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0日訊】(美國之音記者: 王南華盛頓報導) 中國共產黨由蘇聯控制的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一手催生。1920年4月，共產國際派代表維經斯基到中國，他先在北京會晤李大釗，後在上海接觸陳獨秀，建議他們籌組中國共產黨。8月，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組黨。1921年7月2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和13名中國代表在上海的法國租界秘密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因為擔心法租界巡捕干預，代表們8月3日在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舉行了閉幕會議，選舉出中共中央局三名領導成員。陳獨秀為總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任宣傳主任。中共後來把一大定為建黨時刻，並把7月1日定為“黨的生日”。
出席中共一大的中外15名代表以及早期兩大領袖後來的命運如何呢？
中共一大的莫斯科欽差
兩名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後來都受到黨內政治衝擊並死於槍決，一位死在納粹槍下，另一位則被自己人當成內奸處死。
馬林(1883-1942)，荷蘭人，本名斯內夫利特，化名馬林。早年參加過荷蘭和當時為荷蘭殖民地印尼的工運和共產黨活動，後被列寧做為共產國際代表派到中國。馬林和孫中山建立聯繫，主張國共合作，並向中共傳達第三國際要求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命令。馬林1923年離開中國。1927年，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反目成仇，馬林站在托派一邊。二戰爆發後，馬林參加荷蘭抵抗運動，1942年被納粹德國槍決。
尼科爾斯基(1889-1938)，俄共黨員。1921年6月被派到中國，參加中共一大。此後為蘇聯從事與遠東事務有關的間諜活動。1938年，在斯大林展開的肅反運動中，他被當成間諜槍斃。
高級領導內鬥失勢變“大叛徒”
出席中共一大的中國代表有13位，這些人可謂中共建黨元老了。不過，13名參加“建黨偉業”者當中，有幾位卻享受不到中共的美譽。他們在中共官方史學家筆下淪為“落伍者”甚至“歷史罪人”，其中一名被中共視為“大叛徒”，還有兩名是被國民黨政府槍斃的“大漢奸”。
張國燾(1897-1979)，江西人，早年參加五四運動，後追隨李大釗參加組建共產黨的活動。張在中共一大上被選為中央局組織主任，是三名“中央領導”之一。張一直在中共身居要職，包括在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以及在中共武裝根據地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
1934年，在國軍圍剿下，紅軍撤離根據地，號稱“長征”。1935年6月，張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和毛澤東等人領導的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在四川懋功會師。紅四方面軍實力強於紅一方面軍，雙方產生矛盾，張另立中央。毛北上延安站穩腳跟，張南下損兵折將。共產國際宣佈延安的中央為正統。張被迫北上投奔延安，被剝奪兵權。
國共合作抗日後，在中共內部受打壓的張國燾1938年跑到西安投奔國民黨，被中共開除黨籍。張後來擔任過對共鬥爭設計委員會的中將銜設計委員兼主任秘書。1948年，隨著中共軍隊節節勝利，張遷移台灣，1949年又移居香港，1968年移民加拿大，1979年在多倫多病逝。
中共元老投奔國民黨又親日反蔣竟成“大漢奸”*
陳公博(1892-1946)，廣東人，早年參加過反清活動，大學畢業後接受社會主義思想，在廣州和陳獨秀參加組建共產黨支部活動，1921年代表廣東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共產國際主持中共召開“西湖會議”，要求中共支持當時在廣東的孫中山和國民黨，陳公博因支持與孫對立的陳炯明而遭黨內警告，陳脫黨赴美留學。1925年回國後加入國民黨左派並任高級職務，曾與汪精衛等人在國民黨內挑戰蔣介石權威。
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陳公博在1938年隨汪精衛在被日本佔領的南京另立政權，和蔣介石的重慶政府分庭抗禮。南京政權被視為“偽政權”。陳公博被視為僅次於汪精衛的“二號漢奸”。日本戰敗後，陳逃亡日本，遭國民政府通緝，後被押回中國。1946年，陳以通敵叛國罪被處死。
周佛海(1897-1948)，湖南人，留學日本期間接觸共產主義，1921年以旅日中共代表身份出席一大，還替陳獨秀擔任過代理書記。1924年，周佛海加入國民黨並脫離共產黨。周曾站在汪精衛一邊反對蔣介石，後又跟隨蔣介石並任高級職務。
1938年，周追隨汪精衛到南京組建偽政府，曾任偽行政院副院長。從1940年起，周又與在重慶領導抗日的蔣介石政府暗中聯絡，表示願“戴罪立功”。1945年日本投降後，周曾參加在上海的戰後接受工作，但因輿論壓力，蔣介石還是於1946年以通敵叛國罪把周關入監獄。周佛海1948年死在獄中。
