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6月26日訊】打開滕彪的博客，一陣音樂傳來，那是渾厚、優美而深情的男中音。在滕彪「被失蹤」的七十天裡，我常常懷著心裏的痛，聽著飄蕩的樂音，思考這位年輕的法律學者。
當代中國出現了一批奇特的人。他們本來擁有較為優越的社會地位，但他們深入民間，深入社會底層，以自己的法律知識，為那些被剝奪受欺壓的人伸張正義。他們是幸運者，因為他們走在歷史變革的最前面，影響了中國；他們又是不幸者，伴隨他們的經常是恐嚇、監禁和酷刑。滕彪就是這群奇特的人中的一個。
除了心懷法治理想為民維權之外，滕彪給人留下的印象，還有他對人誠摯的友愛，他不同凡響的哲學思辨，以及他那溫柔濃郁的詩情。
◎ 為自己受到區別待遇而羞愧
一位關心中國的外國友人對我說，她難忘滕彪在《打死挖個坑埋了！》一文中所表達的恥辱感。那是2010年12月，滕彪等人去探望被軟禁的友人的母親，遭到警察暴力傳喚。因為翻出了身份證，滕彪所擁有的「北大畢業，法學博士，大學教師，著名人權律師，耶魯訪問學者、十大法治人物」的身份，使他少受到一些傷害。事後，滕彪為自己所獲得的區別對待深感恥辱。
「沒有這些頭銜和身份，我還能表現出同樣的勇敢嗎？」「我被打死和一個農民工或乞丐被打死是一樣的嗎？」想到那些更無助的弱者、無辜的同胞，滕彪的心在流淚。正如法國作家紀德所說：「世上存在著貧困、絕望、痛苦和恐懼，致使一位幸福的人想到自己已經擁有了幸福而羞愧。……」
2003年「三博士」聯名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廢除暫住證制度，滕彪等人為被打死的大學生孫志剛鳴冤。此後，在政法大學教書的滕彪介入了數十件不同的維權個案。每一次介入，除了帶著法律和勇氣之外，滕彪還帶著他天性中的愛與善良。
2005年4月滕彪的父親癌症病重時，正是師濤一審被判十年。在吉林鄉下照顧父親的同時，滕彪想辦法上網瞭解師濤案情，打電話給師濤母親表示支持，並托人送錢資助。他心裏不停地叨念著：「被囚禁的詩人 / 請相信/ 審判審判者的時刻就要到來。」在為去世的父親守靈之時，滕彪還關心村裡維權的事情。他悲憤地質問：「我的鄉親們，你們的苦日子甚麼時候才到盡頭？你們是否知道，為甚麼終日的辛勞換來的卻是在貧困線上的掙扎？」
國內學者蕭瀚將滕彪比喻為「茶人」，「初識印象不深，甚至幾近於無，但越交往越覺可愛，像茶，容得細嚼慢品。」蕭瀚還評價滕彪在所參與的一系列重大社會公共事件中，「表現幾乎是完美的。」不少維權人士都說，交友就要交滕彪這樣的朋友。
◎ 友愛是對苦難的共同承擔
陳獨秀先生曾這樣評論中國人：「外飾厚情，內恆憤忌。」中國社會忽視人的價值，人際之間也就缺乏真正的愛。但中國人不是完全沒有真誠的友情，只是中國傳統的友情大都是私人之愛，這種友情能夠安慰個體的靈魂，卻對社會政治並無多少改善。例如孔子提出的著名的「三友說」，就是儒家友愛思想的濫觴。儒家友愛觀側重於個人德性的修養，局限於傳統社會狹隘的人際交往，這種友愛在提倡「忠君」的時代難以健全地生長。
而滕彪的友愛卻要博大得多。除了包含中國傳統友誼所要求的「誠信」之外，滕彪的友愛還注重於社會正義，關係到公共利益。在中國維權陣營裡，滕彪友愛的表現是如亞里斯多德所說的「同心」。這種「同心」是指公共事務上的同心，他們相互信任、相互勉勵，共同期待的是社會公正與人民福祉，為此盡心盡責。這種基於德性的友愛，只存在於正直的人之間。
