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互動】

從漢學家受賄謠傳看中西媒體標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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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06月13日訊】(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主持人:我們想問一下在線的Mat(馬修),如果在美國的話,像李希光這樣一個有地位的人,而且是新聞學院的副院長,您認為他會這樣做嗎?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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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我覺得不可能。因為在西方學術界,大家都很注重他的信譽,都是講有核實可靠的資料,所以如果有一個人聽到這麼一個消息,或是教授或是記者,他會先要了解那個消息的來源、源頭,然後去查,瞭解它到底是真的還是不真的,可以拿到什麼樣的證據,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如果)你沒有這麼一個證據,你不會去散發這個消息,因為本來就是不負責任,而且這不是西方界的一個看法,這是常識,而且有責任嘛!

主持人:好,謝謝Mat。我們回來問一下李天笑博士,剛才這位觀眾朋友說了,它沒有記者,它有的是宣傳員。那麼在中國的媒體界,記者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媒體有什麼樣的規則或者原則呢?

李天笑:一個最大的原則就是必須按照黨的宣傳口徑辦,因為中國的媒體都是黨的喉舌,基本都是官辦的,官辦也要按照政府的說法去做。所以西方新聞界有句話叫做 「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實際上中國來說,現在是「人咬狗小新聞,黨咬人大新聞」,所以這個事情就突顯出整個中國新聞界是被黨控制的,甚至利用中共媒體來造謠,然後達到它的政治目的,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另外,比方像這種報導原則裡面,具體來說就包含比方說經濟虛報、業績高報、領導關懷重點報,還有大災小報,傷亡人數能報就不報,報了也打折報;另外的話,貧困、失業、上訪、自焚盡量不報,這是具體的。也有另外一個類型的,就是小罵大幫忙,打擦邊球,繞著紅線轉,這也是一種方式。

像這個《鳳凰電視台》,今天它的一個主持人自曝說講錯一句話,他說我們是體制內的,結果今天就不出現了,一個姓竇的。另外,早先有一個評論員他也是講了一些真話,結果也被開出去了。這個說明什麼呢?就是為了要製造一種假象,好像能夠有一些獨立的媒體,或者是海外的媒體,就是給它們一種關懷。但是這種現象在國內也有,就是這種。

另外的話就是叫「有價新聞」,比方說這次李希光,據說他大肆讚揚重慶的唱紅打黑以後,就被西南政法大學聘為教授,然後給他一套高級的房子,三層樓,有帶車庫的。人家是大概兩千多1個平米,他大概就一千多1平米,等於是連送的這樣的送給他了,他也不用經常去。

在報導新聞的時候也有這種現象,也是很普遍的現象,就是說我報了你的東西,你要給我報酬,這也是金錢滲透了整個新聞界,也是道德淪喪的一種表現。所以總的來說,中國的新聞界應該說是烏煙瘴氣,基本上能夠想發出一些正義聲音的事實的報導,那可能就受到打擊、打壓。

主持人:我想這種現象可能對西方人來說,就更是非常的困惑,難以理解。比如說像李希光和張一一這樣的文章,可以在官方網站流傳;還有一些文章就被過濾掉,甚至有人認為你是「破」了它的線,就是你沒有進行自律。那麼在中國到底現在媒體是如何操作的?比如說我是一個記者,不論我是中國記者也好,還是西方記者也好,那我要報導總要有個原則,你說這個是可以報,那個是不可以報。那麼現在沒有原則,那大家怎麼操作呢?得遵守一個什麼樣的規則呢?

張凱臣:天笑博士剛才把總體上中國大陸新聞界的一些管控情況講得很清楚,關中外記者在中國依據什麼,從中共的角度來說,中共是選擇性的新聞,選擇性的管理。利於它統治,利於專制的,不管這是真是假,哪怕是瞞天過海,造謠惑眾,也堂而皇之的要給發出去,可以宣傳出去;(如果)是事實,哪怕鐵打的事實,說是被暗殺了,有多少人舉報啊,證人啊、線索啊,它可以視為烏有,這是中共今天管理新聞界、管理文化界的一個殘酷的現實。

所以就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講的: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就說法律對中共沒有用,就是作為記者,你想實事求是的報導,你沒有任何護身符,你只有完全依附於中共,按照它的口味去辦,你才有一些生路,你才能發表出來。所謂的「原則」就是適合中共的就生存,不適合中共的就死滅,這就是今天中國的新聞文化管理的原則。