周佛海在日本出生的次子周幼海在1946年成為中共地下黨員。中共建立政權後在上海公安局工作，從1955年起因“反革命罪”先後兩次坐了18年的牢。1983年被“平反”，1985年病逝。
無緣享受無產階級革命家尊號
劉仁靜(1902-1987)，湖北人，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參加五四運動並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是出席中共一大最年輕的代表。後曾任共青團書記。1927年，劉在蘇聯期間正逢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反目。劉離開蘇聯途中繞道土耳其拜見已被開除黨籍的托洛斯基。回國後，他被視為“托派分子”並被中共開除黨籍。劉1935年被國民政府逮捕，出獄後脫離托派，在國民政府中謀職求生。
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後，劉又到北京投奔他當年參與創建的共產黨。1950年，《人民日報》 發表劉的認錯聲明，同時加編者按說，劉仁靜對過去的反革命罪行認識得還不夠誠懇深刻。劉被安排做編譯工作。1966年文革爆發後一度被關進監獄。
1981年中共黨慶前夕，官方媒體採訪當時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劉仁靜，劉再次表示自己犯過重大錯誤，還感謝共產黨對他“仁至義盡”。1986年，劉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1987年8月5日，老人在北京街頭散步時被一輛公共汽車撞死。
包惠僧(1894-1979)，他代表陳獨秀出席中共一大。一大後參加組織工運。1922年曾在湖北招待毛澤東，請他吃武昌魚。按照共產國際的國共合作指示，包在1924年以中共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黨。1925年任黃浦軍校政治部主任，後參加北伐。1927年國共分裂後，中共指責他沒有做好國民黨將領工作，給予他警告處分，包惠僧隨後脫離共產黨，在國民政府中任職。1944年國民政府縮編，包申請離職，後移居澳門。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北京，投奔昔日同事，後擔任國務院參事等閒職。文革期間曾遭衝擊。包惠僧在1979年病逝。
1991年，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在嘉興南湖指點著一大13位代表的照片展覽說，大浪淘沙，張國燾、陳公博和周佛海“走向了革命的反面”。(江澤民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個平穩退休的總書記)。劉仁靜和包惠僧被當今中共黨史作者形容為“迷途知返”，但享受不到“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尊號了。
脫黨不變志 難逃被斗死
還有兩名中共一大代表不久後便脫黨，一位是李漢浚，一位是李達。不過中共給二李的歷史地位要強於劉靜仁和包惠僧。李漢俊仍被稱為“烈士”，對李達也有“脫黨不變志”的說法。
李漢俊(1890-1927)，湖北人，早年留學日本並翻譯了《馬克思資本論入門》。中共一大就在他哥哥位於上海法租界的寓所召開。1922年因與陳獨秀、張國濤等人不和而退黨，在武昌教書，後加入北伐陣營。1927年，國民黨左右派之間爆發寧漢戰爭，武漢為左派大本營。李被攻入武漢的桂系軍隊以“共黨首要分子”罪名逮捕並處死。
李達(1890-1966)，湖南人，早年曾留學日本，參與陳獨秀的組黨和宣傳活動。李達參加中共一大並被選為中央局宣傳主任。1923年，李達和陳獨秀吵翻臉，脫離中共，從事教學，還在毛澤東主辦的湖南農民運動講習所任過教。他後來長年在國統區講授馬克思主義。
1949年，得勝的毛澤東重邀李達入黨。李達歷任湖南大學校長、武漢大學校長、人大常委等職。早年地位曾在毛澤東之上的李達這時變成了毛澤東思想的宣傳手，是毛澤東發起的各種大批判包括“反右運動”的急先鋒。但文革爆發後他本人也淪為批判對象。1966年，李達連遭批鬥，病重得不到治療，淒慘死去。
一大代表只一人陪毛善終
毛澤東和另外5名中共一大代表自始至終沒有在組織上脫離中共，但只有董必武1949年10月1日以勝利者的身份陪同毛澤東站到了天安門城樓上，也只有他一人陪著毛在高位善終。
鄧恩銘(1901-1931)，貴州人，一大後曾到蘇聯參加國際共產黨人大會，後在山東從事工運，1926年任山東省委書記，1928年被捕，1931年被槍決。
王盡美(1898-1925)，山東人，和鄧恩銘一道參加中共一大，是中共在山東的組織者之一，1925年在鼓動工運期間因肺結核病逝。
何叔衡(1876-1936)，湖南人，與毛澤東一起代表湖南參加中共一大。1928年赴蘇聯，1930年回國，任共產國際救濟總會負責人。1931年進入中共在江西瑞金的根據地，任“蘇區”法庭主席等職務。黨內展開“肅反”，一些中共黨員被槍斃，何反對濫殺，被認為“右傾”，撤銷所有職務。1934年，紅軍開始“長征”後，何被留在根據地。1935年，何從江西轉移福建途中被民團武裝打死。
陳潭秋(1896-1943)，湖北人，和董必武做為武漢代表出席中共一大。陳潭秋參與領導過工運，做過中共的省委書記，1934年到蘇聯加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陳1939年赴新疆擔任中共代表。當時控制新疆的盛世才曾和蘇聯合作，但盛世才覺得蘇聯和中共在新疆策劃暴動，威脅他的統治，因此在1942年向國民黨中央政府靠攏，驅逐蘇聯代表並逮捕陳潭秋等人。陳潭秋和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等人在1943年被盛世才下令處死。
