證人看到一個7歲的小女孩在人民大會堂外被槍殺；還看見女學生的眼睛被子彈打穿；有的人被打掉一半臉；學生並非在抵抗，他們只是手挽著手地企圖擋住軍隊的推進，但是士兵就用機槍胡亂掃射。學生走開的時候，軍隊還從後面追著向他們開槍。」
「我譴責戒嚴部隊屠殺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國人民是殺不絕也嚇不倒的！他們可以將我也加在殺害的名單之上，但是他們不能夠殺光我們所有的人！他們不可能摧毀整個的國家！」
在當局開槍後，還能發聲呼籲譴責，一個學者視死如歸的一腔正氣劃破黑暗的北京上空震盪世界。
北京浸透在無辜平民和學生的血泊中，戒嚴部隊搶奪屍體搜查所謂暴亂分子的恐怖氣氛籠罩京城。楊憲益為了避免戒嚴部隊的抓捕，被迫離開妻子到朋友家暫避。後來住處附近出現搜查的戒嚴部隊，楊憲益拒絕了朋友提出的用假護照出逃的建議，隻身坐火車到東北親屬家暫避……
這一段經歷出現在楊憲益英文自傳《白虎星照命》（White Tiger）中。這部自傳九十年代在香港出版，大陸的中譯本名字為《漏船載酒憶當年》，其中凡是與政治有關的敏感內容都被刪除，包括上述內容。
當年，有一個學生從北京逃到天津時，因為說了一句「天安門血流成河」，就被當局抓捕判刑。楊憲益沒有被抓捕，德高望重的國際影響力再一次保護了他。中共沒有敢拿楊憲益開刀，統戰和思想改造是中共對這一類人的最主要手段，尤其是在要跟國際社會打交道時，總得保留一點裝門面的資本。
將近1989年底，中共宣佈：所有黨員必須重新登記，同時每人要寫一份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自查總結。這是中共慣用的思想監控手法，自所謂延安整風運動開始，這種清黨整人鬧劇就不斷上演。89屠殺之後的整黨風一起，人們自然憶起「反右」和「文革」的光景，無形的屠刀似乎架在了脖子上，為了保命，跟著中共的調子走就成了大趨勢。
楊憲益仍然譴責那些應對這起悲劇事件負責的掌權者，不承認自己有任何過錯。所以他決定不參加「黨員重新登記」。他寫了一個紙條給黨書記說：「我的認識仍然和以前相同，所以我要求退黨。」
黨書記本以為如果楊表示悔改的話，他們可以考慮從寬處理，以顯示黨的寬容偉大。但是沒想到楊提出來退黨，於是他們就召開會議，決定將楊開除出黨。總共只有十二人的會議，出席者中有一半人認為楊的所作所為應該受到批評。他們批評楊說，作為一個黨員不應該反對黨的決定，特別是對外國記者發表談話，引起了那麼大的國際影響，違反了黨的紀律；不應該把黨和北洋軍閥以及殘暴的日本侵略者相比。但他們並沒有說天安門的殺戮是正當的，也沒有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共產黨即使比日本侵略者更殘暴了，他們也是要擁護服從的，這就是黨性的需要。而這正是楊憲益跟他們的不同，楊不願意出賣自己作為人的人格和良心。最後舉手表決，所有的人都舉了手。然後，他們要求楊憲益發言表態是堅持自己的觀點還是表示悔悟。楊憲益只是簡短地表示服從決定，會議就結束了。
楊憲益出身名門望族，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父親曾留日，擔任過天津中國銀行行長。他的夫人戴乃迭是英國人。夫婦二人於1940年回國，支持在抗戰中貧弱的國家，他們一直在民國從事教書和翻譯工作。這樣的身世，想加入中共是很難的。直到1985，楊憲益的扛鼎資歷和健碩，足可以讓中共以優秀人物來炫耀隊伍，他才被批准接受為黨員。那時候在一般人眼中，入黨是一個難得的殊榮。進入實屬不易，但是要退出更難，那無異於反黨，更有被整治剪除的危險。楊憲益捨得一身剮，棄之如敝履，表明決不屈於強權、決不屑於與殺人者為伍的態度，這份氣魄、勇毅和良知，到今天仍然令人高山仰止。
對比今天仍然不敢化名退出中共組織的人，楊憲益是何等的高邁可敬！
楊憲益是一個才華橫溢性格溫和的天才翻譯家，24歲在英國留學期間翻譯了《離騷》，名噪一時。中共掌權後，楊憲益夫婦從事外文翻譯工作，架起了中國與世界文學之間的橋樑。在文革期間，楊憲益伉儷曾被莫須有地指控為英國間諜，遭到長達四年的監禁，熱愛中國文化的戴乃迭寧願被單獨關押，也沒有選擇回英國。1971年，英國保守黨議員戈斯特(John Gorst)在下議院提及戴乃迭的困境，之後，英國政府出面與中共當局交涉。一年後，楊氏夫婦才雙雙獲釋並恢復工作。
不幸的是文革批鬥造成的人倫悲劇，落到了他們頭上。楊憲益夫婦的獨子楊燁非常優秀，但中英混血的身份使他在學校飽受欺凌，因為中共的文宣將他的西方臉孔與殖民主義連結在一起。楊憲益說，他兒子完全沒有辦法接受父母都被關進監獄的事實，把矛頭指向自己，跟自己慪氣，最終精神不行了。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文教授詹納爾(Bill Jenner)說，中英血統最終使楊燁發瘋。他有三十年的時間拒絕英國的血統，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他卻又否定中國的血統。他強調他是英國人。精神分裂的楊燁於1979年在英國自焚身亡。這是戴乃迭永遠不能釋懷的悲痛。
10年後「六四」的恐怖再一次降臨，戴乃迭已經被殘破的理想這時徹底破滅。楊憲益通過BBC電台向全世界譴責中共軍隊的暴行後，她整天擔驚受怕度日如年，身體垮了下來。在擔心著楊憲益安危的一場大病後失去了記憶，喪失讀寫能力，再也沒有恢復過來，直到1999年離開人世。而楊憲益在夫人離世後，再也沒有翻譯過任何東西。
楊憲益去世後，大陸寫楊先生的文章不少，一家很有影響的報紙撰文稱他是「最後的士大夫、洋博士兼革命者」，在讚揚楊憲益的同時更往中共的臉上貼了一塊金——一個被刻意刪除了真實人生的學者，甚至連被開除黨籍這一事實都被故意隱沒，留在公眾眼前的就是一個熱愛中共的革命者了。這或許不是文章作者的首創，而是作文者也不知道真相才以謬制謬。這是中共文宣一貫擅長「製作事實」的效應。
詼諧達觀平和的楊憲益，從來不把自己看作名人，也從來不在意名。越到年老他活得越明白，越不想講假話。在很多人眼中，他有著魏晉士大夫的真性風骨。他的晚年正如他好友題贈的對聯：「從來聖賢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風流」。
這六月，一個真名士會被許多人記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