主持人:好,我們有觀眾朋友在線等候多時了,我們先接一下中國上海彭先生的電話,彭先生您好。

彭先生:你好,主持人好。我想問兩位老師一個問題,比如說老江的「三個代表」啊,或者老胡講的那些東西,也都是馬列的那些剽竊吧,他那是明擺著要剽竊,那也沒什麼創新,因為領導帶頭嘛,老百姓肯定就跟著來。另外講中國的腐敗問題,學術腐敗也是政治腐敗導致的,比如說好的教授,從國外那兒知道是剽竊的,寫得好的都是錯的,一個人寫錯了,好多人都是錯的,抄來抄去也沒人管,他們也不去想到做好學問,誤人子弟的做法也是屢見不鮮的,你看國外的教授寫一本書,花5年、10年,他們寫的錯誤基本上很少,比如說計算機數學、物理剖析那些書,很少有錯的。

還有一個問題,比如袁隆平就是研究水稻的,也不是老江和老胡要吃飯嘛,全世界人都要吃飯,對它政治沒有什麼利益,所以選什麼院士啊,選什麼職稱啊,很難的,最後也是美國給他一個外籍院士。就像錢學森研究那些導彈,為了它的政治目的,它也需要這種人,所以這種人獲得利益也就無所謂了,也就很輕易能夠拿到。我想請兩位老師作一個評價吧,謝謝。

主持人:好,謝謝。我們接下一位加州丁先生的電話,丁先生請講。

丁先生:安娜主播好,張凱臣博士好,李天笑博士好,還有來賓Mat好。關於這個漢學家教授受賄賂這個問題啊,範圍可以說得很廣,稍微簡化一下。這個是否謠傳啊?顯而易見的,西方媒體絕對不可能造假,因為大多數西方人腦筋不會轉彎,一根腸子通到底,看起來比較頑固,實際上人家是很老實的。

而中國媒體就不要說現在,在二戰前國民黨「寧漢分裂」時期,中間雙方就相互造假,後來在大陸淪陷到六四事件,六四事件到今天,又形成更多造假,因為中國百姓的劣根性就是比西方百姓……一個學生領袖講的,說是迷惘、自私自利。

他也認為中國永遠不可能有美國強,照現在這個進展的話。最後兩句話,他這個人現在在美國,他就離開美國,永遠別再回來。這是他講的。謝謝,晚安。

主持人:好,謝謝。那我們來回應一下剛才彭先生和丁先生他們所說的話,還有他們的問題,張先生請。

張凱臣:這個彭先生我就觀察他,他是咱們《新唐人》的忠實觀眾,他經常來互動,我們要感謝他。他提了很有價值的問題,我總體上回答他的問題。他說中共底下媒體人為什麼能喪失原則,而被中共利用,為了被金錢所腐蝕,幹一些出賣良心的事;國外為什麼這種事基本很少,在有些領域甚至沒有。他讓我們解釋這是什麼原因?我告訴他,就是體制不同。

因為中共是一黨專制,一黨專制必須控制新聞,它如果實事求是的發布新聞,人民就要說了,我們不希望一黨專政,我們希望民主,希望憲政,希望監督,希望國家的人民真的當家作主。所以它就要一黨專制,控制媒體,就是說一黨專制好。

但是國外真正是三權分立,相互牽制,相互監督。媒體是社會公器,是第四權力,它是為人民、為國家、為民主而把持一些原則。所以這就是中國為什麼出現李希光、張一一這個事件,而國外這種事件很稀有的根本原因所在。

主持人:嗯,李博士?

李天笑:我覺得剛才彭先生講到一點,就是有一些學術上的腐敗現象,也包括這次李希光事件。李希光我們知道他有一些頭銜,另外他在哈佛大學,在國外他也有一些頭銜,另外也看到他用英文發表了一些文章。

實際上除了我們剛才講的,他起到這次共同參與「造謠門」事件(之外),其實他還有一種作用,就是利用他在國外的一些聲譽,來達到抹黑馬悅然的功能。其實像這樣的人,他本身是教新聞的,但他又是個新聞人物,其實他的下場,他也是受害者之一,為什麼呢?你看這件事情發生以後,很快的被網民揭穿,揭穿以後,他這個事情反而受到「騰訊網」很多網站持續不斷的跟蹤、追擊。

