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6月24日訊】在中共歷史教科書中，國民黨最為人所詬病的是其抗戰初期為阻攔日軍的進攻而炸毀黃河大堤並造成巨大人員傷亡的事件。正是該事件，將蔣介石和國民黨釘在了「禍國殃民」的歷史恥辱柱上。
對於這段歷史，中共是如此描述的：1938年6月6日，日軍佔領河南開封，直逼鄭州。國民黨軍遂炸毀鄭州花園口黃河堤，但未能阻止日軍南下，卻淹沒了豫、皖、蘇44縣，淹死89萬人，造成大片的黃氾區。
從上述描述中，讀者不難得出以下印象：國民黨阻止日軍南下的人為決堤是失敗的，國民黨不顧老百姓的死活是殘忍的、不負責任的。事實果真如此嗎？難道國民黨決堤前沒有向百姓預警？難道從軍事上而言，決堤真的沒有甚麼效果？所幸我們可以從一些史料中還原當年的真實情況。
根據台灣史料，如《1938年黃河決堤史料一組》1997年第3期陳慰儒編撰的《黃河花園口決堤經過》，《河南文史資料》第4輯王果夫寫的《花園口決堤記實》，《承德文史》第3輯中的《新8師蔣在珍部參謀雄先煜抗戰日記》，《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２輯等，我們可知當年的國民政府在決堤前是採取了疏散老百姓的措施的，其後亦採取了救助行動。
史料記載，國民政府在決堤前的6月2日，鄭州專員就督促直接受害區中牟縣和鄭縣的縣長發放每人5元的「逃荒費」，老百姓於是沿著賈魯河兩岸向西遷徙，一共走了3天才走完。此外，當花園口決堤後，國民政府又發放50000元用於直接受害區的「急賑」；一週以後，政府又發放200萬元用於黃氾區持續性賑災。
根據事後調查，「6月9日，花園口決堤放水，口門以下4個村莊——邵橋、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崔莊、全部沖毀、蕩然無存，一直到黃災結束，這4個村莊再沒有恢復。所幸的是，決堤放水時，這4個村的居民因事先知道決堤及時遷避而無一人傷亡」。（《三聯生活週刊》,2005）
就連當年的左翼記者曹聚仁的回憶也是：「我們於6月底，到那一帶放賑，鄉民各自安居家中，赤腳來領賑濟物品，面有笑容，並未造成災難。」
也就是說，當年6月花園口黃河決堤並未造成巨大人員傷亡，反而延緩遲滯了華北日軍機械化兵團南下會師的時間表。
那麼國民政府行政院統計的89萬這個數字是從哪裏來的呢？實際上，這個數字包括了黃氾區1938年到1947年十年間因水災、旱災、蝗災和風災直接、間接死亡和失蹤的人數總和，還有一些地方政府或因統計的困難，或為了多撈些「補償」，也有虛報數字的。
此外，國民政府想將花園口決堤栽贓於日本，是故在宣傳方面頗有些對災情聳人聽聞。這自然讓抓住了把柄的中共藉機利用，而這一點可從中共的支持者宋慶齡領導下的《保衛中國同盟通訊》中找到佐證：「1938年初夏，日本軍隊從漢口向徐州推進，中國軍隊決開了黃河南堤岸「，但該報導也實事求是地承認，「國府事先疏散了當地居民」。
另據2008年大陸《黃花崗雜誌》第7期刊載的曾為國民黨軍官、指揮了決堤全過程的熊先煜的《花園口決堤真相揭密》一文，我們更切實地知曉了當時的一些情況。
據該文披露，「決黃河之水阻隔強敵」 早有議案，其依據是：中共建政後，晏勳甫在其自述文章中談到，1935年他擔任武漢行營參謀長時，便有中日交戰時可決黃河之堤將敵隔絕於豫東，藉以保全鄭州之議案；1938年他出任第一戰區長官部參謀長時，又和副參謀長張胥行以此計劃向程潛建議，程認為可行，遂向蔣介石請示，蔣回電予以批准。此外，馮玉祥、白崇禧等都曾向蔣介石建議放黃河之水制敵。也就是說，在不少人看來，從中日實力對比來看，從純軍事的角度講，決堤於我有利，雖然會造成嚴重後果，但應是不得以而為之。
在日軍迫近後，熊先煜奉命率部在花園口決堤，因為從地形和時間上而言，這裡最為合適。在決堤過程中，日軍曾派飛機干擾，並投彈數枚，落於決口附近西南面村莊，炸死炸傷居民十餘人，但決堤並未因此而停止片刻，並最終於6月9日上午8時開始放水。
奔騰的黃河水雖然造成了一些沒有及時搬遷人員的傷亡，但數字絕對沒有數十萬。事實上，參與花園口絕提的國民黨官兵們也根本沒有親眼看到數十萬村民們被淹的場景，考慮到當時通訊的不發達，很可能他們並不知道國民政府地方政府在移民方面的努力。
而顯而易見，黃河水卻給侵華日軍造成了巨大創傷，「日軍驚恐萬狀，東奔西突，人馬踐踏，車、馬、人員淹沒不計其數」，而且達到了阻止其南下速度的戰略目標，這可從日本官方的文件中得以佐證。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寫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中提到，日軍僅第二軍就有7452人死於洪水。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在「日軍侵華史長編」中也寫道： 「中國軍隊6月10日左右於鄭州東北掘開黃河堤防，使黃河水向東南方向湧出，採取了水淹戰術，淹沒了自己的廣大沃野，形成了經中牟、尉氏、周口、阜陽連接淮河的大地障，給我軍行動造成極大困難。」
花園口決堤迫使日軍暫時止步於平漢路以東，並使國民政府軍第一、第五戰區在洛陽、老河口立足，與江南諸戰區遙相呼應， 從而確保了西北、屏障陪都，有力地支援了抗戰。
也許，這樣的犧牲頗有壯士斷腕之氣概，考慮到當時情勢的危急以及國民政府在安民方面的努力，今人大概難以苛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