董必武(1886-1975)，前清秀才出身，參加過辛亥革命，在日本留過學。在中共一大代表中，除了毛澤東之外，他是碩果僅存的身居大位者。中共建立政權後，董必武擔任過國家副主席、代主席和中共政治局常委。董必武似乎沒有捲入任何政治鬥爭，既沒有受過整肅，也不掌握實權。文革期間，身為中共元老的董必武本人沒有被打倒，但他的小兒子卻因政治問題兩度坐牢。
毛澤東(1893-1976)，湖南人，他被中共奉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也是世界現代史上的風雲人物。據說，毛澤東參加中共一大時說話不多，也許和一群造反的書生格格不入。但他後來居上。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的政治和軍事領導地位得到確立。他在血腥的國共戰爭和殘酷的中共內斗中戰勝一個又一個的對手，—包括他昔日的同時和上級，最終掌握了至高無上的權力。“偉大領袖毛主席”生前享受著帝王和神一般的頂禮膜拜。
雖然毛死後中共承認他“犯了錯誤”，但“毛澤東思想”仍然是中共的指導思想。從1967年文革高潮直到現在，中共最高層所在地中南海的正門新華門的門邊八字牆的東側就一直鑲著這樣的大字標語：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北李南陳先後逝 一生榮辱有誰知*
兩位當時可謂“大師級”的中共發起人陳獨秀和李大釗(時有“南陳北李”之稱)都沒有親自出席中共一大，不在一大代表之列。
李大釗(1889-1927)，河北人，曾留學日本，曾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和教授，與陳獨秀等人傳播馬克思主義並組建中國共產黨。1924年，按照共產國際下達的國共合作指示，李大釗加入國民黨，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925年，北洋政府指責李大釗“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並對他發出通緝，李大釗躲入北京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區，繼續指揮活動。東交民巷是使館區，按照《辛丑條約》，中國軍警不得進入。
1926年，國民革命軍在蘇聯支持下誓師北伐。1927年4月，張作霖控制的北洋政府經列強同意後派兵查抄蘇聯使館，逮捕了李大釗並查獲武器彈藥和宣傳品。北京教育界和政治界呼籲寬大處理並通過普通法庭審理李案，但北洋軍前線將領要求嚴懲。李大釗最終被送交軍事法庭，並以和蘇俄裡通外國的罪名被判死刑。李大釗從容赴死。張作霖同意李大釗的要求，對他實施絞刑而非槍決。
李大釗出師未捷身先死，卻避免了日後蘇聯和中共的黨內鬥爭，保住了“革命先驅”的名節。另一位共產黨創建人陳獨秀的政治命運就要坎坷多了。
陳獨秀(1879-1942)，安徽人，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和五四運動精神領袖之一，做過北京大學教授，中共建黨期間在上海和廣州活動。陳獨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選為中共首任總書記。
共產國際要求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時，陳獨秀曾表示反對，但還是執行了莫斯科的指示。北伐戰爭期間，蔣介石展開清共，但汪精衛最初仍堅持聯共。陳獨秀和汪精衛1927年4月曾發表聯合宣言，試圖維持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合作。但新形勢下，共產國際內部產生分歧，改變國共合作政策，下令中共自行組織武裝。7月，共產國際重組中共領導層，陳獨秀被停職。汪精衛隨後也展開清共。8月7日，中共在共產國際代表主持下召開“八七會議”，決定對國民黨展開武裝鬥爭。陳獨秀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者”，“革命失敗”的責任歸給了他。
1929年，張學良的東北軍試圖從蘇聯手中收回東北鐵路(中東路)控制權，蘇聯紅軍進攻中國東北。中共提出“武裝保護蘇聯”口號，共產國際表揚中共體現出國際主義風範。陳獨秀髮表文章，既反對國民黨政府以民族利益為口號挑戰蘇聯，又批評中共的宣傳方式“超越群眾”。中共宣佈陳獨秀喪失無產階級基本立場，淪為托洛斯基反對派，開除了他的黨籍。
1931年5月，中國各托派組織召開統一大會，推舉陳獨秀為托派的中央書記。陳獨秀成為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的敵人。1932年，陳獨秀被國民政府逮捕，章士釗、胡適、蔡元培和愛因斯坦、羅素、杜威等中外文化名人紛紛呼籲國民政府寬大處理，但各地國民黨當權者要求嚴懲，共產黨繼續譴責陳獨秀。1932年，陳獨秀以宣傳叛國的罪名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囚禁在南京。
1937年，日軍攻佔南京前夕，國民政府將陳提前釋放。中共發表題為《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的文章，要他“虛心地檢討自己的政治錯誤，回到“革命的行伍中來”。陳拒絕認錯。他既不願意返回共產黨做擺設，也拒絕與國民黨合作反共。1942年5月27日，貧困交加的陳獨秀病逝於四川江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