其實你可以看出來,他揭露了重慶市的「唱紅打黑」,當然一旦他的造謠被揭露以後,很可能在黨的內鬥當中他就被捲進去了,人家很可能就利用他這件事情,索性把他打下去。實際上他現在受到的打擊,也是在他自己做了一件壞事最後受到的懲罰,這個就說明你要為共產黨做事,最後的下場是很不妙的,也是一種警示吧!所有這些像李希光或者其他類似的為中共服務的這些御用文人,都應該從中吸取教訓。

主持人:剛才加州丁先生談到,比如像媒體的這些東西,他把它歸於中國老百姓有劣根性。那我們知道在民國甚至在清朝的時候,媒體的報導讓老百姓還有可以說話的地方,就是說這個東西說的是真是假、是虛是實,還是要有一些根據的,而且比如說你報的是假的,那另外媒體可以揭露你報的是假的。那麼現在跟那時候相比,您覺得國際社會對於中國這種新聞報導的看法,有什麼樣的差別嗎?

李天笑:現在國際上的媒體,對於中共這種卑鄙的手法,利用中國一些有名人物,或者是一些學術界的人物來做一些事情,這種現象他們還是認識不透的。他們在個別的事情上可能發現一點,但是整體來說,我覺得還沒有整體的認識中共。

比方說有一位很有名的網絡作家叫安替,當時他揭露李希光,他說李希光在對國外媒體,比方接受《CNN》採訪的時候,他基本上是談他的自由價值,講新聞自由,講媒體、網絡開放等等,但是反過來在國內他就提倡「網絡實名制」,就是誰上網就要公開自己的名字,實際上這是幫助中共,為什麼呢?很多人在中共的高壓統治下不敢用真名發表,用真名發表很快就把他打下去、抓進去判刑或者是消失了。

所以這種兩面的手法,實際上西方媒體還是看得不太清楚,一些西方媒體在採訪中國有關媒體的時候,找到的是他;另外還有清華大學的一些教授,記者也是採訪他們。所以我覺得不管是中國人也好,還是外國這些媒體、這些人士都應該去看看《九評》,要認識共產黨的真正的面目,就要系統讀《九評》,你才能夠掌握這個。所以這應該是共同的一個任務。

主持人:那麼剛才兩位談到中國媒體報導的這種現狀還有所謂的規則。那麼來問一下Mat,我們知道前段時間有一位《紐約時報》的記者寫了不實的新聞,引起很大的爭議,所以他的主編不得不出來向讀者道歉。而且對《紐約時報》本身的聲譽造成很大的影響。

還有另外一個事件,就是99年法輪功在中國被打壓之後,有一個(報社記者)Ian Johnson單獨到中國去調查,然後去採訪了很多人,把法輪功學員陳子秀被迫害致死的故事寫出報導而且獲了獎。那麼這兩件事情是一個非常鮮明的對比。那麼在西方的新聞報導中,他要遵守什麼樣的標準和原則呢?

Mat:當然就是客觀的標準。我覺得這不是西方的一些標準,當然是從西方社會演變出來的,而且是當代社會或者現代事情演變出來的,但這也是一些客觀的標 準。妳是想要知道記者要遵守的一些原則嗎?

主持人:是,請講。

Mat:當然就是你寫的報導,你要了解那個真相是如何,然後你要抓到證明的一些證據,你需要解釋你是怎麼知道這些證據,讓他相信讓他能夠理解。那學術界也是一樣,那就是為什麼他們有那麼多的註腳,做那個報紙也不能有註腳,因為是另外一個格式,但還是一樣的原則,就是發掘真實的情況,然後給讀者解釋你為什麼知道。中國現在也是這樣,比如說那個財經工商雜誌也是有一些做調查的記者,他們也做得很棒,一樣的原則嘛!

主持人:剛才李天笑博士談到很多西方人對中國的這種媒體不瞭解,那麼您在西方而且是非常關注中國的這些新聞,在西方的新聞界中,對中國的新聞現狀是怎麼看的呢?

Mat:我覺得如果中國現在不是中共恐怖統治的社會,就是中國人治國的社會,他的媒體標準可能會跟西方社會一樣,因為這是當代社會的客觀標準。所以妳說是中國的媒體標準,我覺得應該說是中共官方媒體影響了一些標準,因為標準是客觀的。

(待續)

(據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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