西方的友愛思想從古希臘發展到二十世紀，遇上在極權主義的黑暗時代。那麼，這個時代的人如何生存、反抗，如何追求正義？ 阿倫特的回答還是「友愛。」阿倫特說：「友愛不是個體之間的同情，而是對苦難的共同承擔。」加繆在《鼠疫》中描寫的醫生裡爾和革命者塔魯之間的關係，被阿倫特視為友愛的典型。
在救助入獄的陳光誠時，滕彪被跟蹤被毆打，他把陳光誠的母親和孩子接到北京自己家裏住。滕彪說陳光誠是「一個能夠感受到愛與幸福、並能夠給周圍的人帶來愛的人」，他也同樣付出自己的愛。在胡佳被捕後，滕彪不顧當局多次威脅警告，公開撰文並接受採訪為胡佳呼籲，勇敢地表示願意繼續胡佳的事業。
當郭飛雄在獄中遭毆打被摧殘，滕彪贊同茉莉倡議的「給郭飛雄（楊茂東）所在梅州監獄打電話」的行動，馬上打電話去向梅州獄方表示關注與抗議。
政治是可以算計的，友愛卻不可以算計。在中國專制主義鼓勵人們追求金錢，使中國人變成自私冷漠之人時，滕彪罕見地保留了他天賦中的友愛精神。這種友愛既是個人的，是個人之間的靈魂相通、相憐相惜；它又是公共的，友人們以社會公義為目標，共同承擔苦難。西方哲學家認為這種友愛是人心裏的源頭活水，它使人成為生氣蕩漾的有靈魂之人，獲得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
◎ 文學是哺育反叛精神的食糧
儘管以「法治人物」聞名中外，滕彪本人最愛的卻是文學。他的父親是畫家，有多方面的藝術天賦，他的哥哥姐姐都熱愛寫作。滕彪從中學起就開始寫詩，在北大讀的是法學專業，他卻經常跑到中文系去聽課。他說：「如果這個體制沒有如此嚴重地侵犯人權，同胞們不是這麼容易遭到傷害，我根本不會參與維權，連律師都不會去做。對我來說，看書、寫作最為快樂。」
正如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所說：「為了自由，我們作了法的奴隸。」做了法律奴隸的滕彪仍然不能忘情於文學。法律只能部份地懲罰或防止邪惡所造成的後果，並不能完全根除邪惡，而文學卻能培養人高尚的想像力，能讓人想像美好的未來，以獲得抵抗邪惡的心靈力量。
滕彪閱讀了大量的文學和哲學著作，他既讀魯迅、奧威爾等經典作品，也讀科幻和中外優秀詩歌。偉大的文學作品會對人類苦難做深入描繪和探討，深刻發掘人類自身，並提出有關這個世界的一些挑釁性問題。即使是一些超越現實的文學，作家們也會在他們的故事敘述中，喚起人們共同的人性，培養人們的道德判斷力。
從這個角度看，獨立而有骨氣、深具使命感和批判精神、有思想有激情、性格寬容而博愛的滕彪，其人格之優異，與文學的哺育息息相關。 一方面，他和維權朋友們奔走於風口浪尖之上，時刻面臨失去自由的危險，另一方面，他在文學中獲得美的啟示，在哲學中尋求思辨的智慧。在這次「失蹤」前不久，滕彪寫的《分裂的真相——關於錢雲會案的對話》一文，就具有蘇格拉底式的哲學反諷意味。
在滕彪兩次被拘禁期間，他和他的太太王玲寫詩唱和。在《獄中致愛人》中，滕彪懷著款款深情吟誦：「我正行走在一條崎嶇顛簸的路上/ 但我未曾停止過歌唱，我的愛人/ 路邊的柳葉緩緩地變換著顏色/ 風中隱隱傳來遠方化雪的聲音。」王玲在《致愛人滕彪》一詩中回應：「你正行走在一條崎嶇顛簸的路上，/ 你在不停地歌唱，/ 你夢中的炊煙還在裊裊升起，/ 人們都已漸漸遠去。」
這些詩句，道出了維權先驅者的艱難經歷以及他們孤絕的處境。這些年來，滕彪的基本人權一步步被當局剝奪，先是被剝奪了律師資格，不准出國，學校停課，而後又是被強行「失蹤」，被噤聲，……。但人心中的詩情是無法被剝奪的，滕彪不但有當下關懷，也有終極關懷，他相信美能夠拯救世界，他希望自己能夠「用詩與歌來喚醒這沉睡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